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對比較研究方法的貢獻 2003年第1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 吳承明 　長期以來，西方學者把近代早期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和較早實現工業化歸之於 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和優越性，而認為明清時期的中國是處在停滯落後狀態，鴉片 戰爭以後發生的變化則是西方的衝擊引起的。此即所謂“西歐中心論”和“衝擊 －－回應”範式。近二三十年，興起了反對這種觀點的思潮，並漸形成巨流。主 要的有：1984年美國衛斯理學院柯文教授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嚴厲批判了衝 擊－－回應論和把現代與傳統完全對立起來的觀點，認為中國歷史中也有走向現 代化的積極因素。1977年國際經合組織發展中心的首席經濟學家A﹒麥迪森發表 《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按購買力平價估計1700年到1820年歐洲的GDP增長了 2.25倍，佔世界GDP的比重由23﹒3％增為26﹒6％；同時期中國的GDP增長了2﹒76 倍，佔世界的比重由23﹒1％增為32﹒4％，優於歐洲。這以後，中國的GDP大幅度 下降，而近20年來，又急劇增長。1997年美國爾灣加州大學王國斌教授出版《轉 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認為中國與歐洲的經濟都是按照斯密 型動力發展的，到1800年左右也都面臨著馬爾薩斯陷阱的制約。而這時，由於美 洲殖民地的開發和礦物能源的利用，西歐經濟轉向由城市工業型動力推動，中國 就顯然落後了。1998年美國邁阿密大學A﹒G弗蘭克教授出版《再現東方：亞洲時 代的全球經濟》(中譯名《白銀資本》)，認為1500－180O年世界經濟中心是在亞 洲，尤其是中國。這以後，隨著美洲開發和白銀流動，世界經濟中心轉到西方， 而到今天，又有再現於東方之勢。 　這些著作在國外和中國都引起了熱烈的討論以至爭辯，並在中西比較上提出許 多新的課題，發表的論文以百計。彭慕蘭的《大分流》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撰寫的 。他討論了各家的論點，征引文獻達600多種，包括40餘種中文資料和中國學者 的最新論述，然後以新的論證方法提出許多創新性見解；應當說是研究中西比較 史最值得通讀的一本書。該書現由史建雲女士譯成中文版，並收入《海外中國研 究叢書》(江蘇人民出版社)，即將發行。 　《大分流》的基本觀點是：1800年以前是一個多元的世界，沒有一個經濟中心 ；只是十九世紀歐洲工業化充分發展以後，一個佔支配地位的西歐中心才具有了 實際意義。西歐之首先實現工業化不是由於歐洲傳統文化及制度上的優越性，而 主要是兩個只有偶然性的因素造成的：一是英國的煤礦恰好位於經濟核心區，一 是美洲殖民地的開發；後者尤為重要。 　作者詳細考察了十八世紀歐洲和東亞的人口、資源和勞動狀況，市場和農業與 手工業的生產力，居民消費水平和生活舒適性，認為雙方大體是相同或相當的。 就雙方的核心區即歐洲的英格蘭和中國的江南地區而論，江南似乎略有優勢。作 者又考察了雙方的社會經濟制度、法規以及資本積累、科學技術等，認為各有短 長，而總的亦屬相當，在效果上江南或略勝一籌。關於英國首先工業化的原因， 作者指出，其煤礦不僅地理位置適宜，而且因礦區多水，使用蒸汽機排水，使得 這一新近發明而價格昂貴的機器得以不斷改進和推廣。中國山西礦區幹燥，重在 豎井通風，毋需機器化。至於美洲殖民地，固可為宗主國積累資本和開闢工業品 市場，然江南亦有其廣大的“外圍”地區，擔當同樣任務。重要的是美洲殖民地 能提供大量的棉、木材、煙、蔗糖等土地生產品，使英國省出了2300萬英畝土地 ，並吸納歐洲6000萬移民，大大緩解了西歐的生態制約；江南則無此便利。 　彭慕蘭的這些論點，受到學者們熱烈的贊揚，也受到了不少詰難。每項學術討 論都會有不同意見，這是很正常的。不過詰難中有一部分是由於研究問題的方法 不同，而我認為，彭慕蘭的最大貢獻正是在方法論的創新上。他對方法論的貢獻 有兩個：一是對中西研究中比較目標的創新，二是比較方法的創新。 　通常我們是以生產水平和消費水平作為比較的目標。由於中西文化、習俗和價 值觀不同，這種比較難得共同的標準。麥迪森統一用GDP的增速來衡量，而十八 世紀的GDP，他自己也說只是guestimate(俚語“瞎猜”)。又，這種比較是一個 時間點的靜態比較，不能反映某個經濟體系的實力和前景，並會因雙方所處景氣 周期的相位不同而失衡。對此，彭慕蘭提出了另一種目標。既然十八世紀以前雙 方都是屬於斯密型增長模式，即透過市場實現分工和專業化，推動經濟增長，那 麼，哪方據有更完整的自由競爭市場，便更能適應斯密型增長要求。他以極大的 力量考察了雙方阻礙市場發育的因素，諸如政府幹預、特權壟斷、行會和習俗限 制等，並特別重視土地買賣和勞動力市場的自由程度。他認為江南略有優勢的判 斷就是從這種比較中得來的。 　斯密型增長有個理論上的“極限”，即因人口增加而土地資源有限，將會破壞 生態平衡，造成生產的勞動密集化或內卷化，終致陷入馬爾薩斯危機。因而彭慕 蘭十分重視生態問題。他強調美洲殖民地供給棉、木材、食品等土地生產品的作 用，即因這等於是歐洲把勞動密集化生產轉移到海外，解除自己的生態瓶頸。而 中國江南須從遙遠地方取得能源，實際是加重了自身的生態失衡。彭慕蘭估計， 到十八世紀後期，英國和江南都面臨著大體相等的生態制約和走向內卷化的危險 。於此，他提出又一個比較的目標，即看哪一方更接近於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原則 。新古典原則是，最佳經營方式是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更接近於這個原則， 就意味著更能避免或“躍過”內卷化，走向現代化生產。這主要是在歐洲十七世 紀的原始工業化地區和清代江南農民家內紡織業之間進行比較的，彭慕蘭還為此 作出成本和收益估算。他指出，江南小農並不是在邊際收益遞減下勞動，江南婦 女的紡織勞動也並非是零機會成本。他的結論是：英國和江南都遠未達到新古典 主義勞動原則，但江南比較更接近一些。 　以上是方法論中關於比較目標的創新，再看關於比較方法方面。這裡，彭慕蘭 采取了中國與歐洲雙向互動比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與前瞻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這 兩種方法都是王國斌在比較中西政治史的研究中提出的，彭慕蘭將它們用於經濟 史，並有實質性的發展。 　歷史比較研究是要找出雙方發展過程中的“異”，又要找出“同”，對之作出 評價。由於沒有一個獨立於雙方的客觀標準，一般是以西歐經濟發展的道路為標 準。這樣，凡是偏離於西歐道路的即屬異端，而不管雙方的同。這樣做出的評價 必有偏頗。新的雙向比較方法則要求：一方面用歐洲的經驗來評價中國的歷史， 另方面用中國的經驗評價歐洲發生的事情，從“互動偏離”中做出比較(不是絕 對)客觀的評價。彭慕蘭用這種方法評價十九世紀歐洲的巨大發展即工業化，認 為它並不是根本性的變革，而是歷史的一種斷裂，因為它並沒有解除生態制約， 反而加重了生態失衡，產生了日趨嚴重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反觀遲到了一個多世 紀的中國式的工業化，或許能夠。至少是期望能夠，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 　人們對於歷史的解釋，通常是就已出現的重大事件回溯其所以發生的條件和動 力，展現一種因果關係。這種回溯分析是必需的，因為歷史就是重大事件的記錄 ，例如工業革命，只能在它出現以後才能進行研究。但回溯分析是從結果推論原 因，很容易陷入決定論或目的論。例如歐洲傳統文化優越論，就是在回溯分析歐 洲工業化這個巨大成就中形成的。彭慕蘭還指出，所謂十八世紀歐洲的“農業革 命”，實際是從十九世紀的農業大發展成果中推論出來的。為彌補這個缺點，應 當將回溯分析與前瞻分析相結合。前瞻分析是指在重大事件開始的時間點上，設 想幾種可能發展的情況，是一種開放性思維，承認歷史上常有的偶然性。例如十 七世紀歐洲的原始工業化，就當時的條件分析，它可能是城市大工業的先驅，而 更有可能的是使本地區走向內卷化。這樣，在對十九世紀西歐巨大的工業化成果 作回溯分析時，就有理由相信它主要是由兩個非歷史必然的原因造成的，即新大 陸的發現和煤與蒸汽機的利用。 -- http://gps.wolflord.com/ 歡迎大家參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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