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clementia (filia christi)》之銘言： : 這些作品訴求的是一般閱聽大眾 : 這又回到bof 之前的回文中說到“公共知識”的問題 : 我對王世宗的讀者群不是很瞭解，不知道其中到底有多少是來自一般大眾 : 又有多少是來自大學歷史系裡他的粉絲團（我那個年代還有他和某吳教授的親衛隊勒） : 到目前為止，我想，無論是歷史板這裡或是台灣歷史學界對於王世宗研究寫作的批評 : 都是基於專業歷史學的觀點或標準來進行的 : 但是，若是以社會閱聽大眾來為讀者 : 我想他的書絕對不至於不夠水準，又比教科書有趣 : 那為什麼不能作為公共知識的基礎呢？ : 除非台灣哪天能出個Simon Schama 這種歷史學家 : 不過，就算是Simon Schama，也是靠他背後製作團隊中的一群歷史學家通力合作 : 還要加上台灣的媒體環境能配合才行 : 例如，台灣如果要像中國一樣製作類似大國崛起這種系列的節目 : 用台灣學者來討論外國歷史 : 不知道有沒有製作公司或電視台願意支持？又會有多少觀眾？ 我想關於王世宗的爭議很多， 前面的討論，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部份來處理。 第一個部份是王世宗那兩本的（古代文明的開展、現代世界的形成）學術性問題， 第二個部份是王世宗著作（不限於那兩本）的「公共知識」問題， 第三個部份是王世宗著作中往往所宣稱的「真理」（真理論述）問題。 關於那兩本書的學術性，我想上面很多回文如clementia板友都有所批評了， 書裡面存在的種種簡化或過度詮釋之類，大抵存在不少，此就專業史學立場來論。 另外bof板友用pedagogical來解釋，認為不能用準確的研究語言來要求， 轉而與「公共知識」相連在一起，乃是以社會閱聽大眾作為對象。 我想在這個方面，要分開兩個概念來說， 第一是實際閱讀王世宗書的人是誰？ 第二是王世宗希望什麼人閱讀他的書？ 我想實際上是什麼人在讀王世宗的書，以我們所掌握的資訊應該沒辦法統計； 不過這不是重點，我們如果要衡量王世宗書的定位，可能更要問是他自己想寫給誰看？ 以我讀過的他的書而言（古代文明的開展、現代世界的形成、真理論述、歷史與圖像）， 開卷無不有一句話，說「獻給所有為追尋生命意義而受苦的靈魂」， 另外據我以往旁聽過一學期的經驗，他認為能夠懂得去追尋生命意義的人絕對是少數， 從他著作中的言論， 也在在顯示出他並無意要傳播知識予社會閱讀大眾的意思，最少並非其主要目的。 我隨便翻一下他書中的自序，例如： 　　這本書的寫作未曾得到外界的支持，它的出版也不為謀取世人的肯定，淑世固然是作 　　者的心願，但是非對錯的申明是我更強的意念。（歷史與圖像） 　　我所要說的是文明歷史不斷在進化──不是進步。而這個進化的工作是靠極少數負有 　　才智與使命感的菁英在人間推動，不是由爭權奪利的政客與資本家或追求人生安適的 　　凡夫俗子所造就。這些肩負文明傳承任務的菁英是兼具智仁勇的君子，他們不是偉大 　　而是高貴，不是成功而是不計較成敗，他們可能被敬佩但卻不被效法，永遠孤獨但絕 　　不冷漠，他們是悲劇英雄，但從不是要作英雄。（古代文明的開展） 不管我們怎麼看待王世宗的價值觀念，但如果就他個人的預期讀者來看， 從以上的兩段序文當中，所謂「大眾」在王世宗腦海中的印象實際上是很淡很淡的。 那麼，王世宗的書，尤其是《古代文明的開展》跟《現代世界的形成》這兩本， 既不能稱得上是最嚴格的學術研究著作，也不能說是為傳播歷史知識予社會大眾之書， 如此一來又該如何定位？ 上面討論中有提到這兩本書具有「通史性質」，我認為可從這邊去理解。 衹不過我們目前對於「通史」的印象，往往容易有「集研究之大成」的想法， 而不夠注意「通史」本身作為一種獨立體裁的特殊性格。 世界史老實說我認識不多，不過從中國史來說一般評價較好的通史像《國史大綱》， 我多年前讀錢穆的《師友雜憶》，有一段印象很深是他提到寫作《國史大綱》的緣起： 　　一夕，在余臥室近旁一曠地上，夢家勸余為中國通史寫一教科書。余言材料太多，所 　　知有限，當俟他日仿趙甌北《二十二史劄記》體裁，就所知各造長篇暢論之。所知不 　　詳者，則付缺如。夢家言，此乃先生為一己之學術地位計。有志治史學者，當受益不 　　淺。但先生未為全國大學青年計，亦未為時代急迫需要計。先成一教科書，國內受益 　　者其數豈可衡量。余言，君言亦有理，容余思之。又一夕，又兩人會一地，夢家續申 　　前議，謂前夜所陳，先生意竟如何。余謂，茲事體大，流亡中恐不易覓得一機會，當 　　俟他日平安返故都乃試為之。夢家曰，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興趣廣門路多，不 　　知又有幾許題材湧上心來，那肯盡拋卻來寫一部教科書。不如今日生活不安，書籍不 　　富，先生只就平日課堂所講，隨筆書之，豈不駕輕就熟，而讀者亦易受益。余言，汝 　　言甚有理，余當改變初衷，先試成一體例。體例定，如君言，在此再留兩年，亦或可 　　倉促成書。夢家言，如此當為全國大青年先祝賀，其他受益人亦復不可計，幸先生勿 　　變今夕所允。余之有意撰寫《國史大綱》一書，實自夢家此兩夕話促成之。 我們從錢先生的敘述中可以看到，寫作通史本身就與學術存在一種矛盾性， 蓋學術研究基本上沒有窮盡的一天，而通史寫作則需要面面俱到，要寫得好千難萬難； 如果腦袋裡面衹想著「學術地位」，基本上是不會跑去寫通史的， 趙翼《廿二史劄記》這種體裁，「就所知各造長篇暢論之」，是目前學術界所流行者； 而錢先生最終被說服的兩個理由， 一是「為全國大學青年計」、一是「為時代急迫需要計」，都跟學術研究並無太大關係， 前者有點傳播知識予社會大眾的意味，但終究不太一樣； 後者「為時代急迫需要計」，我認為是《國史大綱》寫作的根本動力所在，引論云： 　　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先民文 　　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一民族文化之傳統，皆由其民族自身遞傳數世、數十世、數百 　　世血液所澆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開此民族文化之花，結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 　　自外巧取偷竊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無亡國滅種之禍，而倖生之族，偷存之國，將 　　充塞於天壤間也。我國人不自承其為不肖，不自承其為墮落，而謂我先民文化所貽固 　　不足以爭存於斯世。是既疑我先民久為倖生、偷存，而我當前之所為抗戰與建國者是 　　不啻仍將效法我先民繼為此倖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於我先 　　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得其生機。我所謂必於我先民國史略有知者，即謂此。是則我 　　言仍可縣國門，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沈剛伯先生有本書叫《史學與世變》， 其實以學術研究的立場，史學知識是不應該跟「世變」連結在一起的， 知識之所以為知識以其固定而確切，如此則不論世道如何變遷而知識之固定性質不移， 我想這是學術研究之動力，雖然不一定有完成的一天，但終究是這樣前進著。 而錢先生《國史大綱》之作，卻是明顯因「世變」（抗戰）而為之， 同時又選擇了一種千難萬難為之的「通史」體裁， 其主要原因，大抵即為「通史」可以對整個歷史文化作通盤性的論述、綜合的理解， 而絕不是因為錢先生自承其對中國史之認識，足夠來寫這樣的一部書。所以又說： 　　而此書雖無當，終亦必有憫其意，悲其遇，知人論世，怒其力之所不逮，許其心之所 　　欲赴。有開必先，若使此書得為將來新國史之馬前一卒，擁篲而前驅，其為榮又何如 　　耶！因不辭誚笑而卒布之，並申述其著作之大意焉。 我們把話題拉回到王世宗， 他寫書如前論並不是為大眾，大概也不是為全國大學青年，更不是為民族文化之傳承， 要知道他寫作的動力，就需要直接觸及到王世宗本人對於「真理」概念的理解。 很老實的說，我不是王世宗的忠實學生，其實並沒有資格來討論這個， 不過我從他的文字當中， 覺得外界一般對他存在不少的誤解，最少有些地方是可以澄清的。 例如很多人覺得王世宗寫的書， 就其姿態而言有點像是在「傳播真理」的意味，即以為王世宗若自承已獲知真理所在； 其實不然，像他自己在《現代世界的形成》的〈自序〉中說： 　　作者原先的撰寫念頭只是要把一些學思心得呈現出來，一為自我實現，二為文明的進 　　展盡棉薄之力，三為與同道心靈交通，因此這本書的最高成就不過是藏諸名山──其 　　實恐怕只是「束之高閣」。然而在寫作過程中，因為幾次與一些教育有心人的接觸使 　　作者感慨社會巨變有如衰世亂離，德不孤亦無鄰，而上達者苦無上進之階……如此這 　　本書是一個偉大的企圖，和一個卑微的成果。它是一個歷史解釋之作，但其解釋歷史 　　的正確性作者無法肯定；本書在知識性方面竊以為勉強可稱妥當，然在真理的掌握上 　　我仍深感茫然。若說這本書是為拋磚引玉，這是妄語，因為文明意義的掌握恐不是站 　　在巨人肩膀上的俯瞰，也不是「從錯誤中學習」的結果，何況本書不如磚頭的擲地有 　　聲。這本書只是一個讀史者對現代性的看法，和現代性可能的永恆價值的觀感。它可 　　為讀者參考，也可為讀者罵；它若無貢獻，也可能是一種刺激，這是作者敢於書中大 　　言的緣故。 我想這邊王世宗自己的文字就已經對寫作動機作了非常清楚的交代， 跟上文提到錢先生寫作《國史大綱》兩個原因中的其中一個「為時代急迫需要計」相類， 即使雙方寫作之目的如此不同，但就動機而言仍然有種不謀而合的意味， 從這邊可以看到這「通史」體裁的一種內在共通性。 最後補充一些關於王世宗對於「上帝」的觀念，這跟「真理」其實也是相通的。 王世宗相信的上帝並不是宗教性的，而是一種「性質」，無以名之，故曰「上帝」， 他在《真理論述》第一章說： 　　上帝既為上帝，其性質自非人所能全然瞭解，然上帝的存在既是人的理性推論所得與 　　對現世的觀察心得，則上帝的屬性並非不可知──它甚至是簡明的──或說上帝的屬 　　性相當程度上正是上帝的定義（非指神是人的發明而指人可以發現上帝）；如此，能 　　接受上帝的定義者，應即認定上帝的存在，或為上帝的信徒。這也就是說，人對現世 　　的極限感即是人推斷上帝性質的依據，然這不是人心的投射或寄託，而是「以有涯逐 　　無涯」的探知。於是可知，上帝是至高的、至善的、全能的、無限的、普在的、永恆 　　的、唯一的、超越的，就如此的絕對與終極真相而言，上帝確如柏拉圖所言為「一個 　　表現完美的純粹性與真理之本體」。 以此，可知王世宗對上帝的定義為「至高至善全能無限普在永恆唯一超越」， 這些性質本身就是上帝，上帝就是這些性質，乃是一種純粹的本體而不是實際的主體。 因此，上帝與真理的存在（或假設），對王世宗而言是生命的問題而不是知識的問題， 故《真理論述》第十四章結尾說： 　　生命的問題是「應當如何活」的問題，這是不能存疑的問題，即使真理根本不在，生 　　命卻為真實，因此人生必須求道，這是活著所面臨的應當，否則生命問題變成死亡問 　　題，何足議論。一個真正信仰上帝與真理的人乃是希望上帝與真理亦不存在，以便可 　　以「放下」（解脫），可見人可以質疑天道，卻不能自欺，天人合一是天的勝利，然 　　非人的失敗。 從王世宗以上的意見可知，他對於歷史的理解，是希望能夠找尋出真理的性質， 如《現代世界的形成》副標題所云，「文明終極意義的探求」， 他所勾勒出的「現代性」，就是他所認為人類文明所能發展出的最高價值者。 他有一項觀點，認為所謂全球化、現代化其實就是西化，西方文明的根源是希臘， 而希臘文明提出了人類文明至今所能發展出的最高價值， 因此所有文明必將走向西化的道路。 這背後對於西方的推崇，基本上就是建基於他對真理或上帝信仰的態度， 而他在歷史中去尋求上帝和真理， 最後還是要與「生命意義」相結合，可說這已經完全不是從學術來討論歷史問題。 因此，《現代世界的形成》在最後的部份說： 　　人類文明的問題就如生命意義的問題，一時甚至永遠不能解決並不意味墮落或結束為 　　合理：我們活著不是因為我們知道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我們活著所以我們可以追問生 　　命的意義，或者創造生命的意義。如此，文明的意義若非在於減少人的苦難，即在於 　　使人的受苦富有意義！ 我再強調，我不是王世宗的忠實學生， 我衹有在大一時候旁聽過他一學期的「歷史與圖像」，之後再也沒有見過他； 他的見解我很多不能同意，但我不能忘記的一幅圖像是， 那時候五點半下課後王世宗站在文學院大門前，跟別人在辯論他所相信的真理的情境。 我寫這篇東西，也衹是想要呈現出他的觀念而已，我個人並沒有既定立場， 而王世宗所主張的價值，我們可以相信，可以不相信， 不過他到底在說些什麼？他為什麼寫出這些東西？ 我覺得還是可以用同情與理解的心態去處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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