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工之作，很是零亂。下個月底交正式報告，老師教我專注在共產國際、蘇聯 對孫中山與國共兩黨的影響，或者探討鮑羅廷等顧問的作用，這些都已經有很多材 料和成果。 1925年前後的孫中山形象與「聯共」問題──學術史探討 前言 1925年孫中山逝世，國民黨各派系與共產黨隨即開始了對孫中山形象、思想以及主義詮釋 權的爭奪。國民黨各派皆標榜自己才是總理的正統傳人以誅伐異己，其中反共者如西山會 議派、孫文主義學會認定中共加入國民黨自始即非真心，而是為了蠱惑分化、篡黨奪權， 使中國做蘇俄的傀儡 ；共產黨將這類人物劃為右派，指責他們革命只是為做新的壓迫階 級，曲解了孫中山的主義、遺教。 孫中山從而迅速地被神化，成為各黨各派各人寄託理 念、精神與權謀的載體和武器──或可簡稱「神器」。 尤其在聯俄、容共（或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爭議上，由於爾後數十年的國共 對立、兩岸分治以及全球冷戰等種種政治緣故，這段歷史一直很難擺脫官方意識型態的支 配，其中有關蘇聯與共產國際的事情亦長期陷於迷霧，給我們想接近真相的後學增加不少 困擾。 我希望在學期報告中探討這一波「神器爭奪戰」中的國際因素：蘇聯與共產國際，歐美列 強，日本，對當時國民黨各派系與共產黨的思維有何影響？有哪些影響還延續至今？為此 ，應該綜覽國、共各方以及海外、民間的相關歷史論述。本文作為初步階段的功課，也希 望在對這一課題學術史的整理中，釐清一個問題：數十年來，兩種官方分別給這段歷史造 成過什麼樣的迷霧？然後或可知道，哪些已經如何解決了，哪些還沒完全被釐清；更主要 的，是為自己理出一條達到較為全面之瞭解的路徑。 研究分期與概述 海內孫中山研究的學術史，一直和政治形勢緊密相關。王杰《50年來的孫中山研究》（《 近代史研究》1999年5期）以1949、1966、1976、1985、1990年，周興樑《我國台灣50多 年來的孫中山研究鳥瞰》（《歷史教學（高校版）》2007年5期）以1950、1976、1988、 2000年作為兩岸相關研究的分期點。綜合二者，而將課題聚焦於孫中山形象與「聯共」問 題，我們可以大概將相關論述分為五個時期： 一、 道統建構時期：1925到1949年 1925到1949年，國民黨各派系與共產黨隨著形勢變化，爭奪並操作著孫中山的形象，逐漸 各完成了一套標準論述，支配了往後數十年的宣傳教育以及學術研究。此期的孫中山尚屬 時事，未入歷史；相關論述非主觀即零散，未見有客觀而完整的專著，但我們可以將兩黨 代表人物的當時論著作為研究起點。 可以得知，孫中山的形象是在這二十餘年的時勢中被國、共兩種意識型態建構定型的，但 這最強勢的兩者也遮蔽了別種對孫中山的看法，直到80年代以後學者與大眾的興趣轉變。 二、 官史垂範時期：1949到1976年 1950年後兩岸分治、國際冷戰形勢確立，兩岸分別以其官方意識型態垂範境內，據以對孫 中山定型定性，灌輸人民；學術研究也只得在政治給定的範圍內，從事修補或附和的工作 。 1956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肯定「他在第一次 國共合作時期，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的豐功偉績」 ，迅即被大陸學界奉為圭 臬。王杰總結此期大陸學界的研究「確立了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理論指導的研究 方法」；「從總體上看，研究以定性為主，缺少量化分析，呈現出粗線條、輪廓式的特色 」 ，大體上是肯定孫中山作為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美好願望，而指出其政治、哲學思 想的局限與矛盾。然而王杰先生的文章並未提及此期學界在「聯共」問題方面有何論著， 我限於見識也尚未讀到。 台灣方面的相關研究則在「反共抗俄」的口號下由官方推動，大力開展。其中李雲漢的論 著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國共分裂之後，中共多方引用孫中山學說以為宣傳，機會主義式的選擇，以適應其政策的 需要。……1956年……毛澤東推崇孫中山領導民權革命，將舊三民主義發展成新三民主義 。但並非中共認同三民主義，而只是政策上的運用。……中共認為孫中山的世界觀是受到 他本身中產階級背景的限制，因此他的思想兼具有「革命性及反動性」，批評孫中山「傾 向妥協」。……中共展開孫中山九十歲生日為的是「和平解放台灣」及「百花齊放、百家 爭鳴」的象徵。 孫中山晚年推行聯俄政策，使一般人誤以為孫中山當年稱讚俄國革命的成功而願意仿效其 方法，其實是一種錯誤的看法。……孫中山並未因聯俄而拿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妥協…… 孫中山的聯俄是一時之權宜，只是一個策略，而非如中共所言之「新三民主義」。 擱置政治成見不論，當年台灣學者，也只有這一批官方支持的，能夠接觸早期黨國史料和 中共的宣傳、論著，又許多參與過歷史事件的人物尚且健在，對於此類力作常有唱和、響 應或補充，讀之可以認識一代人的精神面貌，這是後人無法替代的；其選擇運用內幕資料 的意識，也值得我們參考。 三、思想初放時期：1976到1989年 　　1976年，大陸文革結束，台灣蔣經國上台，政治與思想空氣皆漸趨開明。1979年起大 陸許多學者自發性地開展了對孫中山思想的探討，並在武昌起義、讓位袁世凱、二次革命 、護法運動到第一次國共研究等專題上作出了重新評價，論者曰「對孫氏歷史地位和作用 的 評價，較前更為具體細緻」「將孫氏思想置於更為廣闊的背景下進行論述」 我個人閱讀 此期大陸論著的感覺是：在安全範圍裡進行試探，或者求在重新評價中將以往的意識型態 說得更圓，或者藉孫中山寄託一些關於思想解放與改革的期望。 　　相對於思想性研究，實證性研究的成果不多，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中國社科院研究 員李玉貞於1983至85年初稿、1996年才由台灣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孫中山與共產國際》 。作者在序文中自述，初稿時她無法解答兩個問題：孫中山贊成與中共合作，到底懷著什 麼目的；為何國共一開始就不和諧。直到1988年在荷蘭見到了斯內夫利特（馬林）檔案， 再與萊頓大學漢學院教授安東尼･塞奇合作翻譯出版了《第一次統一戰線的源起》 ，方 確定了幾點：孫中山堅持按其三民主義立場改組和建設國民黨，不管共產國際代表如何配 合中共對孫說服。共產國際給予援助的代價則是：配合蘇俄同北京政府談判，保護蘇在中 東鐵路和外蒙古的「合法利益」。這結論恐怕是前人未知或未敢明言的，或許也導致了此 書出版的波折。 台灣方面，政府數十年補助海外留學已見成果，學界作了不少譯介美、日及歐洲學人著作 的工作，並且善於結合美國漢學家如費正清、韋慕庭的著作 。雖然在80年代中期黨外運 動愈發猛烈之前，一般學者還不很敢逸出官方意識型態的範圍，但因為留學美國者眾，得 以接觸不同於國民黨觀點的著作，且美國漢學、中國現代史學界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後 也有所轉向，可以說，國民黨的官方論述已經不能服人，學者已普遍具有自己的認識。 另一方面，台灣社會也因為對長期黨國教育的反感，而愈發不以被神化的孫中山為然；在 黨外運動與民主化浪潮前期，還有人藉孫中山的言論來軟性要求國民黨改革，之後有李敖 辛辣批判國民黨是以「恪遵總理遺教」之名行愚民專制之實 ；1988年解嚴前後，「孫中 山」的政治號召力已經消解，相關研究與記述雖仍在黨國機構與《傳記文學》等民間雜誌 上進行，但社會、政治上的主流思潮已經遠離孫中山與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歷史，決定了 90年代以後台灣孫中山研究「塞翁失馬」的式微。 四、史料出土與冷卻沉澱時期：1990年代至今 1991年蘇聯解體，俄羅斯國家檔案管理機構從1993年開始開放大量罕見的檔案資料，中共 中央黨史研究室從而在1997年以後陸續翻譯出版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 命運動》史料集，並每年召開學術研討會，為實證性的孫中山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客 觀上也使學者得以更好地修整或重新認識官方論述。 修整性的工作，有《論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信任及其政策錯誤》、《共產國際 在大革命中的「左」傾理論與右傾指導》 等等文章，以一種總結經驗教訊後的後見之明 ，對上列史料集所揭示的信息予以解釋、定性，在歷史評價問題上作出了拾遺補闕的貢獻 。然而，許多類似論文具有史料來源太過單一、片面注重檔案材料與共黨說法的缺陷。 專門著作也隨著學術體系、高等教育、出版業的發展而層出不窮。如姚金果、蘇杭《讀解 ：中國大革命史》一書翻了「史學界一向認為，孫中山是國共合作的捍衛者」的案，而說 容共、防共、限共才是孫中山對共產黨的真實態度；其結論應該可以代表近年黨史界對相 關問題的定調： 孫中山的「容共」、「防共」、「限共」，都是他的資產階級革命家本性使然，是無可厚 非的。我們不能用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標準來要求他，指責他的言行；同時，我們也不 能超越他的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本質，根據某種需要對他的言行加以修飾或掩飾。對於孫中 山來說，這兩種做法都是不客觀的。孫中山就是孫中山，是有著「資產階級革命家」這一 鮮明標記的孫中山，而不是其他。回顧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探討孫中山在那段歷史中 對共產黨人的真實態度，既是對孫中山負責，也是對歷史負責。 台灣方面，1988到2008年李登輝與陳水扁先後主政，孫中山研究走向低迷。有大陸論者將 之歸咎於「『台獨』思潮及其政治勢力的打壓」，但就我成長過程中認知的情況，中青年 反感黨國教育、對孫中山已無興趣才是主因，無關統獨。孫中山政治思想也確實漏洞多多 ，隨便一個學法律、經濟、歷史的大學生都可以批一點；如今我這一輩同學心目中的孫中 山，大抵就是「孫大炮」這個外號的概念：熱情有餘、理性不足，所以他的主義也就不必 太嚴肅地作哲學分析，說他覺得什麼好看、好用就抓就是了。客觀地說，失去黨國機器加 持的孫中山研究，即使獨派不打壓，也再不會吸引多少憧憬與懷抱。事實上，沒有了官方 資助和別懷投注，反而可以去除濫竽充數的學者和政治意識的干擾，讓真正優質而中肯的 力作浮上檯面。 例如張忠正於2004年出版的《孫逸仙博士與美國》（台北：廣達文化）即可說是一本橫空 出世的力作。此書多方引述了二十世紀初《京津時報》、《字林西報》、《英文粵報》等 西人在中國開辦的英文報紙，以及美國在廣州領事漢彌爾頓、南京領事戴維斯等外交官對 國務院的報告之類，綜述了英、美的外交官和新聞媒體當年對孫中山的評價，從中可以看 到許多尖刻的嘲諷，和有分寸的友善。此書據稱為目前唯一有系統整理美國國務院外交檔 案中關於美國政府與孫之間的關係文件；我見其整理之西報社論，亦覺豐富，能提供我們 那常被國、共、蘇以及冷戰前期美國官方敘述遮蔽了的當時英美觀點，得知孫中山在西人 心目中的形象。尤可觀者，作者對當時美國人的思維頗具焯見，認為美國對中國無知又自 我滿足，常引海約翰主義與門戶開放政策，自以為是唯一的中國真正的朋友，但常忘記其 每一分特權都是其他列強打來的。然而當英帝國主義屢受責難時，美國不僅能倖免，還能 安穩坐享他人成果。奇怪的是，我在圖書館偶然發現此書之前，竟從未聽說過作者及相關 討論，這或許是因為寡聞，但這寡聞也是因為台灣人的關懷視野確已逸出了孫中山。 應該可以說，當前台灣孫中山研究的氣氛是冷清而清淨。90年代末以後大陸圖書大量進入 台灣，史學界與一般大學生也接觸到了數十年來大陸學界研究評論孫中山的著作。與早年 黨國論述相對照，一般的看法是兩邊的互相指責都沒錯，但對自己的辯護都是硬拗。這種 意見雖未免太簡單，但也具有相當的正確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界需要的或許還是更深 入細致的原因解讀與人事考察。 楊奎松老師已在這個方向上從事多年。其《孫中山與共產黨－基於俄國因素的歷史考察》 前言顯然有所善禱：「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孫中山在世時對共產黨問題發表過不 少態度大相徑庭的談話，共產黨人當年對孫中山的看法和態度也是時好時差。如果我們不 注意事情發展變化的經過情形，不做深入系統的研究，只是出於一己之角度，抓住一兩條 線索，對孫中山的言論各取所需，就只好聽任立場各異的研究者在那裡自說自話，而無所 適從。」其專書《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1月）即以這樣的基本思路，全面利用國民黨方面的史料，結合參照共產黨方面的史料， 去除成見干擾而系統考察了國共關係與策略的演變，我讀完以後認為，這是一本可以作為 參考基準的書，從中可繼續開展出極多的新問題；也是經過了一段冷卻沉澱的時期，才可 以產生這樣的書，將課題與學門往中肯成熟的方向邁一大步。這是楊天石先生主編「中國 國民黨史」叢書中第一本上市的，我很期待見到第二、第三本的出版。 評論與展望 孫中山及其「聯共」問題研究的難處，不僅在史料的紛繁、人事的複雜。比史實更複雜的 是，這段歷史本身是多重的「現在與過去的對話」，各時期的學者不但要探討事情的原貌 ，還要回應前一時期、前二時期學術、政治與社會各種風潮對它所加的見解與雜訊。每一 時期的研究都對應著它的當代，對那個時代缺乏認知，就不能適當地理解、過濾那些著作 所傳遞的信息。 例如《我國台灣50多年來的孫中山研究鳥瞰》，作者引述早先台灣政學界對孫中山人格、 功績的稱頌時，我不知道作者分不分得清哪些是套話、哪些是除去水份之後還有一點真意 的見解；再讀到「臺灣政學界大多數人不能正確對待與評價孫中山晚年的轉變和進步，不 惜曲解甚至誣詆其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思想和踐行……妄圖將國民黨右派背棄孫中山 革命政策、分裂首次國共合作的歷史罪責，轉嫁到蘇俄和中共身上」並列舉例句時，我也 不知道作者是真的仍然這麼認為，還是習慣性地跟著套話講，套話底下又有沒有相反的深 意。簡言之，我無法穿透這「制藝」去辨別作者的真意，這樣，文章就可能只被簡單地歸 類為黨八股了。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前人看不到的史料，也有了開放許多的政治空氣，遠比前人容易接近史 實了，但也衍生了一個新問題：輕鬆具有了後見之明的我們，恐將愈難對還處在迷霧中的 前人達到同情的理解。也就是說，時代的隔閡可能讓我們得到「事實」，卻遠離了「情實 」，太輕易地安於一部份確定了的結論，而忽略了可能更能發人深省的過程。又或者，簡 單地以假、大、空、人云亦云或偏激，概括掉數十年來種種不全面、不客觀的論者與敘述 ，於是在歷史視野中遺棄了也就是幾十年前的、現在可能還健在的我們的人。 例如，我就一度很厭煩「過去學界公認……」「過去大家都以為……」的反覆翻案，而只 想穿過迷霧，直接找一篇「正確答案」得取事實，直到我意識到那迷霧或許比事實更耐人 尋味，也影響我們更深。但在這之前，我亦不免抱著「反正都是假話套話」的成見，而也 不想去找尋真相了。應該可以說，這種對長期、多重迷霧的厭煩所致的冷感與麻木，是普 遍存在當代兩岸社會的；我們這一輩歷史學者若不想與現實脫節，便要面對這個問題。 孫中山與「聯共」問題的研究還可以怎麼繼續？我認為可以先自問「我想看什麼文章」。 我初接觸此課題，讀到各種各樣的「過去學界公認……」時，便想著有沒有一篇文章能整 理兩岸以及海外各時期的官方論述，從而直觀地在比較對照中認識各時代的空氣（與迷霧 ）；換言之，一篇專門的、對各種「過去」的導讀。 又如，我希望有人能對兩岸三地以及整個國際學界寫一篇概述性的文章，討論各時期各地 區人民、學者與政治人物的知識來源：六七十年代台灣人讀的是些什麼書？八十年代大陸 社會的閱讀取向是什麼？不同時期地區的報刊雜文、野史小說的調性如何？這些文學性濃 厚的野史可以決定人對「黨國故事」的第一印象，也能傳達一到多個時代的意識型態氛圍 。如果對這種氛圍缺乏認識，我們在討論孫中山之類專題研究時，就容易錯估某篇論著的 意義與價值，或不知道某部佳作其實影響甚微，或把其實已邊緣化的當成中堅。 這方面的工作，台灣對大陸、大陸對台灣、海內對海外都還做得不太夠，學者只能靠自己 多方涉獵，去綜合出一些概念，然後直接應用在自己的研究裡面。如果在直接應用之外， 還能將之引介給入門學者，就更好了。或許，我比較可能以有限學識做到的，也就是這樣 一個津梁的工作。 1 如戴季陶著於1925年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相關評介見於李雲漢：《孫文主義 學會與早期反共運動(1925-1926)》，原發表於1974年1月《中華學報》一卷一期，收錄於 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十輯《國共鬥爭》，台北：聯經，1982年6月，頁 109-146。 2 如毛澤東：《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作於1925年冬，1926 年1月10日《政治周報》第四期刊印，轉引自人民出版社《毛澤東選集》（1993年版）第 一卷。 3 如1943年蔣介石《蘇俄在中國》（陶希聖執筆）即認定孫中山聯俄容共「乃是為求中國 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統一，如果中共願為國民革命努力，那我們盡可把中共這一分力 量納入本黨領導之下。」（第七節）「　國父的聯俄政策，是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而不 是認為共產主義可行於中國，更不應該為了聯俄而受共黨的要脅，或對共黨有所姑息。」 （第七節「我的遊俄觀感」）、（十一節「本黨對中共的彈劾與國父的指示」）並且暗示 蘇俄對中國懷有野心：「……我並且注意到當時列寧臥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黨內，以托 洛斯基為首要的國際派與史達林所領導的國內組織派，暗鬥如此激烈，我就非常憂慮他們 這樣鬥爭，必於列寧逝世之後，對於中俄合作的關係，更將發生嚴重的影響。綜括我在俄 考察三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臻于強 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 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至於共黨在當時對我們中國國民黨所使用的分化、隔離、製造鬥 爭等各種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由俄回國之後，共黨以訪俄代表團內部意見紛歧 為藉口，來抵銷我們對蘇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報告書。」（第七節） 4 《毛澤東選集》卷七。文中對定性定調起到影響的段落，還有：「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 給我們許多有益的東西」；「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份子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 的繼承者」；而「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 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 《50年來的孫中山研究》。 5 李雲漢：《孫文主義學會與早期反共運動(1925-1926)》。作者另著有《從容共到清黨 》2冊834頁（臺北：中國學術獎助委員會，1966年），楊奎松老師認為是這一時期具代表 性的國共關係史著作。 6 王杰：《50年來的孫中山研究》。 7 Tony Saich :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Leiden ; New York : E.J. Brill, 1991. 8 如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十輯《國共鬥爭》（台北：聯經，1982年6月）所 收錄，吳學明的《孫中山與蘇俄》，即結合了冷紹詮和帕麥爾(Shao Chuan Leng and Norman Palmer)《孫中山與共產主義》(Sun Yat-Sen and Communism)、韋慕庭的《孫中 山》(Sun Yat-Sen)和崔書琴《孫中山與共產主義》三種中外合作、外、中著作來論述。 9 李敖《孫中山研究》（1980年）甚至在封面以大號黃底黑字打了「孫中山賣國？！」的 聳動斜標。 1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7月。 11 姚金果、蘇杭：《讀解：中國大革命史》第25章「孫中山對共產黨的真實態度」，頁 357，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有趣的是，次章「孫中山與莫斯科」的末段除將「孫中 山的『容共』、『防共』、『限共』」改為「孫中山的所作所為」，去掉「而不是其他」 及以後，其餘字句與上段完全一樣。如此對「史學界一向認為」的表態亦可說是承認了早 年「機會主義式的利用」，但更主要的目的恐怕在警示現在其他想「機會主義式的利用」 孫中山的非主流。 -- 　　　　　　　　　　 Schroedinger's cat is NOT de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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