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既然談起王教授，我們就來看看他的文章吧！我得承認， 此乃近年讀過關於歷史學性質的探討中，讓我最無言的一篇了。 不想多說，因為 Reading it is already bad enough.... 原文包含注腳，因為bbs格式難以相容，欲窺究竟者，可從底下得之： http://www.sanmin.com.tw/learning/history/highschool/exam/王世宗教授演講稿.doc -------------------------- 關於「歷史是什麼」的省思 台灣大學歷史系 王世宗 一、歷史的意義 歷史是過去發生的事，如此，歷史幾乎是無所不包；尤其因為未來之事與過去之事在 型態上或許不同，但在性質上並無重大差異（此由歷史的探討可知），故更可見歷史所涵 蓋者之廣泛，這也就是說歷史是一個周全的知識寶庫或完善的求知工具。雖然人所關心的 事多為與人有關的事，因而歷史事實上常限於「人事」——於是歷史可說是人所特有或專 有（故歷史可被定義為「人的故事」，而歷史哲學之正式出現則是在啟蒙運動將人視為哲 學思想的中心之後）——而非指一切過去發生之事，但人既是萬物之靈，物質世界乃為「 人世」，因此歷史所包含者儘管不是所有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而與人關係不深的事或 次要之事——如叢林中的餓虎撲羊——今人也大多可知，而不消透過歷史學習得知，故實 際上吾人可說歷史包括了「所有人應該知道的事」。更進一步言，歷史通常不討論自然事 物或物理現象，確切地說歷史不處理未顯示意志自由作用的事件——所謂「歷史必然性」 （historical necessity）乃意味意志之受限而非意志之不存——這表示史學欲「究天人 之際」（如討論「英雄造時勢或時勢造英雄」的人力效用） ，其所重是「人所應當做的 事」，故它富有精神意涵；史學評論常充滿道德批判，這一方面顯示歷史研究對象主要是 含有自由意志的人事，另一方面則表示史學探討至少達到「善」的層次，而其目的是從論 善以求真，或說其職責是以真理評斷善惡，因人間最可反映真理的事務即是道德問題，故 具有濃厚道德意識的史學無事不論乃理所當然。傳統史學是以政治為主題，歷史研究對象 的普及乃是歷史演進的結果——啟蒙運動以來興起的「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研究即強調史學應擴及政治以外一切事務之探討 ——這表示人類歷史有 促使人類自省的作用，而萬事萬物有其通義故應同觀（雖非等量齊觀）的道理，是史學所 獨具且得來不易的高深見識。總之，歷史包含一切過去之事，此非理想而是本質，歷史研 究雖不能臻於囊括一切往事的理想，並無害於其知識的有效性，因為通貫性是質而非量的 問題，而「包含一切過去之事」是歷史知識的本質而非其內容。 歷史雖可謂一切過去發生的事，但吾人不可能盡知一切過去發生的事，這不僅因為人 的知識能力有限，而且因為後人所可掌握或利用的史料（包含文獻與器物）極其有限，這 表示歷史對人而言其實是「被紀錄的往事」。於是可說歷史是「人類的記憶」，問「歷史 有何價值」猶如問「記憶對人有何價值」，其答案不言可喻 ；然歷史實為往事之被紀錄 者，而記錄必有選材，故歷史是「人類的選擇性記憶」（如「國史」之作常為造就一國人 民的「共同記憶」），但因人所選擇者是其所重視者，故歷史所反映者必為重要之事，或 能顯示人心之所趨 ，如此歷史的價值並不因其未能盡含一切往事而大為減損，蓋真正不 為人所重者必不含大義（如陳義甚高的偉大著作即使不受歡迎亦受尊敬）。 記錄往事已含有解釋的成分，而認識過去或學習歷史更不可能不帶有解釋的眼光，因 此歷史的最高層次定義乃為「對於過去的解釋」，換言之歷史知識即是「對往事的看法」 。這表示歷史學確是「學思並進」的求知，它不止於事物表象的認識，而必探尋事物背後 的道理，因為純粹表現「事實」的歷史知識是不可能的——為學術而學術的「純史學」絕 無法存在——史學家乃非專家而是有見識的人。「人的記憶力總會出錯，但其判斷力卻不 會出錯。」（Our memory is always at fault, never our judgement.）此猶如經驗不 足無妨於理性判斷，故「吾人所知的歷史事實儘管可能與真相頗有出入，但吾人所做的歷 史解釋卻能體現真理而無誤。」（歷史事件可能為假而歷史解釋不可能造假，因解釋必須 合理。）這並非表示治史者可忽略史實而自由解釋過去，而是表示歷史事實儘管無法重現 或盡知，然歷史解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若能具備常識且掌握人事通性，則 可切合天道而富啟發性，故史學家不是熟悉史事的人，而是能於史事中「見人所不見與發 人所未發」的人。換言之，史料不足或史事不明絕非歷史學的致命傷（哲學家對於史學知 識缺乏客觀性與精確性的批評實無足輕重）、甚至不是歷史學的缺陷（「原罪」在現實世 界中不算是缺陷），因歷史為天理神意的展現，個別事件的細節常非重要（無關宏旨）， 且事事均可對比參照而顯示世界唯一之理與整體趨向，故歷史意義的發覺關鍵是在於人（ 研究者）的領悟而非事（研究對象）的釐清，蓋人有天性而事為天命，求道者若能體會史 事中的天意即可謂知情。歷史若僅為過去發生的事，則歷史對人而言並無重要價值，歷史 的價值是在於過去發生的事對人（現在）而言有何意義（關心過去是因關心未來，雖然歷 史精神絕不是未來主義futurism），因此可說歷史的價值是出於歷史解釋；正如有道而無 人則道絕無價值，蓋無人則無求道之事，歷史的價值是在於呈現道，歷史解釋乃在求道與 傳道，研究歷史而不解釋歷史即是「有道無人」，必徒勞無功。 正因歷史實際上不可能呈現過去一切，歷史所顯示者或歷史學所重視者乃是特異之事 （e.g. Wilhelm Dilthey），如普通生活行為例不見於史冊，此非因其不真實，而是因其 太平凡，戰爭常為史家話題而和平非其所重，其理亦同 。而所謂特異含有二層面，其一 是奇怪反常，其二是脫俗超凡（這正如「代表」可為「反映常情」或「展現典範」），前 類史事使人思索何謂錯誤與不佳，後者則教人上達至善；若果「三人行必有我師」是因可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則歷史顯然是最佳的人生 鑑戒，「歷史教訓」（historical lesson）實為無可取代的知識泉源（雖不幸「歷史的 最大教訓是人永不能接受歷史的教訓」 ，但人若不記取過去的教訓則必重蹈覆轍 ）。然 以尋求通則定律的科學知識立場來看，歷史研究因重特異之事（the particular），其概 括性（generality）與解說力（explanatoriness）不強（歷史學者所謂的「原因」 causes其實常不過是「理由」reasons）而價值判斷卻太多（非value-neutral or value-free），故史學的知識價值除了稍勝於文學外，似低於大多數學科，此種錯覺其實 是因不知「特異有優異之意」所致，或是以科學觀點評斷人文知識時的昧於事理。史學家 對於獨特性而非普遍性的強調（如Marc Bloch指出「歷史精神」‘historical spirit’ 即是「變異感」‘sense of diversity’），常是為表現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知識取向之不 同，然史學不可能因此不顧常情常理而能解釋特異之事 ——歷史思維並非通則與特性交 戰而是「通」古今之「變」——事實上史學家所以強調史學與社會科學之不同在於史學重 視特異之事，正是因為他們在論理上（必須）接受一切關於人事的科學性考察（此為人文 知識的基礎），由此可知史學所求的獨特性其實是優異性而非反常，也就是說史學是欲超 越科學而非反科學（Dilthey, Croce, Collingwood等「理想主義」的歷史哲學家，企圖 以證明史學方法的「非科學性」去捍衛史學的學術自主性或獨特性，此乃弄巧成拙的錯誤 ，其實關於歷史知識的哲學性爭辯並非史學所特有的問題，而是深入的人事探討所共有的 問題）。不論特異意謂非常或傑出，歷史學注重特異之事表示它以「值得注意」（ noteworthy）者為問題，而非以「無常」（becoming）為「常」（being）或以經驗優於 理性——歷史的知識觀絕不是經驗主義——這是對事物輕重有所察覺而對宇宙意義有所探 究的人文精神表現，故現今沈溺於雞毛蒜皮瑣事的「文化史」研究，是不知輕重與不問意 義的史學遊戲而已，獨特性於此已為個性所取代。 歷史是時間的產物，而時間與變化同在，故歷史所展現者是世事的變遷，尤其因歷史 記錄不重平常或規律之事，因而更彰顯人事的無常。若世事絕無改變，則時間無從出現， 而歷史也無記載與探討的必要；歷史是人事變遷之跡，歷史強化人的時間感——或說認識 歷史須深具時間感——史學是從變化中尋求不變之理，這是一切事物的意義產生之由（不 變即無意義）。如此可知，歷史的意識是出於「變」而非「常」的感受 ，或者說研究歷 史必須具有「時間感」，不能脫離時空而以科學研究的態度企圖找尋理論定律，但這並不 意謂歷史知識反對或缺乏永恆性（無永恆性則無知識可言），而是表示史學欲求變化之理 ，也就是欲從表象入手追究真相，畢竟無視於事態的論理不能得道。 因為歷史是一切過去發生的事，而歷史學自「記錄過去發生的事」產生，因此歷史可 說是人類最早的學科——文字發明時歷史學便出現（文字發明前乃稱為「史前」時代 prehistoric）；而歷史學不論如何受人蔑視或忽略，它始終不可能消失，且將與時並進 俱增而生生不息，這是說歷史愈長則歷史知識愈有價值，而人雖是歷史的主角卻不是歷史 的主宰，故歷史是人類自我認識（發覺自身處境）的主要憑藉，歷史的求知方式乃為「借 鏡」。因為時間與時間感不可能分開，歷史與歷史學實際上無法二分（‘history’一詞 兼具此二意），歷史是人的生存軌跡，歷史學研究歷史正如人生觀省思人生，有人就有歷 史，而人是思考的生命，故歷史必成歷史學，正如人生必致人生觀。生命是一段時光過程 ，歷史亦為時期（如羅馬歷史即表羅馬時代），人生即為歷史，歷史學的觀點便呈現人類 生命的意義。總之，歷史（學）是人的自覺表現 ，人有意識乃能「創造」歷史——故「 一切歷史皆是思想史」（All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thought） ——也才能將歷史 化為歷史學（‘history’一詞乃起源於人文主義精神強烈的古希臘），而歷史及歷史學 與人同壽，它不能被人消滅，除非人欲自盡，人若要自知便要自省，也就是面對歷史。若 就個人而言，學習歷史即是「我」對「非我」的認識，不知歷史即不能解脫或超越個人所 處的時代文化（此即是「井底之蛙」），而因歷史是人類的往事，故學習歷史也是「我」 對「大我」的體認，不經此事各人不能成為真正的自己，而個人不能成為偉大的人。再者 ，因歷史出於人的自覺，歷史學乃與探求真理的哲學一樣，是能自我檢驗學理的學科知識 （除史學與哲學之外別無他科有此素質，雖然實際上歷史學者大多缺乏此種反省），「史 學史」（historiography or ‘history of histories (historical writing)’）的探 討即是其兆（史學史研究在二十世紀以來特受重視，質疑史學呈現「客觀」事實的能力正 是歷史知識富有深刻思考的反映），而哲學史的研究——在知識本質上為歷史學而非哲學 的研究——也表示歷史學有自省的可能，因為哲學史涵蓋哲學研究而哲學知識具有自我合 理化的要求。 史學有其哲學性，然哲學卻無歷史性，歷史哲學在知識本質上為哲學而非史學，故歷 史哲學乃為「超歷史」（metahistory），它的研究取向反映學者對真理存在與否的認知 。歷史哲學家之中相信真理者視歷史為一切往事（the past），他們企圖直接或親自研究 歷史以發覺真理（故亦為史學家），其探討可謂為「歷史形上學」（historical metaphysics）或「思辨性的歷史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故其 說常關乎整體歷史的發展脈絡或型態，追究歷史的本質、原因、及意義；而不信者真理的 歷史哲學家所處理的歷史為歷史學（the study of the past），也就是「人們所認為的 歷史」（歷史學者的歷史記錄或歷史解釋），故其研究重點是歷史知識的真確性問題、或 歷史學的方法與根據（為second-order study），此可謂為「歷史邏輯學」（ historical logic）或「分析性的歷史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其所見不可能為歷史真相 。前者（e.g. Kant, Hegel, Marx）問學的氣魄恢弘，為傳統 學術的論道精神表現（思辨性的歷史哲學早於分析性的歷史哲學而出現），其成就令人矚 目，雖然其說未必正確（其強烈的歷史命定論尤為非智）；後者（e.g. Croce, Collingwood, Popper）格局較小或專業性較強（未能超越哲學藩籬），其論述雖與實際 的歷史學觀點較為契合，但事實上此輩絕非史學家（由此可見一般歷史學者實無獨特見地 ），其歷史意識遠不如前者所論之深刻；雖然前者並不為一般治史者認同為史學家，但後 者卻顯然是哲學界中成就較低的哲學家，這表示偉大的史學乃在探究真理（須有通貫之見 ），而小器的史學則人人皆可為之（表現個人觀感而已），故高深的哲學家富有歷史感， 而膚淺的哲學家看似平常的史學家。 二、歷史的價值 古代猶太人相信上帝對人的啟示不呈現在大自然中——此即一般人所相信的奇蹟—— 而是呈現在人的歷史中，這個重人事而輕物理的認知，猶如古希臘探求真理的學者從研究 科學轉而探討人文一樣，是深刻省思的心得。古代中國的「經史」一體傳統，一方面強調 歷史知識的真理性，另一方面卻貶抑史學的求道價值，因它畢竟區別經與史，此即將真理 （經）與真理在人間的表現（史）視為二事，於是經為道之體而史為道之用；如此，若「 出乎史入乎道」（龔自珍語）一說為正確，則須以「經」為不存——不是「經即史」—— 而治史乃為求道。王陽明說：「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 傳習錄》下卷）其意正是在此。 在所有的人類知識學科中，歷史所具的「後天性」最高，無怪乎歷史觀點就是「後見 之明」。史上有數學天才、音樂天才、語文天才，但絕無史學天才，因為歷史的意義須在 廣泛而深刻的學習、以及個人生命經驗的深切體悟之後，方可獲取，柏拉圖所說「學習就 是回憶」的意義在史學而言最不直接可得。這表示天才只是部分的傳道者（替天行道）， 而不是全然的得道者（發現真理）。歷史是人（類）的生命經驗，歷史對於探討真理的重 要顯示人的生命有其重要定位，求道絕非如解答一個科學問題，它必須經歷生命方能體悟 ，這表示真理不是一個與生命意義無關的物理知識，而人生也不是了無意義的自然過程。 中古學者為確認基督教的正確性，乃試圖將猶太人的歷史與基督教時代的歷史通貫，以便 透過如此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證明基督教的「其來有自」及合理性，此例 所示即是史學的「後見之明」價值，雖然其解釋觀點實為謬誤。真理蘊藏於歷史發展中， 而非配合歷史而發展（如黑格爾所言），因真理具有超越性，人可以求道而不能成道，故 「人」相對於「天」乃為「後天」，歷史知識的後天性顯示其為追求真理者的大道。 歷史的要素（必要背景）是時間，歷史學知識性質的特點是時間觀，而能有深刻歷史 見識者乃須有強烈的時間感，此即是「歷史性」（historical nature or historicality / historicity）的本源。無變化即無時間，反之亦然，故歷史可謂「變 化之學」或「時間之學」，歷史在一個靜態的世界中並無意義或可能 ，而動態變化乃為 事實，故歷史竟是「事實之學」。基於時間感而建立知識觀點就是歷史學術的「哲學基礎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此在任何其他學科均不可見（前文已指出哲學探討時 間觀卻不具時間感），這個史學的特殊性其實是史學高明之處或為「求道正學」之理；蓋 時間不曾暫停，故事物不斷變化且無完全改變（事物若無變化則無時間，然事物若前後完 全不同則時間即有中斷），此即人事發展（演變）有其延續性（continuity），於是史學 在強調獨特性與變化性之時也（須）注意普遍性與恆常性，而經長時體察，事物全豹及其 脈絡乃可顯見（即便是科學發現亦經長久知識積累而非突然憑空得知）。常言道「時間使 一切真相大白」（‘Time brings the truth to light.’ Or ‘Time discloses / reveals all things.’）——「日久見人心」是其道德性說法——此說若為真，則歷史 是追求真理的大道，應無疑義；保守主義（conservatism）尊重歷史傳統，因其確認「時 間所肯定者」（time-honoured）必有其神聖性與優點，這確是掌握天道真理的簡易法門 （盧梭以想像的歷史合理化其社會契約論，可見其為扭曲的歷史觀念(故講求「自然」而 反對「文明」)、虛假的保守主義、與錯誤的政治主張）。上帝所創造與安排的一切事物 均有其理，然一般人僅注意一件事物的恆常不變之理或其在某種時空狀態下的情狀，而忽 略此一事物在長久時空演變的脈絡中所呈現的意義，這是人「致命的盲點」，也是歷史為 偉大知識之理。例如常人皆認為「善有善報」應為天理，但又有鑑於經常有「好人沒好報 」之事，於是人們不是堅持善有善報的信仰，便是認定世間善無善報；這些看法不論對錯 皆是缺乏時間觀的認知，它們只在意「到底」善有善報是否為真，而對於史上長久的善惡 報應之事缺乏歷史意義的省思，如此便忽略善有善報雖為天理、但上天不使人間善惡報應 不爽應有其天命深意的啟示，這個無知將使人無法產生成仁取義的真正德行和為善信念。 又如前文所論基督教的錯誤之一，是信徒偏重耶穌基督化身為人的在世言行，而忽略耶穌 之前與之後的歷史亦為上帝所安排，同樣有其神意啟示的意義，這也是缺乏歷史感或時間 觀所導致的迷惘；於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可能熱切盼望基督的再臨，而對於二千年來未見 此盛世發生的狀況深覺失望，完全不能體會其中的含意，如此果真是「空等」一場，毫無 價值。 歷史若是追求真理的偉大學科，則歷史研究應為「文明史」而非「文化史」的探討， 故有關「歷史意義」（meaning of history）的問題向來主要是在探究歷史發展是否為「 進步」（progress）（二十世紀初以來進步觀的沒落乃造成世人對歷史意義的懷疑）。文 化只是「生活方式」（way of life），文明則是「高級的文化」（the high culture） ，文化問題只是方式的差異，文明課題則是進化的取向，因而歷史研究若為文化史，這只 是事物現象的發現，文明史的觀點才具有「區別先進與落後」的價值批判以及「通古今之 變」的見識。若以人性為課題，則可見歷史表面上千變萬化，但實際上未曾改變，如說歷 史可能重演（‘History repeats itself.’），此乃政治的歷史，因為在此人性的表現 特為顯著；但若以文明發展為題，則可見歷史有不斷的進化提升，而非古今相同，如學術 思想的歷史絕無重演現象，且無層次逐漸降低的狀況，因為在此良知的要求特為強烈。社 會科學乃是人性之學，文化史的立場不做人事的批判，也就是史學科學化的取向，於是可 知唯有文明觀點的探討方能體現史學的人文精神。自然主義者深感滄海桑田的人事變遷， 卻為求心靈平靜而倡自然規律之說，於是其反對文明教化的理念乃與「非歷史」（ a-historical）的知識觀互長相進，這也可見歷史的精神當主文明進化。 文明史的觀點使歷史研究必為「世界通史」的探討，此因真理具有普世性與絕對性， 故歷史解釋須為「世界性的」與「一貫性的」，而歷史哲學的研究對象即為世界通史。這 是說「世界通史」並非世界各地歷史的集合，而是單一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文明」 civilization一詞應無複數）——故主張價值多元者乃不能接受世界通史的概念 ——它 以高標準評論具有世界性意義的大事，而不求面面俱到。人若彼此比較則可區分為各種群 體，然人若對比於萬物與上帝則為一體，而歷史乃人類所獨有，故追求最深遠的歷史知識 理當以「世界通史」作為問題意識 ；這是說個人或小我固亦可以成史，然人性真相與生 命真諦則須從「大歷史」方可得見。整體不是個體的總和，真相不是細節的拼湊，而極致 不是成果的累積，世界通史是人類最高成就的探討，故應由歷史後期獨具慧眼的英才結論 之 ，現今世界史著作多是集合眾人專業研究的彙編，可見其不通（二者的差別正如人文 學追求生命意義而社會科學處理人際關係）。這表示若無真理則所謂「歷史事實」（ historical fact）絕不如「事實」、而「歷史的確切性」（historical certitude）必 為「確切性不足」——故有謂「歷史必然是錯的」（History must be false. ）或「歷 史是不含事實的故事」（History is fiction with the truth left out.）——因它更 受歷史時空與歷史學者的條件限制（史料必不完整或客觀而歷史解釋必離開史事）；然若 真理存在則歷史事實應超越事實，因它所顯示者是不識歷史者不能察覺的高層次道理，故 高明的人事評論常超乎其所論及的人物之自覺（可知不別智愚的「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研究觀念甚為無知） ，此非扭曲而是無「當局者迷」的後見之明。如此，一 部富有見識的世界通史並非合乎一般人印象的事實陳述（蓋史事不同於史識），而是令人 茅塞頓開的真理啟示——故說「人人都能造就歷史但只有偉人能撰寫歷史 」而「一部世 界歷史就是一道世界判決 」——因為真正的歷史著作必須顯示一種方向感，而世界通史 本是人類文明進化歷程的總體呈現（不單是偉人個別創作的集合而已 ）。唯有經由全盤 歷史的反省，人才能解脫歷史的迷雲而超越時空，從此確認生命的真相；蓋人一方面是歷 史產物——即「歷史性的存有者」——另一方面則為凌駕歷史的性靈，故欲認識或成就「 真人」須體驗且超越人生，就此而論乃可謂「歷史是人企圖掙脫的夢魘」 ，而「存在哲 學」（existential philosophy）則顯然過於沈湎在歷史的夢境中（將「存有」being歸 結至「歷史性」historicality）。 自古以來治史者即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型態，提出各種不同的整體性見解（上古神話 即表現歷史哲學的思想），這些「歷史理論」（theories of history）便是歷史觀點的 真理論述。如古希臘與許多東方民族都認為歷史的發展軌跡是循環的（cyclical），人事 只是不斷的重複，而沒有確定的方向或終極的目標，此見實為缺乏歷史知識（古希臘）或 缺乏歷史意識（東方民族）的假性史觀；相反地，傳統基督教徒的史觀以為歷史有其開端 也有其終點，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上帝安排下的進程，不是反覆而無意義的過程，雖然歷史 主要是人類墮落與喪亂的過程（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以認定神意去認知歷史，此非 真正的歷史研究，故承此發展的基督教史觀仍為假性史觀）；十八世紀以後「進步觀」（ idea of progress）的信仰者抱持直線史觀（linear view），他們認為「歷史巨輪」（ wheel of history）將不斷向前行進，文明的發展終將使人類社會成為一個完美的世界（ 此說忽略上帝對歷史的主導性，故為錯誤的史觀）；二十世紀以後此說式微，歷史循環論 再度興起，然此想法在悲觀的時代氣氛中無法成為共識。不論正確與否，歷史理論多認為 人類歷史具有某種意義或目的，雖然歷史證據不足以證實此種觀點，這表示人若正視其生 命則難以否認人生的獨特價值。 三、歷史學的迷失 歷史既有「過去發生的事」、「記錄過去發生的事」、與「解釋過去發生的事」三個 層次，而「現象不是事實、事實不是真理」，不能領悟歷史含有絕對義理而致力於歷史研 究者，必淪於玩物喪志與見樹不見林的狀況，其害不是坐井觀天，而是「以人為天」。歷 史記錄常為奇異獨特之事，而迅速的歷史變遷又顯示世上絕少永恆不改的事物——如俗諺 說「時代不同風俗便不同」（‘Different times, different customs.’ Or ‘Other times, other manners.’）——真理的存在顯然不是史事給人的印象，於是「歷史性」 常被誤解為「相對性」（hence ‘historical relativism’）或「個別性」（如 Friedrich Meinecke所謂的「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乃是對史事個別 性的體認），而歷史主義（historicism）常為相對主義的立場 。如此「慣看秋月春風」 的歷史學習者極可能將「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而高唱「是非成敗轉頭空」的虛無論 調，於是「憤世嫉俗」（misanthropic）、「世故老成」（sophisticated）、與「玩世 不恭」（cynical）成為大部分治史者的「品格」，其稍有長進者也不過圖謀「安身立命 」而已，不僅無助於真理的闡發，且甚有害於後學者的求知。 一方面因生命的本質為苦，另一方面因歷史記錄偏重特異之事，於是歷史所示常為人 生苦難。西方諺語有謂「沒有歷史的國家才是快樂的國家」（Happy is the country that has no history.） ，這是因為人類歷史充滿各式人禍（如戰爭與權力鬥爭），英 國著名的史家吉朋即說「歷史總為人類的罪惡、愚蠢、與悲哀之記錄 」，伏爾泰亦有相 似說法 ，這實為一般治史者共有的心得。然苦若為生命本質之感，而受苦有其意義，或 苦難有其真理啟示的內涵，則歷史悲劇其實蘊含深刻的天道；正如悲觀是正確的知識反應 ，歷史不是傷春悲秋的素材，而是終極真相的「反面教材」，僅注意事物表象的歷史研究 者只是多愁而不能善感，此無異為自絕。思辨性的歷史哲學觀之提出，常帶有破除歷史悲 情而顯示人類受苦意義的積極意念，此種道德動機固可能導致真理真相的扭曲（為善而犧 牲真），然其問題意識確具深度且方向正確。 歷史是過去之事，然認識歷史乃為瞭解萬事萬物之通義，因此就精神意涵而論歷史不 是「過去」，故非相對於「現在」或「未來」，不解此理者乃多以其現實目的或以其當時 的立場認知歷史（i.e. ‘present-mindedness’ ），此種為今人「改寫歷史」的態度使 真相真理更不能澄清（故論者戲稱「上帝不能改變過去但歷史學者卻能」 ）。近代義大 利學者克洛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謂「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其所反映者乃是各時代的人多以其當代的想法去 解釋過去，因而每一時代的歷史都反映其時人們所以為的「現代」觀念；此說顯示歷史知 識富於現實關懷（傳統歷史主要為政治史即因傳統士人的最大關懷在於政治），常人學習 歷史不僅是為瞭解古代，更是為瞭解（認同）自己的時代，「鑑往知來」之說其實亦富有 此意，蓋「知來」是「現在」所望，故「鑑往」實為「知今」（‘Things present are judged by things past.’），而「溫故勝於知新」（‘The world does not require so much to be informed as to be reminded.’）。然凡「以現在認識過去」的歷史觀 點皆不可能察覺天道，因它忽略真理的永恆性，卻執著於知識的實用性。由是可知，真正 的「歷史真相」其實是超越性的存在，而非歷史學界的輿論 。 歷史的起源是出於人對世界的觀察，它主要是知識性的，然凡人研究歷史常出於情感 認同而非為求知，此種治史態度不僅不能使人啟蒙，反而使人蒙蔽。歷史的範圍既然無比 廣大，而歷史研究對象眾多，歷史學者對於研究課題的選擇經常是其個人關懷所在，此為 自然卻不當之事。正如歷史學者常自問，在人類史上最令其嚮往而欲寄身其中的時空為何 ，此一問題的回答一方面須有知識（對史上各時代與地區的認識），另一方面則表現個人 性格與情感。如此，十九世紀是許多歷史學者最喜歡的研究課題，此因二十世紀的動亂與 文明發展的困境，使人特別懷念充滿希望信心與進步動力的十九世紀；這是說「鄉愁情懷 」（nostalgia）的安慰是歷史學習者常有的求知目的，而其歷史觀點也常反映學者內心 情感。因為數千年歷史中可見各種性情與格調的人物，故歷史學習者極易從求知當中，發 覺其欣賞的對象或與其自身相似的古人，此事於各人的自我認同或自信之強化頗有助益， 且因歷史研究範圍廣泛，學者在其中不難發掘合乎個人所好的題材，故史學常為圖求「安 身立命」者沈溺的樂園。顯然歷史研究所強調的「同情的瞭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之所以可能，正因歷史人物與後世的歷史研究者在人情人性上常為一致 。各國歷史教育和研究皆以本國史為主，此為自然卻墮落的表現，一套舉世重視的歷史知 識內容無法建立，而歷史學者之間關係疏遠冷漠，這是史學地位的自我顛覆。 在實際學術活動上，歷史學其實較其他學科偏執而瑣碎，以此更常「言不及義」。這 是因為一般學史者並不曾意識歷史學作為真理探求之道的角色與價值，歷史學長久為政治 、道德、宗教、乃至個人的生命情懷服務，它的知識本質和目的被高度認為現世性取向， 因此學史者經常是「世故的」，極少具有超越現實的理想性格。一般所謂的史學家強調「 回歸歷史知識本性」時，只是呼籲「讓史料說話」或重現人事物發生時的原來情形，殊不 知史料不會說話，而史實若無真理為據判斷則無所謂的歷史真相，還原事件原狀在技術上 實不可能，即便可能其在意義上也無足稱述。此外，不識歷史知識的偉大意涵者，在面對 學術專業化的趨勢時，一味將歷史研究範圍縮小，以為如此的專題為一般學者——更遑論 一般人——所不熟悉（然其所含義理常淺薄至無人不曉），便是史學專業素養的表現。於 是自然科學的專業化呈現「尖端」的威勢，歷史學的專業化卻呈現「瑣碎」的現象，不僅 難以引發興趣或關懷，在稍知其所論之理不過爾爾時，更令人有不屑一顧的感受。 因有心探討長期或全面歷史變化之義者本不多，而有能力領悟歷史所含神機者更少， 於是在多元化的思潮與專業化的士林中，「通古今之變」竟「成一家之言」，而受忽略與 排斥，以致歷史學的真理論述難以發揮其結論人類文明終極意義的偉大價值。古希臘史學 家西羅多德（Herodotus）與古中國史學家司馬遷，皆志在呈現歷史的通義——此由二者 的代表性著述皆名為「史記」（History）可知——他們雖皆被尊為偉大史家，然其說卻 被一般歷史研究者「敬而遠之」，這充分顯示史學發展的內在危機與史識追求的內在緊張 性（既推崇通貫的見識卻又強調個性的表現）。可歎者是在文明初期的治史者雖有志於解 釋「古今之變」的通理，但其時實乏成就此一雄圖的歷史遺產或知識憑藉，而今人具備如 此的條件，卻競務自我認同的個人式史學，使歷史真相更形渾沌不明；這一方面呈現歷史 （學）的誤導性作用，另一方面卻表現歷史（學）的啟示性功能，因為上述迷亂情勢的發 覺竟是歷史研究所得（非此不能警覺），可見不識歷史之義者必淪為歷史的產物乃至犧牲 品，而知曉歷史意義者必能超越歷史而領悟天道。 -- There are a lot things we don't want to know about the people we love. --- Chuck Palahniu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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