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工之作，很是零乱。下个月底交正式报告，老师教我专注在共产国际、苏联 对孙中山与国共两党的影响，或者探讨鲍罗廷等顾问的作用，这些都已经有很多材 料和成果。 1925年前後的孙中山形象与「联共」问题──学术史探讨 前言 1925年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各派系与共产党随即开始了对孙中山形象、思想以及主义诠释 权的争夺。国民党各派皆标榜自己才是总理的正统传人以诛伐异己，其中反共者如西山会 议派、孙文主义学会认定中共加入国民党自始即非真心，而是为了蛊惑分化、篡党夺权， 使中国做苏俄的傀儡 ；共产党将这类人物划为右派，指责他们革命只是为做新的压迫阶 级，曲解了孙中山的主义、遗教。 孙中山从而迅速地被神化，成为各党各派各人寄托理 念、精神与权谋的载体和武器──或可简称「神器」。 尤其在联俄、容共（或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争议上，由於尔後数十年的国共 对立、两岸分治以及全球冷战等种种政治缘故，这段历史一直很难摆脱官方意识型态的支 配，其中有关苏联与共产国际的事情亦长期陷於迷雾，给我们想接近真相的後学增加不少 困扰。 我希望在学期报告中探讨这一波「神器争夺战」中的国际因素：苏联与共产国际，欧美列 强，日本，对当时国民党各派系与共产党的思维有何影响？有哪些影响还延续至今？为此 ，应该综览国、共各方以及海外、民间的相关历史论述。本文作为初步阶段的功课，也希 望在对这一课题学术史的整理中，厘清一个问题：数十年来，两种官方分别给这段历史造 成过什麽样的迷雾？然後或可知道，哪些已经如何解决了，哪些还没完全被厘清；更主要 的，是为自己理出一条达到较为全面之了解的路径。 研究分期与概述 海内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史，一直和政治形势紧密相关。王杰《50年来的孙中山研究》（《 近代史研究》1999年5期）以1949、1966、1976、1985、1990年，周兴梁《我国台湾50多 年来的孙中山研究鸟瞰》（《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5期）以1950、1976、1988、 2000年作为两岸相关研究的分期点。综合二者，而将课题聚焦於孙中山形象与「联共」问 题，我们可以大概将相关论述分为五个时期： 一、 道统建构时期：1925到1949年 1925到1949年，国民党各派系与共产党随着形势变化，争夺并操作着孙中山的形象，逐渐 各完成了一套标准论述，支配了往後数十年的宣传教育以及学术研究。此期的孙中山尚属 时事，未入历史；相关论述非主观即零散，未见有客观而完整的专着，但我们可以将两党 代表人物的当时论着作为研究起点。 可以得知，孙中山的形象是在这二十余年的时势中被国、共两种意识型态建构定型的，但 这最强势的两者也遮蔽了别种对孙中山的看法，直到80年代以後学者与大众的兴趣转变。 二、 官史垂范时期：1949到1976年 1950年後两岸分治、国际冷战形势确立，两岸分别以其官方意识型态垂范境内，据以对孙 中山定型定性，灌输人民；学术研究也只得在政治给定的范围内，从事修补或附和的工作 。 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肯定「他在第一次 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迅即被大陆学界奉为圭 臬。王杰总结此期大陆学界的研究「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的研究 方法」；「从总体上看，研究以定性为主，缺少量化分析，呈现出粗线条、轮廓式的特色 」 ，大体上是肯定孙中山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美好愿望，而指出其政治、哲学思 想的局限与矛盾。然而王杰先生的文章并未提及此期学界在「联共」问题方面有何论着， 我限於见识也尚未读到。 台湾方面的相关研究则在「反共抗俄」的口号下由官方推动，大力开展。其中李云汉的论 着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国共分裂之後，中共多方引用孙中山学说以为宣传，机会主义式的选择，以适应其政策的 需要。……1956年……毛泽东推崇孙中山领导民权革命，将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 。但并非中共认同三民主义，而只是政策上的运用。……中共认为孙中山的世界观是受到 他本身中产阶级背景的限制，因此他的思想兼具有「革命性及反动性」，批评孙中山「倾 向妥协」。……中共展开孙中山九十岁生日为的是「和平解放台湾」及「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象徵。 孙中山晚年推行联俄政策，使一般人误以为孙中山当年称赞俄国革命的成功而愿意仿效其 方法，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孙中山并未因联俄而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妥协…… 孙中山的联俄是一时之权宜，只是一个策略，而非如中共所言之「新三民主义」。 搁置政治成见不论，当年台湾学者，也只有这一批官方支持的，能够接触早期党国史料和 中共的宣传、论着，又许多参与过历史事件的人物尚且健在，对於此类力作常有唱和、响 应或补充，读之可以认识一代人的精神面貌，这是後人无法替代的；其选择运用内幕资料 的意识，也值得我们参考。 三、思想初放时期：1976到1989年 　　1976年，大陆文革结束，台湾蒋经国上台，政治与思想空气皆渐趋开明。1979年起大 陆许多学者自发性地开展了对孙中山思想的探讨，并在武昌起义、让位袁世凯、二次革命 、护法运动到第一次国共研究等专题上作出了重新评价，论者曰「对孙氏历史地位和作用 的 评价，较前更为具体细致」「将孙氏思想置於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论述」 我个人阅读 此期大陆论着的感觉是：在安全范围里进行试探，或者求在重新评价中将以往的意识型态 说得更圆，或者藉孙中山寄托一些关於思想解放与改革的期望。 　　相对於思想性研究，实证性研究的成果不多，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社科院研究 员李玉贞於1983至85年初稿、1996年才由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孙中山与共产国际》 。作者在序文中自述，初稿时她无法解答两个问题：孙中山赞成与中共合作，到底怀着什 麽目的；为何国共一开始就不和谐。直到1988年在荷兰见到了斯内夫利特（马林）档案， 再与莱顿大学汉学院教授安东尼･塞奇合作翻译出版了《第一次统一战线的源起》 ，方 确定了几点：孙中山坚持按其三民主义立场改组和建设国民党，不管共产国际代表如何配 合中共对孙说服。共产国际给予援助的代价则是：配合苏俄同北京政府谈判，保护苏在中 东铁路和外蒙古的「合法利益」。这结论恐怕是前人未知或未敢明言的，或许也导致了此 书出版的波折。 台湾方面，政府数十年补助海外留学已见成果，学界作了不少译介美、日及欧洲学人着作 的工作，并且善於结合美国汉学家如费正清、韦慕庭的着作 。虽然在80年代中期党外运 动愈发猛烈之前，一般学者还不很敢逸出官方意识型态的范围，但因为留学美国者众，得 以接触不同於国民党观点的着作，且美国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界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後 也有所转向，可以说，国民党的官方论述已经不能服人，学者已普遍具有自己的认识。 另一方面，台湾社会也因为对长期党国教育的反感，而愈发不以被神化的孙中山为然；在 党外运动与民主化浪潮前期，还有人藉孙中山的言论来软性要求国民党改革，之後有李敖 辛辣批判国民党是以「恪遵总理遗教」之名行愚民专制之实 ；1988年解严前後，「孙中 山」的政治号召力已经消解，相关研究与记述虽仍在党国机构与《传记文学》等民间杂志 上进行，但社会、政治上的主流思潮已经远离孙中山与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历史，决定了 90年代以後台湾孙中山研究「塞翁失马」的式微。 四、史料出土与冷却沉淀时期：1990年代至今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从1993年开始开放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中共 中央党史研究室从而在1997年以後陆续翻译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 命运动》史料集，并每年召开学术研讨会，为实证性的孙中山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客 观上也使学者得以更好地修整或重新认识官方论述。 修整性的工作，有《论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信任及其政策错误》、《共产国际 在大革命中的「左」倾理论与右倾指导》 等等文章，以一种总结经验教讯後的後见之明 ，对上列史料集所揭示的信息予以解释、定性，在历史评价问题上作出了拾遗补阙的贡献 。然而，许多类似论文具有史料来源太过单一、片面注重档案材料与共党说法的缺陷。 专门着作也随着学术体系、高等教育、出版业的发展而层出不穷。如姚金果、苏杭《读解 ：中国大革命史》一书翻了「史学界一向认为，孙中山是国共合作的扞卫者」的案，而说 容共、防共、限共才是孙中山对共产党的真实态度；其结论应该可以代表近年党史界对相 关问题的定调： 孙中山的「容共」、「防共」、「限共」，都是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本性使然，是无可厚 非的。我们不能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标准来要求他，指责他的言行；同时，我们也不 能超越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质，根据某种需要对他的言行加以修饰或掩饰。对於孙中 山来说，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客观的。孙中山就是孙中山，是有着「资产阶级革命家」这一 鲜明标记的孙中山，而不是其他。回顾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探讨孙中山在那段历史中 对共产党人的真实态度，既是对孙中山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台湾方面，1988到2008年李登辉与陈水扁先後主政，孙中山研究走向低迷。有大陆论者将 之归咎於「『台独』思潮及其政治势力的打压」，但就我成长过程中认知的情况，中青年 反感党国教育、对孙中山已无兴趣才是主因，无关统独。孙中山政治思想也确实漏洞多多 ，随便一个学法律、经济、历史的大学生都可以批一点；如今我这一辈同学心目中的孙中 山，大抵就是「孙大炮」这个外号的概念：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所以他的主义也就不必 太严肃地作哲学分析，说他觉得什麽好看、好用就抓就是了。客观地说，失去党国机器加 持的孙中山研究，即使独派不打压，也再不会吸引多少憧憬与怀抱。事实上，没有了官方 资助和别怀投注，反而可以去除滥竽充数的学者和政治意识的干扰，让真正优质而中肯的 力作浮上台面。 例如张忠正於2004年出版的《孙逸仙博士与美国》（台北：广达文化）即可说是一本横空 出世的力作。此书多方引述了二十世纪初《京津时报》、《字林西报》、《英文粤报》等 西人在中国开办的英文报纸，以及美国在广州领事汉弥尔顿、南京领事戴维斯等外交官对 国务院的报告之类，综述了英、美的外交官和新闻媒体当年对孙中山的评价，从中可以看 到许多尖刻的嘲讽，和有分寸的友善。此书据称为目前唯一有系统整理美国国务院外交档 案中关於美国政府与孙之间的关系文件；我见其整理之西报社论，亦觉丰富，能提供我们 那常被国、共、苏以及冷战前期美国官方叙述遮蔽了的当时英美观点，得知孙中山在西人 心目中的形象。尤可观者，作者对当时美国人的思维颇具焯见，认为美国对中国无知又自 我满足，常引海约翰主义与门户开放政策，自以为是唯一的中国真正的朋友，但常忘记其 每一分特权都是其他列强打来的。然而当英帝国主义屡受责难时，美国不仅能幸免，还能 安稳坐享他人成果。奇怪的是，我在图书馆偶然发现此书之前，竟从未听说过作者及相关 讨论，这或许是因为寡闻，但这寡闻也是因为台湾人的关怀视野确已逸出了孙中山。 应该可以说，当前台湾孙中山研究的气氛是冷清而清净。90年代末以後大陆图书大量进入 台湾，史学界与一般大学生也接触到了数十年来大陆学界研究评论孙中山的着作。与早年 党国论述相对照，一般的看法是两边的互相指责都没错，但对自己的辩护都是硬拗。这种 意见虽未免太简单，但也具有相当的正确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界需要的或许还是更深 入细致的原因解读与人事考察。 杨奎松老师已在这个方向上从事多年。其《孙中山与共产党－基於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前言显然有所善祷：「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孙中山在世时对共产党问题发表过不 少态度大相径庭的谈话，共产党人当年对孙中山的看法和态度也是时好时差。如果我们不 注意事情发展变化的经过情形，不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是出於一己之角度，抓住一两条 线索，对孙中山的言论各取所需，就只好听任立场各异的研究者在那里自说自话，而无所 适从。」其专书《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1月）即以这样的基本思路，全面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结合参照共产党方面的史料， 去除成见干扰而系统考察了国共关系与策略的演变，我读完以後认为，这是一本可以作为 参考基准的书，从中可继续开展出极多的新问题；也是经过了一段冷却沉淀的时期，才可 以产生这样的书，将课题与学门往中肯成熟的方向迈一大步。这是杨天石先生主编「中国 国民党史」丛书中第一本上市的，我很期待见到第二、第三本的出版。 评论与展望 孙中山及其「联共」问题研究的难处，不仅在史料的纷繁、人事的复杂。比史实更复杂的 是，这段历史本身是多重的「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各时期的学者不但要探讨事情的原貌 ，还要回应前一时期、前二时期学术、政治与社会各种风潮对它所加的见解与杂讯。每一 时期的研究都对应着它的当代，对那个时代缺乏认知，就不能适当地理解、过滤那些着作 所传递的信息。 例如《我国台湾50多年来的孙中山研究鸟瞰》，作者引述早先台湾政学界对孙中山人格、 功绩的称颂时，我不知道作者分不分得清哪些是套话、哪些是除去水份之後还有一点真意 的见解；再读到「台湾政学界大多数人不能正确对待与评价孙中山晚年的转变和进步，不 惜曲解甚至诬诋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和践行……妄图将国民党右派背弃孙中山 革命政策、分裂首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罪责，转嫁到苏俄和中共身上」并列举例句时，我也 不知道作者是真的仍然这麽认为，还是习惯性地跟着套话讲，套话底下又有没有相反的深 意。简言之，我无法穿透这「制艺」去辨别作者的真意，这样，文章就可能只被简单地归 类为党八股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前人看不到的史料，也有了开放许多的政治空气，远比前人容易接近史 实了，但也衍生了一个新问题：轻松具有了後见之明的我们，恐将愈难对还处在迷雾中的 前人达到同情的理解。也就是说，时代的隔阂可能让我们得到「事实」，却远离了「情实 」，太轻易地安於一部份确定了的结论，而忽略了可能更能发人深省的过程。又或者，简 单地以假、大、空、人云亦云或偏激，概括掉数十年来种种不全面、不客观的论者与叙述 ，於是在历史视野中遗弃了也就是几十年前的、现在可能还健在的我们的人。 例如，我就一度很厌烦「过去学界公认……」「过去大家都以为……」的反覆翻案，而只 想穿过迷雾，直接找一篇「正确答案」得取事实，直到我意识到那迷雾或许比事实更耐人 寻味，也影响我们更深。但在这之前，我亦不免抱着「反正都是假话套话」的成见，而也 不想去找寻真相了。应该可以说，这种对长期、多重迷雾的厌烦所致的冷感与麻木，是普 遍存在当代两岸社会的；我们这一辈历史学者若不想与现实脱节，便要面对这个问题。 孙中山与「联共」问题的研究还可以怎麽继续？我认为可以先自问「我想看什麽文章」。 我初接触此课题，读到各种各样的「过去学界公认……」时，便想着有没有一篇文章能整 理两岸以及海外各时期的官方论述，从而直观地在比较对照中认识各时代的空气（与迷雾 ）；换言之，一篇专门的、对各种「过去」的导读。 又如，我希望有人能对两岸三地以及整个国际学界写一篇概述性的文章，讨论各时期各地 区人民、学者与政治人物的知识来源：六七十年代台湾人读的是些什麽书？八十年代大陆 社会的阅读取向是什麽？不同时期地区的报刊杂文、野史小说的调性如何？这些文学性浓 厚的野史可以决定人对「党国故事」的第一印象，也能传达一到多个时代的意识型态氛围 。如果对这种氛围缺乏认识，我们在讨论孙中山之类专题研究时，就容易错估某篇论着的 意义与价值，或不知道某部佳作其实影响甚微，或把其实已边缘化的当成中坚。 这方面的工作，台湾对大陆、大陆对台湾、海内对海外都还做得不太够，学者只能靠自己 多方涉猎，去综合出一些概念，然後直接应用在自己的研究里面。如果在直接应用之外， 还能将之引介给入门学者，就更好了。或许，我比较可能以有限学识做到的，也就是这样 一个津梁的工作。 1 如戴季陶着於1925年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相关评介见於李云汉：《孙文主义 学会与早期反共运动(1925-1926)》，原发表於1974年1月《中华学报》一卷一期，收录於 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十辑《国共斗争》，台北：联经，1982年6月，页 109-146。 2 如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於革命前途的影响》，作於1925年冬，1926 年1月10日《政治周报》第四期刊印，转引自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1993年版）第 一卷。 3 如1943年蒋介石《苏俄在中国》（陶希圣执笔）即认定孙中山联俄容共「乃是为求中国 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统一，如果中共愿为国民革命努力，那我们尽可把中共这一分力 量纳入本党领导之下。」（第七节）「　国父的联俄政策，是基於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不 是认为共产主义可行於中国，更不应该为了联俄而受共党的要胁，或对共党有所姑息。」 （第七节「我的游俄观感」）、（十一节「本党对中共的弹劾与国父的指示」）并且暗示 苏俄对中国怀有野心：「……我并且注意到当时列宁卧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党内，以托 洛斯基为首要的国际派与史达林所领导的国内组织派，暗斗如此激烈，我就非常忧虑他们 这样斗争，必於列宁逝世之後，对於中俄合作的关系，更将发生严重的影响。综括我在俄 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 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於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 命的後患，将不堪设想。至於共党在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使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 争等各种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由俄回国之後，共党以访俄代表团内部意见纷歧 为藉口，来抵销我们对苏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报告书。」（第七节） 4 《毛泽东选集》卷七。文中对定性定调起到影响的段落，还有：「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 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份子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 的继承者」；而「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 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 《50年来的孙中山研究》。 5 李云汉：《孙文主义学会与早期反共运动(1925-1926)》。作者另着有《从容共到清党 》2册834页（台北：中国学术奖助委员会，1966年），杨奎松老师认为是这一时期具代表 性的国共关系史着作。 6 王杰：《50年来的孙中山研究》。 7 Tony Saich :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Leiden ; New York : E.J. Brill, 1991. 8 如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十辑《国共斗争》（台北：联经，1982年6月）所 收录，吴学明的《孙中山与苏俄》，即结合了冷绍诠和帕麦尔(Shao Chuan Leng and Norman Palmer)《孙中山与共产主义》(Sun Yat-Sen and Communism)、韦慕庭的《孙中 山》(Sun Yat-Sen)和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三种中外合作、外、中着作来论述。 9 李敖《孙中山研究》（1980年）甚至在封面以大号黄底黑字打了「孙中山卖国？！」的 耸动斜标。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7月。 11 姚金果、苏杭：《读解：中国大革命史》第25章「孙中山对共产党的真实态度」，页 357，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有趣的是，次章「孙中山与莫斯科」的末段除将「孙中 山的『容共』、『防共』、『限共』」改为「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去掉「而不是其他」 及以後，其余字句与上段完全一样。如此对「史学界一向认为」的表态亦可说是承认了早 年「机会主义式的利用」，但更主要的目的恐怕在警示现在其他想「机会主义式的利用」 孙中山的非主流。 -- 　　　　　　　　　　 Schroedinger's cat is NOT de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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