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自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 ，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我参考的是200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译本。 -- 欧洲中心论的各种变体：人口、生态和积累 　 有两大类论述支撑着西欧经济自身发展出工业革命的论点。第一大类以E. L. Jones 的着作为典型，声称欧洲经济在16至18世纪的发展中早已积累起远远超过他方的物质 与人力资本，而此种看法由下列论述所支持：晚婚、独身的神职人员等因素抑制了欧 洲的人口增长，使得生产增长的人均分配与总量同步上升。 此论述因此描述了一个这样的欧洲：比其他地区供养着更多非农业人口以及牲畜 、由此而来的更多更好的工具、人民有更好的营养、健康与生产力，并且称得起一个 非生活必需品的市场。然而，在本书第一章里，对中、日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出生率、 预期寿命和其他人口变量的考察将使得欧洲的这项成就变得普通。 这些历史现象是在人口对历史影响的新研究中被提出的。但尽管欧洲以外的高度 经济和生活水准被承认，一般总是认为它们最终因为政治迫害或者技术革新赶不上人 口增长等原因而被消灭。此种论点的修正版在提出「欧洲崛起」的同时也强调了「亚 洲衰落」；然而它们至少有两个时空错置的谬误。 第一，19、20世纪在亚洲的生态灾难(如人口过度密集)常被提早到18世纪，并认 为一个人为规定的「亚洲」在此时便以将其资源消耗殆尽。然而以下的研究将表明印 度、东南亚与中国的部分地区不需要技术突破抑或降低生活水平，也能容纳更多人口 ；真正面临生态危机的仅限於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地区。 第二，这类论述将新大陆归属於欧洲这点视为理所当然，在那里输出资源与移民 被视为与匈牙利平原、乌克兰或德国森林地带所发生的一样；然而新大陆的意外发现 、殖民地的奴隶生产与美洲开发的其他全球性因素则被忽视。而19世纪欧洲实际上获 得的生态缓解(藉由资源输入与移民)又掩盖了欧洲可能在16至18世纪面临与亚洲相同 的生态危机。 这类论述因此表达了一种吊诡──一个未完全开发但保有资源的欧洲後来居上， 超越了先进但资源也耗尽的中国、日本或印度。 　　本书的第5章便对此种说法提出挑战；将中国与欧洲的重要区域挑出来进行比较， 将可发现在一些令人意外的地方(例如人均可用燃料的供给)中国胜过欧洲。又如英国 ，这个工业革命实际开始的地方，与欧洲相较几乎没有未利用的可用资源；而在木材 供给、地力损耗等生态指标上，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下游相差无几。如果人口增长造 成的生态危机使得中国「衰落」，那麽英国便是在来自海外的资源与煤矿的拯救下从 欧洲的生态危机中被拯救了出来。换个角度想，如欧洲并未陷入危机，那麽中国也理 应如是。 关於上述的论点，杉原薰针对全球发展所作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相同的论据。在 杉原看来，1500-1800年间东亚人口的高成长实际上反映了某种经济成就，是在技术发 展等等条件下达成的；18世纪的日本以及部分的中国尽管欠缺政府对所有权、契约等 的保障(而这些是许多西方人所认为的市场产生的前提)，但仍有许多对市场有利的制 度存在。他的另一项论点则认为，西欧与东亚发展类型的结合(而不是仅有西欧)贡献 了全球GDP的大部分──後者的巨大社会与人口使得西欧的科技派上了用场。 而，杉原与本书论点的不同在於，他一样认为自1500年起，欧洲的资本密集路线 便与亚洲的劳动密集路线分道扬镳；本书则强调了欧洲没有走上劳动密集的道路，实 肇因於18、19世纪之交矿物燃料和新大陆资源的挹注。实际上，全欧洲的农业、前工 业以及丹麦的所有经济部门都能找到劳动密集的证据，因此欧洲日後的发展显得更具 偶然性。 在上述其提下，1750年後人口增长的分布也影响了欧亚两边的工业化情形：在中 、日两国，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非核心区，它们一方面发展了这些区域的前工业使其 较不依赖核心区，另一方面则吸纳了核心区需要的谷物、木材、原棉等土地密集产品 。相较之下，欧洲的人口增长集中於已发展的、人口密集的核心区，而东欧与南欧的 人口增长则要等到1800年之後。这些讨论放在第5与第6章。值得强调的是，这未必反 映了东亚面临比西欧更深刻的生态危机。 接着我们将讨论从可用资源的数量转向资源分配的制度。 其他欧洲中心论：市场、公司和制度。 主张另一大类论述的学者包括Fernand Braudel、Immanuel Wallerstein、K. N. Chaudhuri以及Douglass North(尽管他与前三位不同，较少提及财富水平)等等。他们 的论点皆强调，欧洲或欧洲的某部份产生了比其他地方更利於经济发展的制度，而其 论述则集中在有效的市场以及财产所有权保障如何刺激人们更有效的运用土地、资本 与劳动，从中获利。他们同时也会(尽管不一定)提到其他地方(如印度或中国)在经济 发展上的不利因素，如太强大的政府抑制了经济发展并敌视私有权，或者太软弱的政 府无法保护企业家免於地方惯例、神职人员或豪强的侵夺。 另一种在潜在倾向上与上述论点一致的是Robert Brenner提出的；在他的解释中 ，黑死病後的一百年西欧农民从领主那赢得了自由并免除了强迫劳动，而他们的东欧 同侪则否，於是近代农业与节省劳动的技术革新在那里随着领主的压榨而绝迹。西欧 内部接着发生了第二场阶级斗争：追求自由经营土地以获利的大地主「裁减」了掉那 些「冗滥」的佃农。英国的地主获得了这场胜利，而法国则否；而英国的失业佃农则 成为工厂可用的潜在劳动力，从地主手中购买食品。 Brenner的观点着重在阶级斗争，而非马尔萨斯陷阱或者市场机制在推动历史。然 而最终上述论点都导向这样的结论，即一个越符合新古典主义模式的社会，未来越具 经济发展的潜力，而其最极端的例子即为土地与劳动最大程度分离的英国。反对阶级 斗争造就财产所有权体系的North在此与Brenner合流，支持以下论述：土地、劳动、 资本与知识产权的市场经济之间的互相修正使得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他们 都将论述的焦点放在短工市场、租佃契约等制度背景上，这也与前述欧洲独自富裕的 观点相协。 另一大类制度学派的观点(以Braudel为代表)则关注最富有的人所累积的财富，而 此种累积所依靠的包括与自由市场相违的机制(特许权)。由於这类积累是在长途贸易 中达成，他们也关注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尤其是在Wallerstein的理论中，「 封建的」东欧与「资本主义」西欧间的贸易发展被视为世界经济的开端，核心区不间 断的资本累积靠的是不自由「外围」的存在。他认为，西欧相对自由的劳动、城市中 具生产力的庞大人口、商人与政府合作缔造远距贸易以及投资再获利的这套机制，在 其自身成长的同时将廉价的、强迫劳动比上述体制更重要的生产活动推向外围，在国 际分工下使这些地区越发专职的进行此类生产，最终扩大了西欧与外围的财富差距─ ─其论点仍以欧洲制度性的社经差异为前提。(待续) -- http://blog.pixnet.net/Cim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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