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自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 ，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我參考的是2003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的譯本。 -- 歐洲中心論的各種變體：人口、生態和積累 　 有兩大類論述支撐著西歐經濟自身發展出工業革命的論點。第一大類以E. L. Jones 的著作為典型，聲稱歐洲經濟在16至18世紀的發展中早已積累起遠遠超過他方的物質 與人力資本，而此種看法由下列論述所支持：晚婚、獨身的神職人員等因素抑制了歐 洲的人口增長，使得生產增長的人均分配與總量同步上升。 此論述因此描述了一個這樣的歐洲：比其他地區供養著更多非農業人口以及牲畜 、由此而來的更多更好的工具、人民有更好的營養、健康與生產力，並且稱得起一個 非生活必需品的市場。然而，在本書第一章裡，對中、日以及東南亞地區的出生率、 預期壽命和其他人口變量的考察將使得歐洲的這項成就變得普通。 這些歷史現象是在人口對歷史影響的新研究中被提出的。但儘管歐洲以外的高度 經濟和生活水準被承認，一般總是認為它們最終因為政治迫害或者技術革新趕不上人 口增長等原因而被消滅。此種論點的修正版在提出「歐洲崛起」的同時也強調了「亞 洲衰落」；然而它們至少有兩個時空錯置的謬誤。 第一，19、20世紀在亞洲的生態災難(如人口過度密集)常被提早到18世紀，並認 為一個人為規定的「亞洲」在此時便以將其資源消耗殆盡。然而以下的研究將表明印 度、東南亞與中國的部分地區不需要技術突破抑或降低生活水平，也能容納更多人口 ；真正面臨生態危機的僅限於中國和日本的部分地區。 第二，這類論述將新大陸歸屬於歐洲這點視為理所當然，在那裡輸出資源與移民 被視為與匈牙利平原、烏克蘭或德國森林地帶所發生的一樣；然而新大陸的意外發現 、殖民地的奴隸生產與美洲開發的其他全球性因素則被忽視。而19世紀歐洲實際上獲 得的生態緩解(藉由資源輸入與移民)又掩蓋了歐洲可能在16至18世紀面臨與亞洲相同 的生態危機。 這類論述因此表達了一種弔詭──一個未完全開發但保有資源的歐洲後來居上， 超越了先進但資源也耗盡的中國、日本或印度。 　　本書的第5章便對此種說法提出挑戰；將中國與歐洲的重要區域挑出來進行比較， 將可發現在一些令人意外的地方(例如人均可用燃料的供給)中國勝過歐洲。又如英國 ，這個工業革命實際開始的地方，與歐洲相較幾乎沒有未利用的可用資源；而在木材 供給、地力損耗等生態指標上，與中國的長江三角洲下游相差無幾。如果人口增長造 成的生態危機使得中國「衰落」，那麼英國便是在來自海外的資源與煤礦的拯救下從 歐洲的生態危機中被拯救了出來。換個角度想，如歐洲並未陷入危機，那麼中國也理 應如是。 關於上述的論點，杉原薰針對全球發展所作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相同的論據。在 杉原看來，1500-1800年間東亞人口的高成長實際上反映了某種經濟成就，是在技術發 展等等條件下達成的；18世紀的日本以及部分的中國儘管欠缺政府對所有權、契約等 的保障(而這些是許多西方人所認為的市場產生的前提)，但仍有許多對市場有利的制 度存在。他的另一項論點則認為，西歐與東亞發展類型的結合(而不是僅有西歐)貢獻 了全球GDP的大部分──後者的巨大社會與人口使得西歐的科技派上了用場。 而，杉原與本書論點的不同在於，他一樣認為自1500年起，歐洲的資本密集路線 便與亞洲的勞動密集路線分道揚鑣；本書則強調了歐洲沒有走上勞動密集的道路，實 肇因於18、19世紀之交礦物燃料和新大陸資源的挹注。實際上，全歐洲的農業、前工 業以及丹麥的所有經濟部門都能找到勞動密集的證據，因此歐洲日後的發展顯得更具 偶然性。 在上述其提下，1750年後人口增長的分佈也影響了歐亞兩邊的工業化情形：在中 、日兩國，人口增長主要集中在非核心區，它們一方面發展了這些區域的前工業使其 較不依賴核心區，另一方面則吸納了核心區需要的穀物、木材、原棉等土地密集產品 。相較之下，歐洲的人口增長集中於已發展的、人口密集的核心區，而東歐與南歐的 人口增長則要等到1800年之後。這些討論放在第5與第6章。值得強調的是，這未必反 映了東亞面臨比西歐更深刻的生態危機。 接著我們將討論從可用資源的數量轉向資源分配的制度。 其他歐洲中心論：市場、公司和制度。 主張另一大類論述的學者包括Fernand Braudel、Immanuel Wallerstein、K. N. Chaudhuri以及Douglass North(儘管他與前三位不同，較少提及財富水平)等等。他們 的論點皆強調，歐洲或歐洲的某部份產生了比其他地方更利於經濟發展的制度，而其 論述則集中在有效的市場以及財產所有權保障如何刺激人們更有效的運用土地、資本 與勞動，從中獲利。他們同時也會(儘管不一定)提到其他地方(如印度或中國)在經濟 發展上的不利因素，如太強大的政府抑制了經濟發展並敵視私有權，或者太軟弱的政 府無法保護企業家免於地方慣例、神職人員或豪強的侵奪。 另一種在潛在傾向上與上述論點一致的是Robert Brenner提出的；在他的解釋中 ，黑死病後的一百年西歐農民從領主那贏得了自由並免除了強迫勞動，而他們的東歐 同儕則否，於是近代農業與節省勞動的技術革新在那裡隨著領主的壓榨而絕跡。西歐 內部接著發生了第二場階級鬥爭：追求自由經營土地以獲利的大地主「裁減」了掉那 些「冗濫」的佃農。英國的地主獲得了這場勝利，而法國則否；而英國的失業佃農則 成為工廠可用的潛在勞動力，從地主手中購買食品。 Brenner的觀點著重在階級鬥爭，而非馬爾薩斯陷阱或者市場機制在推動歷史。然 而最終上述論點都導向這樣的結論，即一個越符合新古典主義模式的社會，未來越具 經濟發展的潛力，而其最極端的例子即為土地與勞動最大程度分離的英國。反對階級 鬥爭造就財產所有權體系的North在此與Brenner合流，支持以下論述：土地、勞動、 資本與知識產權的市場經濟之間的互相修正使得經濟發展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而他們 都將論述的焦點放在短工市場、租佃契約等制度背景上，這也與前述歐洲獨自富裕的 觀點相協。 另一大類制度學派的觀點(以Braudel為代表)則關注最富有的人所累積的財富，而 此種累積所依靠的包括與自由市場相違的機制(特許權)。由於這類積累是在長途貿易 中達成，他們也關注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尤其是在Wallerstein的理論中，「 封建的」東歐與「資本主義」西歐間的貿易發展被視為世界經濟的開端，核心區不間 斷的資本累積靠的是不自由「外圍」的存在。他認為，西歐相對自由的勞動、城市中 具生產力的龐大人口、商人與政府合作締造遠距貿易以及投資再獲利的這套機制，在 其自身成長的同時將廉價的、強迫勞動比上述體制更重要的生產活動推向外圍，在國 際分工下使這些地區越發專職的進行此類生產，最終擴大了西歐與外圍的財富差距─ ─其論點仍以歐洲制度性的社經差異為前提。(待續) -- http://blog.pixnet.net/Cim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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