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 2003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 吴承明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把近代早期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较早实现工业化归之於 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而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在停滞落後状态，鸦片 战争以後发生的变化则是西方的冲击引起的。此即所谓“西欧中心论”和“冲击 －－回应”范式。近二三十年，兴起了反对这种观点的思潮，并渐形成巨流。主 要的有：1984年美国卫斯理学院柯文教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严厉批判了冲 击－－回应论和把现代与传统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中也有走向现 代化的积极因素。1977年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A﹒麦迪森发表 《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按购买力平价估计1700年到1820年欧洲的GDP增长了 2.25倍，占世界GDP的比重由23﹒3％增为26﹒6％；同时期中国的GDP增长了2﹒76 倍，占世界的比重由23﹒1％增为32﹒4％，优於欧洲。这以後，中国的GDP大幅度 下降，而近20年来，又急剧增长。1997年美国尔湾加州大学王国斌教授出版《转 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认为中国与欧洲的经济都是按照斯密 型动力发展的，到1800年左右也都面临着马尔萨斯陷阱的制约。而这时，由於美 洲殖民地的开发和矿物能源的利用，西欧经济转向由城市工业型动力推动，中国 就显然落後了。1998年美国迈阿密大学A﹒G弗兰克教授出版《再现东方：亚洲时 代的全球经济》(中译名《白银资本》)，认为1500－180O年世界经济中心是在亚 洲，尤其是中国。这以後，随着美洲开发和白银流动，世界经济中心转到西方， 而到今天，又有再现於东方之势。 　这些着作在国外和中国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以至争辩，并在中西比较上提出许 多新的课题，发表的论文以百计。彭慕兰的《大分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撰写的 。他讨论了各家的论点，征引文献达600多种，包括40余种中文资料和中国学者 的最新论述，然後以新的论证方法提出许多创新性见解；应当说是研究中西比较 史最值得通读的一本书。该书现由史建云女士译成中文版，并收入《海外中国研 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将发行。 　《大分流》的基本观点是：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 ；只是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後，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 实际意义。西欧之首先实现工业化不是由於欧洲传统文化及制度上的优越性，而 主要是两个只有偶然性的因素造成的：一是英国的煤矿恰好位於经济核心区，一 是美洲殖民地的开发；後者尤为重要。 　作者详细考察了十八世纪欧洲和东亚的人口、资源和劳动状况，市场和农业与 手工业的生产力，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舒适性，认为双方大体是相同或相当的。 就双方的核心区即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而论，江南似乎略有优势。作 者又考察了双方的社会经济制度、法规以及资本积累、科学技术等，认为各有短 长，而总的亦属相当，在效果上江南或略胜一筹。关於英国首先工业化的原因， 作者指出，其煤矿不仅地理位置适宜，而且因矿区多水，使用蒸汽机排水，使得 这一新近发明而价格昂贵的机器得以不断改进和推广。中国山西矿区干燥，重在 竖井通风，毋需机器化。至於美洲殖民地，固可为宗主国积累资本和开辟工业品 市场，然江南亦有其广大的“外围”地区，担当同样任务。重要的是美洲殖民地 能提供大量的棉、木材、烟、蔗糖等土地生产品，使英国省出了2300万英亩土地 ，并吸纳欧洲6000万移民，大大缓解了西欧的生态制约；江南则无此便利。 　彭慕兰的这些论点，受到学者们热烈的赞扬，也受到了不少诘难。每项学术讨 论都会有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不过诘难中有一部分是由於研究问题的方法 不同，而我认为，彭慕兰的最大贡献正是在方法论的创新上。他对方法论的贡献 有两个：一是对中西研究中比较目标的创新，二是比较方法的创新。 　通常我们是以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作为比较的目标。由於中西文化、习俗和价 值观不同，这种比较难得共同的标准。麦迪森统一用GDP的增速来衡量，而十八 世纪的GDP，他自己也说只是guestimate(俚语“瞎猜”)。又，这种比较是一个 时间点的静态比较，不能反映某个经济体系的实力和前景，并会因双方所处景气 周期的相位不同而失衡。对此，彭慕兰提出了另一种目标。既然十八世纪以前双 方都是属於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透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那 麽，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他以极大的 力量考察了双方阻碍市场发育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特权垄断、行会和习俗限 制等，并特别重视土地买卖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他认为江南略有优势的判 断就是从这种比较中得来的。 　斯密型增长有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因人口增加而土地资源有限，将会破坏 生态平衡，造成生产的劳动密集化或内卷化，终致陷入马尔萨斯危机。因而彭慕 兰十分重视生态问题。他强调美洲殖民地供给棉、木材、食品等土地生产品的作 用，即因这等於是欧洲把劳动密集化生产转移到海外，解除自己的生态瓶颈。而 中国江南须从遥远地方取得能源，实际是加重了自身的生态失衡。彭慕兰估计， 到十八世纪後期，英国和江南都面临着大体相等的生态制约和走向内卷化的危险 。於此，他提出又一个比较的目标，即看哪一方更接近於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原则 。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於边际成本。更接近於这个原则， 就意味着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这主要是在欧洲十七世 纪的原始工业化地区和清代江南农民家内纺织业之间进行比较的，彭慕兰还为此 作出成本和收益估算。他指出，江南小农并不是在边际收益递减下劳动，江南妇 女的纺织劳动也并非是零机会成本。他的结论是：英国和江南都远未达到新古典 主义劳动原则，但江南比较更接近一些。 　以上是方法论中关於比较目标的创新，再看关於比较方法方面。这里，彭慕兰 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互动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这 两种方法都是王国斌在比较中西政治史的研究中提出的，彭慕兰将它们用於经济 史，并有实质性的发展。 　历史比较研究是要找出双方发展过程中的“异”，又要找出“同”，对之作出 评价。由於没有一个独立於双方的客观标准，一般是以西欧经济发展的道路为标 准。这样，凡是偏离於西欧道路的即属异端，而不管双方的同。这样做出的评价 必有偏颇。新的双向比较方法则要求：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中国的历史， 另方面用中国的经验评价欧洲发生的事情，从“互动偏离”中做出比较(不是绝 对)客观的评价。彭慕兰用这种方法评价十九世纪欧洲的巨大发展即工业化，认 为它并不是根本性的变革，而是历史的一种断裂，因为它并没有解除生态制约， 反而加重了生态失衡，产生了日趋严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反观迟到了一个多世 纪的中国式的工业化，或许能够。至少是期望能够，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人们对於历史的解释，通常是就已出现的重大事件回溯其所以发生的条件和动 力，展现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回溯分析是必需的，因为历史就是重大事件的记录 ，例如工业革命，只能在它出现以後才能进行研究。但回溯分析是从结果推论原 因，很容易陷入决定论或目的论。例如欧洲传统文化优越论，就是在回溯分析欧 洲工业化这个巨大成就中形成的。彭慕兰还指出，所谓十八世纪欧洲的“农业革 命”，实际是从十九世纪的农业大发展成果中推论出来的。为弥补这个缺点，应 当将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前瞻分析是指在重大事件开始的时间点上，设 想几种可能发展的情况，是一种开放性思维，承认历史上常有的偶然性。例如十 七世纪欧洲的原始工业化，就当时的条件分析，它可能是城市大工业的先驱，而 更有可能的是使本地区走向内卷化。这样，在对十九世纪西欧巨大的工业化成果 作回溯分析时，就有理由相信它主要是由两个非历史必然的原因造成的，即新大 陆的发现和煤与蒸汽机的利用。 -- http://gps.wolflord.com/ 欢迎大家参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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