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既然谈起王教授，我们就来看看他的文章吧！我得承认， 此乃近年读过关於历史学性质的探讨中，让我最无言的一篇了。 不想多说，因为 Reading it is already bad enough.... 原文包含注脚，因为bbs格式难以相容，欲窥究竟者，可从底下得之： http://www.sanmin.com.tw/learning/history/highschool/exam/王世宗教授演讲稿.doc -------------------------- 关於「历史是什麽」的省思 台湾大学历史系 王世宗 一、历史的意义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如此，历史几乎是无所不包；尤其因为未来之事与过去之事在 型态上或许不同，但在性质上并无重大差异（此由历史的探讨可知），故更可见历史所涵 盖者之广泛，这也就是说历史是一个周全的知识宝库或完善的求知工具。虽然人所关心的 事多为与人有关的事，因而历史事实上常限於「人事」——於是历史可说是人所特有或专 有（故历史可被定义为「人的故事」，而历史哲学之正式出现则是在启蒙运动将人视为哲 学思想的中心之後）——而非指一切过去发生之事，但人既是万物之灵，物质世界乃为「 人世」，因此历史所包含者尽管不是所有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而与人关系不深的事或 次要之事——如丛林中的饿虎扑羊——今人也大多可知，而不消透过历史学习得知，故实 际上吾人可说历史包括了「所有人应该知道的事」。更进一步言，历史通常不讨论自然事 物或物理现象，确切地说历史不处理未显示意志自由作用的事件——所谓「历史必然性」 （historical necessity）乃意味意志之受限而非意志之不存——这表示史学欲「究天人 之际」（如讨论「英雄造时势或时势造英雄」的人力效用） ，其所重是「人所应当做的 事」，故它富有精神意涵；史学评论常充满道德批判，这一方面显示历史研究对象主要是 含有自由意志的人事，另一方面则表示史学探讨至少达到「善」的层次，而其目的是从论 善以求真，或说其职责是以真理评断善恶，因人间最可反映真理的事务即是道德问题，故 具有浓厚道德意识的史学无事不论乃理所当然。传统史学是以政治为主题，历史研究对象 的普及乃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启蒙运动以来兴起的「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研究即强调史学应扩及政治以外一切事务之探讨 ——这表示人类历史有 促使人类自省的作用，而万事万物有其通义故应同观（虽非等量齐观）的道理，是史学所 独具且得来不易的高深见识。总之，历史包含一切过去之事，此非理想而是本质，历史研 究虽不能臻於囊括一切往事的理想，并无害於其知识的有效性，因为通贯性是质而非量的 问题，而「包含一切过去之事」是历史知识的本质而非其内容。 历史虽可谓一切过去发生的事，但吾人不可能尽知一切过去发生的事，这不仅因为人 的知识能力有限，而且因为後人所可掌握或利用的史料（包含文献与器物）极其有限，这 表示历史对人而言其实是「被纪录的往事」。於是可说历史是「人类的记忆」，问「历史 有何价值」犹如问「记忆对人有何价值」，其答案不言可喻 ；然历史实为往事之被纪录 者，而记录必有选材，故历史是「人类的选择性记忆」（如「国史」之作常为造就一国人 民的「共同记忆」），但因人所选择者是其所重视者，故历史所反映者必为重要之事，或 能显示人心之所趋 ，如此历史的价值并不因其未能尽含一切往事而大为减损，盖真正不 为人所重者必不含大义（如陈义甚高的伟大着作即使不受欢迎亦受尊敬）。 记录往事已含有解释的成分，而认识过去或学习历史更不可能不带有解释的眼光，因 此历史的最高层次定义乃为「对於过去的解释」，换言之历史知识即是「对往事的看法」 。这表示历史学确是「学思并进」的求知，它不止於事物表象的认识，而必探寻事物背後 的道理，因为纯粹表现「事实」的历史知识是不可能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史学」绝 无法存在——史学家乃非专家而是有见识的人。「人的记忆力总会出错，但其判断力却不 会出错。」（Our memory is always at fault, never our judgement.）此犹如经验不 足无妨於理性判断，故「吾人所知的历史事实尽管可能与真相颇有出入，但吾人所做的历 史解释却能体现真理而无误。」（历史事件可能为假而历史解释不可能造假，因解释必须 合理。）这并非表示治史者可忽略史实而自由解释过去，而是表示历史事实尽管无法重现 或尽知，然历史解释（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若能具备常识且掌握人事通性，则 可切合天道而富启发性，故史学家不是熟悉史事的人，而是能於史事中「见人所不见与发 人所未发」的人。换言之，史料不足或史事不明绝非历史学的致命伤（哲学家对於史学知 识缺乏客观性与精确性的批评实无足轻重）、甚至不是历史学的缺陷（「原罪」在现实世 界中不算是缺陷），因历史为天理神意的展现，个别事件的细节常非重要（无关宏旨）， 且事事均可对比参照而显示世界唯一之理与整体趋向，故历史意义的发觉关键是在於人（ 研究者）的领悟而非事（研究对象）的厘清，盖人有天性而事为天命，求道者若能体会史 事中的天意即可谓知情。历史若仅为过去发生的事，则历史对人而言并无重要价值，历史 的价值是在於过去发生的事对人（现在）而言有何意义（关心过去是因关心未来，虽然历 史精神绝不是未来主义futurism），因此可说历史的价值是出於历史解释；正如有道而无 人则道绝无价值，盖无人则无求道之事，历史的价值是在於呈现道，历史解释乃在求道与 传道，研究历史而不解释历史即是「有道无人」，必徒劳无功。 正因历史实际上不可能呈现过去一切，历史所显示者或历史学所重视者乃是特异之事 （e.g. Wilhelm Dilthey），如普通生活行为例不见於史册，此非因其不真实，而是因其 太平凡，战争常为史家话题而和平非其所重，其理亦同 。而所谓特异含有二层面，其一 是奇怪反常，其二是脱俗超凡（这正如「代表」可为「反映常情」或「展现典范」），前 类史事使人思索何谓错误与不佳，後者则教人上达至善；若果「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因可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则历史显然是最佳的人生 监戒，「历史教训」（historical lesson）实为无可取代的知识泉源（虽不幸「历史的 最大教训是人永不能接受历史的教训」 ，但人若不记取过去的教训则必重蹈覆辙 ）。然 以寻求通则定律的科学知识立场来看，历史研究因重特异之事（the particular），其概 括性（generality）与解说力（explanatoriness）不强（历史学者所谓的「原因」 causes其实常不过是「理由」reasons）而价值判断却太多（非value-neutral or value-free），故史学的知识价值除了稍胜於文学外，似低於大多数学科，此种错觉其实 是因不知「特异有优异之意」所致，或是以科学观点评断人文知识时的昧於事理。史学家 对於独特性而非普遍性的强调（如Marc Bloch指出「历史精神」‘historical spirit’ 即是「变异感」‘sense of diversity’），常是为表现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取向之不 同，然史学不可能因此不顾常情常理而能解释特异之事 ——历史思维并非通则与特性交 战而是「通」古今之「变」——事实上史学家所以强调史学与社会科学之不同在於史学重 视特异之事，正是因为他们在论理上（必须）接受一切关於人事的科学性考察（此为人文 知识的基础），由此可知史学所求的独特性其实是优异性而非反常，也就是说史学是欲超 越科学而非反科学（Dilthey, Croce, Collingwood等「理想主义」的历史哲学家，企图 以证明史学方法的「非科学性」去扞卫史学的学术自主性或独特性，此乃弄巧成拙的错误 ，其实关於历史知识的哲学性争辩并非史学所特有的问题，而是深入的人事探讨所共有的 问题）。不论特异意谓非常或杰出，历史学注重特异之事表示它以「值得注意」（ noteworthy）者为问题，而非以「无常」（becoming）为「常」（being）或以经验优於 理性——历史的知识观绝不是经验主义——这是对事物轻重有所察觉而对宇宙意义有所探 究的人文精神表现，故现今沈溺於鸡毛蒜皮琐事的「文化史」研究，是不知轻重与不问意 义的史学游戏而已，独特性於此已为个性所取代。 历史是时间的产物，而时间与变化同在，故历史所展现者是世事的变迁，尤其因历史 记录不重平常或规律之事，因而更彰显人事的无常。若世事绝无改变，则时间无从出现， 而历史也无记载与探讨的必要；历史是人事变迁之迹，历史强化人的时间感——或说认识 历史须深具时间感——史学是从变化中寻求不变之理，这是一切事物的意义产生之由（不 变即无意义）。如此可知，历史的意识是出於「变」而非「常」的感受 ，或者说研究历 史必须具有「时间感」，不能脱离时空而以科学研究的态度企图找寻理论定律，但这并不 意谓历史知识反对或缺乏永恒性（无永恒性则无知识可言），而是表示史学欲求变化之理 ，也就是欲从表象入手追究真相，毕竟无视於事态的论理不能得道。 因为历史是一切过去发生的事，而历史学自「记录过去发生的事」产生，因此历史可 说是人类最早的学科——文字发明时历史学便出现（文字发明前乃称为「史前」时代 prehistoric）；而历史学不论如何受人蔑视或忽略，它始终不可能消失，且将与时并进 俱增而生生不息，这是说历史愈长则历史知识愈有价值，而人虽是历史的主角却不是历史 的主宰，故历史是人类自我认识（发觉自身处境）的主要凭藉，历史的求知方式乃为「借 镜」。因为时间与时间感不可能分开，历史与历史学实际上无法二分（‘history’一词 兼具此二意），历史是人的生存轨迹，历史学研究历史正如人生观省思人生，有人就有历 史，而人是思考的生命，故历史必成历史学，正如人生必致人生观。生命是一段时光过程 ，历史亦为时期（如罗马历史即表罗马时代），人生即为历史，历史学的观点便呈现人类 生命的意义。总之，历史（学）是人的自觉表现 ，人有意识乃能「创造」历史——故「 一切历史皆是思想史」（All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thought） ——也才能将历史 化为历史学（‘history’一词乃起源於人文主义精神强烈的古希腊），而历史及历史学 与人同寿，它不能被人消灭，除非人欲自尽，人若要自知便要自省，也就是面对历史。若 就个人而言，学习历史即是「我」对「非我」的认识，不知历史即不能解脱或超越个人所 处的时代文化（此即是「井底之蛙」），而因历史是人类的往事，故学习历史也是「我」 对「大我」的体认，不经此事各人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而个人不能成为伟大的人。再者 ，因历史出於人的自觉，历史学乃与探求真理的哲学一样，是能自我检验学理的学科知识 （除史学与哲学之外别无他科有此素质，虽然实际上历史学者大多缺乏此种反省），「史 学史」（historiography or ‘history of histories (historical writing)’）的探 讨即是其兆（史学史研究在二十世纪以来特受重视，质疑史学呈现「客观」事实的能力正 是历史知识富有深刻思考的反映），而哲学史的研究——在知识本质上为历史学而非哲学 的研究——也表示历史学有自省的可能，因为哲学史涵盖哲学研究而哲学知识具有自我合 理化的要求。 史学有其哲学性，然哲学却无历史性，历史哲学在知识本质上为哲学而非史学，故历 史哲学乃为「超历史」（metahistory），它的研究取向反映学者对真理存在与否的认知 。历史哲学家之中相信真理者视历史为一切往事（the past），他们企图直接或亲自研究 历史以发觉真理（故亦为史学家），其探讨可谓为「历史形上学」（historical metaphysics）或「思辨性的历史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故其 说常关乎整体历史的发展脉络或型态，追究历史的本质、原因、及意义；而不信者真理的 历史哲学家所处理的历史为历史学（the study of the past），也就是「人们所认为的 历史」（历史学者的历史记录或历史解释），故其研究重点是历史知识的真确性问题、或 历史学的方法与根据（为second-order study），此可谓为「历史逻辑学」（ historical logic）或「分析性的历史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其所见不可能为历史真相 。前者（e.g. Kant, Hegel, Marx）问学的气魄恢弘，为传统 学术的论道精神表现（思辨性的历史哲学早於分析性的历史哲学而出现），其成就令人瞩 目，虽然其说未必正确（其强烈的历史命定论尤为非智）；後者（e.g. Croce, Collingwood, Popper）格局较小或专业性较强（未能超越哲学藩篱），其论述虽与实际 的历史学观点较为契合，但事实上此辈绝非史学家（由此可见一般历史学者实无独特见地 ），其历史意识远不如前者所论之深刻；虽然前者并不为一般治史者认同为史学家，但後 者却显然是哲学界中成就较低的哲学家，这表示伟大的史学乃在探究真理（须有通贯之见 ），而小器的史学则人人皆可为之（表现个人观感而已），故高深的哲学家富有历史感， 而肤浅的哲学家看似平常的史学家。 二、历史的价值 古代犹太人相信上帝对人的启示不呈现在大自然中——此即一般人所相信的奇蹟—— 而是呈现在人的历史中，这个重人事而轻物理的认知，犹如古希腊探求真理的学者从研究 科学转而探讨人文一样，是深刻省思的心得。古代中国的「经史」一体传统，一方面强调 历史知识的真理性，另一方面却贬抑史学的求道价值，因它毕竟区别经与史，此即将真理 （经）与真理在人间的表现（史）视为二事，於是经为道之体而史为道之用；如此，若「 出乎史入乎道」（龚自珍语）一说为正确，则须以「经」为不存——不是「经即史」—— 而治史乃为求道。王阳明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 传习录》下卷）其意正是在此。 在所有的人类知识学科中，历史所具的「後天性」最高，无怪乎历史观点就是「後见 之明」。史上有数学天才、音乐天才、语文天才，但绝无史学天才，因为历史的意义须在 广泛而深刻的学习、以及个人生命经验的深切体悟之後，方可获取，柏拉图所说「学习就 是回忆」的意义在史学而言最不直接可得。这表示天才只是部分的传道者（替天行道）， 而不是全然的得道者（发现真理）。历史是人（类）的生命经验，历史对於探讨真理的重 要显示人的生命有其重要定位，求道绝非如解答一个科学问题，它必须经历生命方能体悟 ，这表示真理不是一个与生命意义无关的物理知识，而人生也不是了无意义的自然过程。 中古学者为确认基督教的正确性，乃试图将犹太人的历史与基督教时代的历史通贯，以便 透过如此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证明基督教的「其来有自」及合理性，此例 所示即是史学的「後见之明」价值，虽然其解释观点实为谬误。真理蕴藏於历史发展中， 而非配合历史而发展（如黑格尔所言），因真理具有超越性，人可以求道而不能成道，故 「人」相对於「天」乃为「後天」，历史知识的後天性显示其为追求真理者的大道。 历史的要素（必要背景）是时间，历史学知识性质的特点是时间观，而能有深刻历史 见识者乃须有强烈的时间感，此即是「历史性」（historical nature or historicality / historicity）的本源。无变化即无时间，反之亦然，故历史可谓「变 化之学」或「时间之学」，历史在一个静态的世界中并无意义或可能 ，而动态变化乃为 事实，故历史竟是「事实之学」。基於时间感而建立知识观点就是历史学术的「哲学基础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此在任何其他学科均不可见（前文已指出哲学探讨时 间观却不具时间感），这个史学的特殊性其实是史学高明之处或为「求道正学」之理；盖 时间不曾暂停，故事物不断变化且无完全改变（事物若无变化则无时间，然事物若前後完 全不同则时间即有中断），此即人事发展（演变）有其延续性（continuity），於是史学 在强调独特性与变化性之时也（须）注意普遍性与恒常性，而经长时体察，事物全豹及其 脉络乃可显见（即便是科学发现亦经长久知识积累而非突然凭空得知）。常言道「时间使 一切真相大白」（‘Time brings the truth to light.’ Or ‘Time discloses / reveals all things.’）——「日久见人心」是其道德性说法——此说若为真，则历史 是追求真理的大道，应无疑义；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尊重历史传统，因其确认「时 间所肯定者」（time-honoured）必有其神圣性与优点，这确是掌握天道真理的简易法门 （卢梭以想像的历史合理化其社会契约论，可见其为扭曲的历史观念(故讲求「自然」而 反对「文明」)、虚假的保守主义、与错误的政治主张）。上帝所创造与安排的一切事物 均有其理，然一般人仅注意一件事物的恒常不变之理或其在某种时空状态下的情状，而忽 略此一事物在长久时空演变的脉络中所呈现的意义，这是人「致命的盲点」，也是历史为 伟大知识之理。例如常人皆认为「善有善报」应为天理，但又有监於经常有「好人没好报 」之事，於是人们不是坚持善有善报的信仰，便是认定世间善无善报；这些看法不论对错 皆是缺乏时间观的认知，它们只在意「到底」善有善报是否为真，而对於史上长久的善恶 报应之事缺乏历史意义的省思，如此便忽略善有善报虽为天理、但上天不使人间善恶报应 不爽应有其天命深意的启示，这个无知将使人无法产生成仁取义的真正德行和为善信念。 又如前文所论基督教的错误之一，是信徒偏重耶稣基督化身为人的在世言行，而忽略耶稣 之前与之後的历史亦为上帝所安排，同样有其神意启示的意义，这也是缺乏历史感或时间 观所导致的迷惘；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可能热切盼望基督的再临，而对於二千年来未见 此盛世发生的状况深觉失望，完全不能体会其中的含意，如此果真是「空等」一场，毫无 价值。 历史若是追求真理的伟大学科，则历史研究应为「文明史」而非「文化史」的探讨， 故有关「历史意义」（meaning of history）的问题向来主要是在探究历史发展是否为「 进步」（progress）（二十世纪初以来进步观的没落乃造成世人对历史意义的怀疑）。文 化只是「生活方式」（way of life），文明则是「高级的文化」（the high culture） ，文化问题只是方式的差异，文明课题则是进化的取向，因而历史研究若为文化史，这只 是事物现象的发现，文明史的观点才具有「区别先进与落後」的价值批判以及「通古今之 变」的见识。若以人性为课题，则可见历史表面上千变万化，但实际上未曾改变，如说历 史可能重演（‘History repeats itself.’），此乃政治的历史，因为在此人性的表现 特为显着；但若以文明发展为题，则可见历史有不断的进化提升，而非古今相同，如学术 思想的历史绝无重演现象，且无层次逐渐降低的状况，因为在此良知的要求特为强烈。社 会科学乃是人性之学，文化史的立场不做人事的批判，也就是史学科学化的取向，於是可 知唯有文明观点的探讨方能体现史学的人文精神。自然主义者深感沧海桑田的人事变迁， 却为求心灵平静而倡自然规律之说，於是其反对文明教化的理念乃与「非历史」（ a-historical）的知识观互长相进，这也可见历史的精神当主文明进化。 文明史的观点使历史研究必为「世界通史」的探讨，此因真理具有普世性与绝对性， 故历史解释须为「世界性的」与「一贯性的」，而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即为世界通史。这 是说「世界通史」并非世界各地历史的集合，而是单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文明」 civilization一词应无复数）——故主张价值多元者乃不能接受世界通史的概念 ——它 以高标准评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大事，而不求面面俱到。人若彼此比较则可区分为各种群 体，然人若对比於万物与上帝则为一体，而历史乃人类所独有，故追求最深远的历史知识 理当以「世界通史」作为问题意识 ；这是说个人或小我固亦可以成史，然人性真相与生 命真谛则须从「大历史」方可得见。整体不是个体的总和，真相不是细节的拼凑，而极致 不是成果的累积，世界通史是人类最高成就的探讨，故应由历史後期独具慧眼的英才结论 之 ，现今世界史着作多是集合众人专业研究的汇编，可见其不通（二者的差别正如人文 学追求生命意义而社会科学处理人际关系）。这表示若无真理则所谓「历史事实」（ historical fact）绝不如「事实」、而「历史的确切性」（historical certitude）必 为「确切性不足」——故有谓「历史必然是错的」（History must be false. ）或「历 史是不含事实的故事」（History is fiction with the truth left out.）——因它更 受历史时空与历史学者的条件限制（史料必不完整或客观而历史解释必离开史事）；然若 真理存在则历史事实应超越事实，因它所显示者是不识历史者不能察觉的高层次道理，故 高明的人事评论常超乎其所论及的人物之自觉（可知不别智愚的「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研究观念甚为无知） ，此非扭曲而是无「当局者迷」的後见之明。如此，一 部富有见识的世界通史并非合乎一般人印象的事实陈述（盖史事不同於史识），而是令人 茅塞顿开的真理启示——故说「人人都能造就历史但只有伟人能撰写历史 」而「一部世 界历史就是一道世界判决 」——因为真正的历史着作必须显示一种方向感，而世界通史 本是人类文明进化历程的总体呈现（不单是伟人个别创作的集合而已 ）。唯有经由全盘 历史的反省，人才能解脱历史的迷云而超越时空，从此确认生命的真相；盖人一方面是历 史产物——即「历史性的存有者」——另一方面则为凌驾历史的性灵，故欲认识或成就「 真人」须体验且超越人生，就此而论乃可谓「历史是人企图挣脱的梦魇」 ，而「存在哲 学」（existential philosophy）则显然过於沈湎在历史的梦境中（将「存有」being归 结至「历史性」historicality）。 自古以来治史者即对於人类社会的发展型态，提出各种不同的整体性见解（上古神话 即表现历史哲学的思想），这些「历史理论」（theories of history）便是历史观点的 真理论述。如古希腊与许多东方民族都认为历史的发展轨迹是循环的（cyclical），人事 只是不断的重复，而没有确定的方向或终极的目标，此见实为缺乏历史知识（古希腊）或 缺乏历史意识（东方民族）的假性史观；相反地，传统基督教徒的史观以为历史有其开端 也有其终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上帝安排下的进程，不是反覆而无意义的过程，虽然历史 主要是人类堕落与丧乱的过程（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以认定神意去认知历史，此非 真正的历史研究，故承此发展的基督教史观仍为假性史观）；十八世纪以後「进步观」（ idea of progress）的信仰者抱持直线史观（linear view），他们认为「历史巨轮」（ wheel of history）将不断向前行进，文明的发展终将使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完美的世界（ 此说忽略上帝对历史的主导性，故为错误的史观）；二十世纪以後此说式微，历史循环论 再度兴起，然此想法在悲观的时代气氛中无法成为共识。不论正确与否，历史理论多认为 人类历史具有某种意义或目的，虽然历史证据不足以证实此种观点，这表示人若正视其生 命则难以否认人生的独特价值。 三、历史学的迷失 历史既有「过去发生的事」、「记录过去发生的事」、与「解释过去发生的事」三个 层次，而「现象不是事实、事实不是真理」，不能领悟历史含有绝对义理而致力於历史研 究者，必沦於玩物丧志与见树不见林的状况，其害不是坐井观天，而是「以人为天」。历 史记录常为奇异独特之事，而迅速的历史变迁又显示世上绝少永恒不改的事物——如俗谚 说「时代不同风俗便不同」（‘Different times, different customs.’ Or ‘Other times, other manners.’）——真理的存在显然不是史事给人的印象，於是「历史性」 常被误解为「相对性」（hence ‘historical relativism’）或「个别性」（如 Friedrich Meinecke所谓的「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乃是对史事个别 性的体认），而历史主义（historicism）常为相对主义的立场 。如此「惯看秋月春风」 的历史学习者极可能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而高唱「是非成败转头空」的虚无论 调，於是「愤世嫉俗」（misanthropic）、「世故老成」（sophisticated）、与「玩世 不恭」（cynical）成为大部分治史者的「品格」，其稍有长进者也不过图谋「安身立命 」而已，不仅无助於真理的阐发，且甚有害於後学者的求知。 一方面因生命的本质为苦，另一方面因历史记录偏重特异之事，於是历史所示常为人 生苦难。西方谚语有谓「没有历史的国家才是快乐的国家」（Happy is the country that has no history.） ，这是因为人类历史充满各式人祸（如战争与权力斗争），英 国着名的史家吉朋即说「历史总为人类的罪恶、愚蠢、与悲哀之记录 」，伏尔泰亦有相 似说法 ，这实为一般治史者共有的心得。然苦若为生命本质之感，而受苦有其意义，或 苦难有其真理启示的内涵，则历史悲剧其实蕴含深刻的天道；正如悲观是正确的知识反应 ，历史不是伤春悲秋的素材，而是终极真相的「反面教材」，仅注意事物表象的历史研究 者只是多愁而不能善感，此无异为自绝。思辨性的历史哲学观之提出，常带有破除历史悲 情而显示人类受苦意义的积极意念，此种道德动机固可能导致真理真相的扭曲（为善而牺 牲真），然其问题意识确具深度且方向正确。 历史是过去之事，然认识历史乃为了解万事万物之通义，因此就精神意涵而论历史不 是「过去」，故非相对於「现在」或「未来」，不解此理者乃多以其现实目的或以其当时 的立场认知历史（i.e. ‘present-mindedness’ ），此种为今人「改写历史」的态度使 真相真理更不能澄清（故论者戏称「上帝不能改变过去但历史学者却能」 ）。近代义大 利学者克洛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谓「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其所反映者乃是各时代的人多以其当代的想法去 解释过去，因而每一时代的历史都反映其时人们所以为的「现代」观念；此说显示历史知 识富於现实关怀（传统历史主要为政治史即因传统士人的最大关怀在於政治），常人学习 历史不仅是为了解古代，更是为了解（认同）自己的时代，「监往知来」之说其实亦富有 此意，盖「知来」是「现在」所望，故「监往」实为「知今」（‘Things present are judged by things past.’），而「温故胜於知新」（‘The world does not require so much to be informed as to be reminded.’）。然凡「以现在认识过去」的历史观 点皆不可能察觉天道，因它忽略真理的永恒性，却执着於知识的实用性。由是可知，真正 的「历史真相」其实是超越性的存在，而非历史学界的舆论 。 历史的起源是出於人对世界的观察，它主要是知识性的，然凡人研究历史常出於情感 认同而非为求知，此种治史态度不仅不能使人启蒙，反而使人蒙蔽。历史的范围既然无比 广大，而历史研究对象众多，历史学者对於研究课题的选择经常是其个人关怀所在，此为 自然却不当之事。正如历史学者常自问，在人类史上最令其向往而欲寄身其中的时空为何 ，此一问题的回答一方面须有知识（对史上各时代与地区的认识），另一方面则表现个人 性格与情感。如此，十九世纪是许多历史学者最喜欢的研究课题，此因二十世纪的动乱与 文明发展的困境，使人特别怀念充满希望信心与进步动力的十九世纪；这是说「乡愁情怀 」（nostalgia）的安慰是历史学习者常有的求知目的，而其历史观点也常反映学者内心 情感。因为数千年历史中可见各种性情与格调的人物，故历史学习者极易从求知当中，发 觉其欣赏的对象或与其自身相似的古人，此事於各人的自我认同或自信之强化颇有助益， 且因历史研究范围广泛，学者在其中不难发掘合乎个人所好的题材，故史学常为图求「安 身立命」者沈溺的乐园。显然历史研究所强调的「同情的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之所以可能，正因历史人物与後世的历史研究者在人情人性上常为一致 。各国历史教育和研究皆以本国史为主，此为自然却堕落的表现，一套举世重视的历史知 识内容无法建立，而历史学者之间关系疏远冷漠，这是史学地位的自我颠覆。 在实际学术活动上，历史学其实较其他学科偏执而琐碎，以此更常「言不及义」。这 是因为一般学史者并不曾意识历史学作为真理探求之道的角色与价值，历史学长久为政治 、道德、宗教、乃至个人的生命情怀服务，它的知识本质和目的被高度认为现世性取向， 因此学史者经常是「世故的」，极少具有超越现实的理想性格。一般所谓的史学家强调「 回归历史知识本性」时，只是呼吁「让史料说话」或重现人事物发生时的原来情形，殊不 知史料不会说话，而史实若无真理为据判断则无所谓的历史真相，还原事件原状在技术上 实不可能，即便可能其在意义上也无足称述。此外，不识历史知识的伟大意涵者，在面对 学术专业化的趋势时，一味将历史研究范围缩小，以为如此的专题为一般学者——更遑论 一般人——所不熟悉（然其所含义理常浅薄至无人不晓），便是史学专业素养的表现。於 是自然科学的专业化呈现「尖端」的威势，历史学的专业化却呈现「琐碎」的现象，不仅 难以引发兴趣或关怀，在稍知其所论之理不过尔尔时，更令人有不屑一顾的感受。 因有心探讨长期或全面历史变化之义者本不多，而有能力领悟历史所含神机者更少， 於是在多元化的思潮与专业化的士林中，「通古今之变」竟「成一家之言」，而受忽略与 排斥，以致历史学的真理论述难以发挥其结论人类文明终极意义的伟大价值。古希腊史学 家西罗多德（Herodotus）与古中国史学家司马迁，皆志在呈现历史的通义——此由二者 的代表性着述皆名为「史记」（History）可知——他们虽皆被尊为伟大史家，然其说却 被一般历史研究者「敬而远之」，这充分显示史学发展的内在危机与史识追求的内在紧张 性（既推崇通贯的见识却又强调个性的表现）。可叹者是在文明初期的治史者虽有志於解 释「古今之变」的通理，但其时实乏成就此一雄图的历史遗产或知识凭藉，而今人具备如 此的条件，却竞务自我认同的个人式史学，使历史真相更形浑沌不明；这一方面呈现历史 （学）的误导性作用，另一方面却表现历史（学）的启示性功能，因为上述迷乱情势的发 觉竟是历史研究所得（非此不能警觉），可见不识历史之义者必沦为历史的产物乃至牺牲 品，而知晓历史意义者必能超越历史而领悟天道。 -- There are a lot things we don't want to know about the people we love. --- Chuck Palahniu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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