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PrinceBamboo (竹筍王子)》之銘言： : ※ 引述《MRZ (臺大歷史系教授......Orz)》之銘言： : : 那這樣"Erich von Manstein"就會變成"曼斯坦的艾理希"了, : : 當然啦,西式姓名翻譯成中文就秉照東式姓名的習慣處理, : : 很久以前也曾這樣翻譯過,比方說George Bernard Shaw被翻譯成"蕭伯納", : : 不過今天約定俗成不會再這樣搞了,將來說不定還會把李安變成安麗. : 這篇純粹討論這個現象 : 追溯起源最早來自 外國人到中國時會自己取個漢風的名字 : 像東漢時羅馬使者稱皇帝為"大秦王安敦" : 日本遣隨使小野妹子自取漢名"蘇因高" 遣唐使阿倍仲麻呂自取漢名"晁衡" : 明清時來華的教士,學者,外交官們也會為自己取個漢風名字 : 可能是沿習以往的習慣 : 所以外國名人即使沒有來中國 還是會將他們的名字翻成中國風格 : 第2種如引文舉例的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 不過相對來說 政治以外的 歌壇,影壇,文壇,體壇,樂壇...等領域的名人 : 似乎就不會特別選擇中式的用字來翻譯 其實最早來中國的外國人﹐並不見得一定會給自己取個漢風名字。 除非是本身就是漢文化圈中的人﹐如日本朝鮮越南等等。 所以當年清末民初流行這種漢風譯名的時候﹐魯迅曾經嘲笑過﹐ 說﹐釋迦牟尼、阿難陀、鳩摩羅什、阿修羅......等等﹐何嘗附會過漢人名字。 大致上來說﹐附會成漢人名字﹐是到了明朝才開始增多起來的。 譬如說阿拉伯的穆罕默德﹐唐宋先是翻譯成摩訶末﹐元朝時有謨罕驀德、模頷靺德﹐ 到了明朝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譯為馬哈麻、馬罕默等馬字頭﹐甚至稱馬聖。 由此而引申﹐以致很多回回隨之姓馬（一些是阿拉伯人取漢姓﹐ 一些是漢人信伊斯蘭改姓）﹐遂至今天十個回族九個馬。 不過這種情況依然跟清末民初有區別﹐即他們大部分是自己采用漢風名字而成的。 譬如說穆罕默德之變馬姓﹐是回回自取。利瑪竇、湯若望等中文名﹐亦是自取。 而他們也好﹐中國人也好﹐在翻譯聖經人名時並沒有附會漢人名字。 譬如現存的明代漢人宗教讚美詩"未畫開天始問基﹐高懸判世指終期。 一人血注五傷盡﹐萬國心傾十字奇。閭闔有梯通淡盪﹐妖魔無術逞迷離 仔肩好附耶穌後﹐仰止山巔步步隨。"中用的就是現在的耶穌。 （唐代景教則是用"景尊彌施訶"──即彌賽亞﹐見西安碑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對於當時的人來說﹐外國人叫什麼名字無所謂﹐他們願意自己取漢名﹐ 則用漢名稱呼之﹐不願意﹐則隨便。 所以明史中﹐除了朝鮮、安南、琉球用漢名﹐其他從蒙古、呂宋、佔城、真臘以外﹐ 全部都沒有用類似漢名的譯名。 但到了清末民初﹐風氣則為之一變﹐在翻譯外國人名字時﹐ 國人常常自己替外國人采用類似漢名的譯名。 故而我是認為﹐如果要說這些名字分兩種﹐首先要區分自取真-漢名﹐跟翻譯擬-漢名。 這種擬漢名的風氣﹐在民國初年達致頂峰﹐甚至同一個名字同一個音﹐ 會根據不同的人來用不同的字﹐譬如男子翻譯為羅斯﹐女子翻譯為羅絲等等。 （後來的Monroe﹐分譯為美國總統門羅﹐跟美國明星夢露﹐算是遺風﹖） 為了要擬合一個漢人名字﹐一些名字偏偏要選擇那個不準確的音的漢字﹐ 導致一堆不同的外國人名紛紛姓了相同的姓。而相同的外國人名則姓了不同的姓。 魯迅就諷刺說﹐這樣的音譯失去了辨識原音的價值﹐又容易混淆﹐毫無價值可言。 （當時上海時報報道俄國著名無政府主義者Kropotkin逝世﹐因為用漢名"柯伯堅"﹐ 結果照片資料什麼的用了俄國日俄戰爭著名敗將Kuropatkin﹐故而引起多人嘲諷。） 魯迅還進一步嘲諷說﹐這樣喜歡用擬-漢名﹐要不要把發表進化論的Darwin翻譯為 唐寅唐伯虎﹐把發表相對論的Einstern取前面翻譯為王獻之﹐絕對夠漢名。 後來慢慢地﹐就不流行這種翻譯擬-漢名了。一般來說除了少數人還喜歡顯得 有點傳統（通常用在非娛樂圈的大人物上）而采用擬-漢名之外﹐ 其他人一般就不追求這種效果了。 而在大陸來說﹐則會刻意采用非漢名。譬如台灣的柯林頓﹐大陸為克林頓﹐ 台灣的柴契爾﹐大陸為撒切爾﹐台灣的雷根﹐大陸為裡根等等。 除非是外國人自取漢名﹐則兩岸都一樣會尊重使用其自取的漢名。 不過大陸為了翻譯的一致性﹐由官方規定了一一對應規則﹐一個英文名的譯音﹐ 從北方到南方所有媒體用出來都是一樣的漢字組合﹐這樣的做法雖然避免了象台灣 當前不同媒體不同譯名（特別是體育、娛樂明星﹐不少是一種報刊一種譯法）﹐ 但在與原音的契合上則常常差異很大。 這方面倒是香港一些譯名在粵語范疇內很契合原音﹐但香港翻譯有減字傳統﹐ 如果外國人名字是少於四個音還好﹐一多了就會減並﹐因此對於一些長名字的翻譯﹐ 就有時會讓人迷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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