關機、不掛網 減少干擾 生活很easy 【記者梁玉芳】 即使電子科技無遠弗屆，社會中仍有人能清醒地對新科技保持理性距離，他們關機或根本 拒絕使用。前年苗栗科技大學引進國外的「關機運動」，算是集體反省的濫觴，參與者可 以用電視遙控器換書回家看。 洪蘭／ 省下時間 看更多的書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洪蘭是資深「無電視族」，她四處演講，呼籲把看電視 的時間省下，可以看更多書。 洪蘭說，這都要感謝當年那家彆腳的搬家公司。一九九二年她和曾志朗帶著孩子舉家由美 返台，搬家公司卻把所有電視機、微波爐、碗盤，全都摔碎。自此，她家不再有電視，同 時也體會「人只要有一隻碗、一雙筷子，也可以過活」的簡單哲學。 由認知專長，洪蘭更有拒絕電視的理由。她說，美國知名大學如史丹佛的研究，早證明臥 室裡沒有電視的三年級學童，在語言能力的表現上要比有電視的小孩高。 她解釋，看電視是被動接受訊息，閱讀時卻是主動的神經活動，主動的認知才能形成記憶 ，才是有意義的學習。 除了電視，科技對人類生活的侵擾，也讓許多人在科技潮流中，寧願反其道而行：拒絕手 機，拒絕掛網（成天掛在網上）、關上即時通，對新科技更顯謹慎與主動選擇。 呂秉怡／ 只用叩機 不想被打擾 在人手不只一支手機的年代，要找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呂秉怡，只能打「叩機」（呼叫器 ）。這是呂秉怡的堅持，「我不想讓手機打擾我的生活」。 用呼叫器用了十三年，呂秉怡自嘲：最大的噩夢就是「有天中華電信會通知我：喂，呼叫 器沒人用了，維修硬體不划算，您換用手機吧。」 呂秉怡說，一旦有了手機，不論走到天涯海角，總是會被找到，而且不時打斷手邊正在專 心做的事；但叩機就溫柔多了，「可以選擇回電的時機，而且，回電之前可以先想想要怎 麼說，喘口氣」。 無殼蝸牛運動召集人李幸長幾度哀求呂秉怡：「拜託，送你一支手機好不好。」呂秉怡不 太好意思，弄了個手機，但只打不接，功能是省得找公共電話回電。 黃道琳／ 力求簡單 不玩新把戲 翻譯「菊花與劍」的知名譯者黃道琳也是這類人物。他一年前終於接受手機，但只打不接 。他一直覺得自己「可以不需要手機」，但後來發現，手機有時可以拿來對付「台北市很 難停車」的問題，比如開車送東西給朋友，可以打手機請對方下樓取物，他省得找停車位 。 他說，他一向對使用新科技「很落後」，總是朋友圈中最後一名，因為他的生活力求簡單 。「手機應該是我最後一個使用的科技產品了吧。」黃道琳說，他年紀大啦，年過半百， 不想再學新把戲。 唐諾、朱天心／ 一字一字 堅持手工業 在網路時代，作家夫妻唐諾和朱天心幾乎和電腦絕緣，寫稿堅持「手工業」，仍是一字一 字爬格子。 唐諾說，寫字是他思考的一部分，他寫稿修改得厲害，一修就重謄一次，每次重謄是思緒 的釐清。一天大概就寫個三五百字，多的話，一千字；但第二天，仍重謄最後那三百字， 「這樣思緒才連得上」。 唐諾說，寫字是他很大的樂趣，他並不排斥電腦，但他排斥視電腦為帶來美麗新世界的神 話。 唐諾對上網十分節制，「我不瀏覽，不聊天」，看完消息，立即下線，因為「我本來就不 是愛聊天的人」，不會因為面對電腦就突然轉了性。他也不用手機，因為「許多事不需要 比別人更早知道」，生活中沒有大不了的急事，所以手機對他並不重要。 朱天心說，萬一朋友有急事，非得傳電子郵件找他們，只得寄給女兒謝海盟，女兒甘心成 為收發秘書的條件就是「她玩線上遊戲時，我少念兩句」。 對科技工具的態度，其實反映了人的生活價值。唐諾說，他不用電腦、不用手機、不開車 、不愛哈拉，其實是很一致的生活態度，都是因為不想給自己找麻煩。「不用電腦和上網 ，只要帶著筆和墨水，我就可以到咖啡廳寫稿，不被人找到。」 林萬億／ 面對科技 保有主控權 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指出，面對科技，人類還是保有主控權，並不是只能被動等著被科 技帶來的資訊焦慮淹沒，生活步調隨著科技工作團團轉，「關機、斷線」就是一種逃離與 反抗，主動對抗因為科技引起的生活干擾，至少證明人面對科技還是保有一點主體性吧。 【2005/08/08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LIFE/LIF1/2831395.shtml -- 　　　　　女色多瞞人﹐人惑總不見。龍麝暗薰衣﹐脂粉厚塗面。 　　　　　人呼為牡丹﹐佛說是華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 　　　　　　　　　　　　　　　　　　　　　　　　　　　—慈受禪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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