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防衛廳戰史第86卷＜支那事變陸軍作戰－１＞的內容記述來看， 配合一些適當的歷史常識， 大概是可以得出和貿然作出膚淺判斷的看封面說故事截然不同的分析吧？ 29日の２時ころ、通州冀東（きとう）保安隊約3000が突如兵変を起こし、 殷汝耕（いんじょこう）を捕らえ、 日本軍守備隊を攻撃するとともに特務機関及び日本人居留民を襲撃した。 このため特務機関員のほとんど全員が戦死し、 在留邦人385名のうち223名が虐殺された。 ……27日の戦闘の際、関東軍飛行隊が保安隊兵舎を誤爆したのを憤激し、 かつ第29軍戦勝の宣伝を信じて反乱を起こし、 冀察当局から賞与を得ようとしたものであった。 （1937年7月）29日凌晨兩點，通州冀東保安隊約三千名士兵發動兵變， 俘虜了殷汝耕並對日軍守備隊、特務機關與當地日僑展開襲擊。 當地特務機關人員全員戰死、日僑385人中有223人遭到屠殺， 這據信是由於先前在7月27日時關東軍陸航的轟炸機誤炸了保安隊軍營， 激起士兵憤怒，又流傳著（國民革命軍）第29軍對日作戰取得勝利的謠言， 於是發動了叛亂並期望能得到冀東政府當局的鼓勵。 ＊＊＊（以上譯文）＊＊＊ 基本上通州事件的始末就是大致如此， 這整件事基本都是關東軍為了激起日本人的仇中情緒而製造的自作自演宣傳。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很簡單的一點就是冀東防共政府是日本成立的傀儡政權（偽政府）這一點上。 這整件事也跟國民革命軍（國府軍）毫無關係， 充其量只能說是日本誤擊偽軍部隊造成的理所當然結果， 就算說冀東保安隊本身有不少牆頭草份子、或被敵後工作的國府特務煽動也好， 都不能改變"冀東保安隊乃是日本旗下的友軍"之事實。 而這件事傳入關東軍司令部後， 進行了一些報導加工， 便成為了擴大戰鬥最佳的口實。 當時的關東軍將通州事件中受害的日僑慘狀拍成影片， 不顧關東軍參謀長石原莞爾中將的強烈反對， 送回國內上映，刻意模糊化了加害者是盟友的冀東政府之真相， 只說"這是野蠻的中國人對日本僑民施加的暴行"， 並成功激起了國民的激昂與同情， 相較起先前張自忠的部隊與日軍展開交戰， 而發生的廊坊事件、廣安門事件來說， 因為國軍擊斃的對象全都是貨真價實的日本軍人， 這次通州事件因為終於等到有平民被波及了， 始終在道德上找不到著力點的日本陸軍總算是搞出一個合理的藉口， 並大加吹噓贏得了很大的迴響與志願從軍潮。 哎呀，怎麼感覺總有些和北部灣事件還是柳條溝事變一樣似曾相視的感覺... 反正大體上多半的戰爭起因都是因為這一類可小可大的事情所引起的， 誠如楊威利所說，有些戰爭的起因會蠢的讓後世為之一愣、 但有些戰爭的起因愚蠢到令時人也會為之一愣吧。 總之這對於關東軍獲得信心轉七七事變為侵華戰爭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考慮到關東軍此前是以一軍之力在華北掀起對上全中國的戰爭， 在擔憂得不到本國方面參謀本部與海軍支持的壓力下， 也就只能夠奉行不擴大方針而已， 事實倒不如說，日軍不是遵守不擴大方針、 而是關東軍自己單打也就只能不擴大而已。 當然啦，有一些歷史沒讀通的外行人， 比方說小林善紀就在他的漫畫中大筆描述通州事件是中日戰爭的起因， 雖然這基本上是事實（因為讓關東軍成功拖整隻陸軍下水了）沒有錯， 但他卻根本沒搞清楚冀東政權軍是日本自己這邊人馬的歷史背景。 換句話說，如果是瞭解中日戰爭期間各個偽政權、軍閥勢力關係等基本知識的人， 在閱讀上述文字時可以毫不困難的理解到這並不是敘述國軍對日本僑民進行屠殺， 而是敘述關東軍如何進行"開戰準備"的宣傳報導工作之一環。 不過在著述戰史記錄的前日軍參謀腦海裡恐怕很難想像， 在本書出版多年後的未來不論在中在日兩國， 都有一堆人搞不清楚冀東自治防共政府是什麼東西的程度吧。 基本上在1937年夏季的時間點裡， 客觀地來說中國與日本雙方政府的高層軍政首腦人員中， 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想在這個時間點挑起全面戰爭。 考慮到日本當時在中國大陸只有33個師團的極其有限兵力， 倘若蘇聯決心參戰，或英美決心干涉， 那麼關東軍勢必無法支撐對中蘇的兩面戰鬥與英美禁運而唯有覆滅一途。 特別是在海軍反對擴大華北戰事的前提下， 陸軍也不可能得到來自本土方面的充份支援。 而中德合作進行到一半，國軍的60個現代化師僅整建好3個半、整編也不盡理想， 甚至是連75mm口徑以上的砲彈都無法自行國產， 全中國湊不出一個火力能達到列強標準的正規步兵師， 步槍與子彈的生產量也極度短缺，根本不可能應付超過6個月以上的消耗戰所需， 在這種條件下展開對日作戰乃是不折不扣的自殺行為。 研究中國近代史與對日作戰的戰史時， 若沒有這層最基本的認知， 而陷入強調日本侵略狼子野心、 或是指責蔣介石政權以卵擊石的以今非古指控， 實在是很嚴重的歷史謬誤觀念。 防衛廳戰史或稱戰史叢書、大東亞戰爭史初出版的1960~70年代之際， 而執筆者也是匯集二戰當時擔任中下階層軍官的前陸海軍人， 加上GHQ盟軍佔領司令部的一些美國軍官派駐監查編修而成， 所以筆風中反映的是"參戰軍人直觀的想法"＆"後見之明的反共意識"。 由於中日外交關係尚未正常化， 而遷台的國民政府政權又因為反共的需要而與日本意氣相投， 因此在台灣一側的歷史學家、軍事家大致上流用了日本方面的軍語與名詞， 比方說在今天會被視為右翼口吻的大東亞戰爭一詞來稱呼太平洋戰爭。 1970~1980年代中共與日建交後， 雙方為了表達親善合作而進行了一些共同研究計畫， 於是防衛廳後續出版的戰史叢書版本也對會引起中共不悅的某些名詞進行了修正， 但其實支那方面軍、支那事變或是大東亞戰爭都是二戰當時很普遍的用語， 當時日本用起來也沒怎麼引起右岸方面的抱怨或抗議就是了。 值得一提的是1970~80年代以後， 一些共同研究計畫中因為得到了死前想要吐露心聲的老兵協助建立口述歷史， 因此原先一直處於迷霧狀態下的日本軍紀問題、戰地政務問題， 以及大家所關心的南京事件(大屠殺)， 都得到了許多有力且正面的證據。 原本戰史叢書中幾乎都由前陸海軍軍官所撰寫， 特別是因為能有命活下來的人多半是非前線職務的後方參謀， 而缺乏對前線基層描述的缺點得到了補足， 後來陸續增補訂的版本， 便有引述日軍老兵的口述記錄， 明確地點出了日軍在中國大陸進行的零散或有組織之各種掠奪、強姦、殺人、縱火暴行。 當然隨著時代的流逝與田野史料的逐漸挖掘增加， 防衛廳（省）戰史部也持續的編修加筆這套官修史， 逐漸從一開始的舊軍軍官為自己進行辯解性質的官樣文章， 蛻變成有豐富參考資料價值的史料， 特別是在判明日本軍方決策流程與戰略轉變之背景上， 更是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 不過這些加筆、增修也理所當然的被右翼指稱是"自虐史觀"、"捏造歷史"， 而相對的左翼則持續批評整部戰史叢書就是"舊日軍的被告答辯"， 在這兩面砲火隆隆聲的批評夾殺之下， 戰史部人員倒也是相當粗神經的的繼續這套書的編輯修正、與電子數位化工作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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