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自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 ，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我參考的是2003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的譯本。 -- 引言：歐洲經濟發展之比較、聯繫和敘述 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歐洲學者的關懷之一厥為西歐經濟發展的獨特道路因何而 來；儘管這些學者的努力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的起源，但這些研究一般不能脫離某種模 式，即，劃定一個「歐洲」的疆界(無論那是西歐、新教歐洲抑或英格蘭)，然後強調 這個疆界內與外界相比所擁有的工業發展誘因、或者所沒有的發展障礙。 另一些解釋則專注在歐洲與外界的聯繫，尤其強調殖民剝削。馬克思認為資本的 原始積累就體現在對印地安人或非洲人的奴役上。由於最近的研究顯示歐洲人在自己 的生產活動中維持著緩慢但明顯穩定的資本積累，此種說法越來越站不住腳(儘管大部 分歐州學者本就不認同此說)。 這本書將把上述因素考慮在內，但不作為主因。本書也承認歐洲與世界相比，具 有獨特的發展誘因；但只有考慮到歐洲所具有的海外殖民優勢，這些誘因才能在19世 紀發揮作用。除此之外，歐洲所具備的優勢在世界其他地區並不罕見。舉例而言，在 殖民和武裝長途貿易之外，公司組織在19世紀以前少有其他用途；長期的聯合貸款主 要在應付歐洲內部的戰爭；儘管18世紀的歐洲在節約人力上的技術優勢明顯超前，但 由於節約土地資源的技術比之某些地區更加落後，在沒有海外資源的挹注下歐洲很可 能被迫走上勞動密集的老路，以應付資源稀缺與人口增長。 另一些個別但重要的因素，好比煤礦的位置也起了作用；總之，本書結合了比較 分析、單純的地方事件、綜合性與全球性的探討。 比較分析與綜合探討之間是互相制約的。好比說，西歐在發展上的優勢(如勞動力 市場的特色)造成東歐或印度與西歐的差異，但這些優勢在中國同樣存在。如此一來西 歐的優勢便不再是西歐文化或歷史的特權；而從發現世界其他地區與西歐的相似處而 非不同處，促使研究的著眼點從單純的比較轉向，從而將全球性的聯繫考慮進來。這 些相似處的存在也提醒了我們，1800年之前的全球聯繫並非以歐洲為中心，而是多個 中心之間互相關聯。歐洲人創造或影響了這些聯繫，但此種創造本身不足以解釋一切 。例如：先於歐洲人抵達美洲的瘟疫替西班牙人闊清了殖民地建立的敵人，而15世紀 以來中國逐漸確立白銀為本的貨幣政策，則替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提供了經濟基礎。 現有著作的問題便在於不能突破上述的兩個框架──不是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 系(以進行海外剝削)，便是僅僅以歐洲自發的內在因素進行解釋。而最近的歐洲經濟 史學界則在三個方向上更傾向於後者。 這第一個方向是市場的完善發展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被回溯的越來越早(對 科學技術的研究也有類似的趨勢)，將西方邁向工業化路途的時間點推到地理大發現之 前。19世紀後期的社會學理論、20世紀50、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都強調了西方的現代 與過去、西方與非西方之間有著根本性的對立；而上述的研究，則在縮小了西方現代 與過去鴻溝的同時，將西方與非西方間的鴻溝提早拉了開來。 其次，個人主動在市場中的體現越是在與其對立的中世紀中被發現，政府政策與 地方習俗的制約便越不受重視。此一看法的一致性滿足了人們對一條明確的歷史主線 的期望，也與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概念不謀而合；但若是上述因素沒能阻止歐洲個人性 質的累積最終達成的經濟增長，為何海外的壓迫便能產生效果？ 第三，前述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再被視為通論的、由英國向外傳播的一種現象；它 在歐洲各地的普遍發現使得「英國中心論」很容易地變成了「歐洲中心論」。由於西 歐大部分地區涉入海外貿易的程度不如英國之深，經濟增長的可能性便維繫在歐洲自 身的自由競爭市場與資源上；而被重商主義與奴隸制限制的海外殖民地對英國工業經 濟的助益則打上了問號：英國從工業革命的源頭變成了歐洲工業發展的邊陲。 此種經濟的自發增長既可以解釋歐洲對海外的霸權，又可以切割此種增長與殖民 地的關係；這種說法既不需要將研究擴及歐洲的地理範圍之外，也大大的支持了「專 利制度加速了技術革新」的學說。 對歐洲工業化的強調常常使得比較研究的進行無視於比較單位是否具可比性── 英國會被拿來與中國或印度進行比較；但實際上，這兩塊次大陸在面積、人口與多樣 性上都足以比得上整個歐洲而非英國。 另一種也很常用的比較方式則試圖尋找歐洲之所以為歐洲(或英國之所以為英國) 的特殊條件，或者說是企圖以「文明」作為比較的單位。我們採用類似的方法，但可 以說的較具體：荷蘭加上烏克蘭，相當於甘肅加上長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1750年前 後人口介於3100至3700萬之間)相當於18世紀任何一個歐洲國家；舊大陸的核心區── 長江三角洲、日本的關東、英國與尼德蘭、印度的古吉拉特彼此更為相似，並與其週 遭地區有著明顯不同的特徵，諸如相對自由的市場、發達的手工業生產、商業化程度 極高的農業等等。將這些區域進行比較，既勝過那些自身在日常生活、貿易、技術傳 播上有著分歧的大單位比較，還可以在按照一般做法發現非歐洲地區發展阻礙的同時 ，找出為何英國沒有步入長江三角洲、古吉拉特後塵的原因。 許多「後現代」流派的學者在發現古典社會理論中蘊含的歐洲中心論時，轉而強 調歷史發展的偶然性、特殊性與不可知性，全盤放棄了文化間的比較。但此種取向不 能觸及許多最重要的歷史問題。本書則將比較的單位視為互相偏差，時時將標準從一 個單位轉為另一個單位，如此進行比較。 此種比較方式再一次的提出了這個問題：當我們發現歐亞大陸上的許多地區在農 業、商業與原始工業的發展上如此一致時，19世紀之前與之後的西歐在發展上的不同 便有待解釋。 此種互為標準的比較方式也將兩個看似無關的問題──「西歐何時變的最富有？ 」以及「西歐何時突破馬爾薩斯陷阱」聯繫了起來。大部分的歐洲中心論都認為歐洲 富裕的根源遠早於其實際上的富裕；而對此種歐洲經驗的標準化，若將其視為沒有「 阻礙」或「失敗」的例外下可預期的模式，則富裕的根源與實際在時間點上的差距便 無關緊要。而中國、印度或日本則只需要探討在什麼時間點上它們偏離了這個模式。 但是，若我們倒轉比較的標的，考慮歐洲成為另一個中國的可能性時──即不把 此種人均增長視為必然──，甚至，當我們證明歐洲之外的大部分地區都在資源的制 約下勉強達到經濟發展的極限時，而歐洲則獲得了煤礦與新大陸的資源來緩解，直至 最終的突破時，這兩個問題之間的聯繫便越顯得緊密。 這兩個問題仍然是可以分開的：氣候、土壤與其他的差異，或許有可能造成地區 間具有差異的前工業；但本書以下的證據將證明歐洲比之於東亞並未具備此種優勢。 或許制度因素足以促使歐洲在前工業未必超越東亞的情況下，即使沒有資源的挹注， 技術發明而非勞動密集的方式也足以造成經濟增長；但將歐洲前工業的水準與其他地 區所做的比較，顯示此種必然性所需的大量假設是不可靠的，尤其是歐洲工業化之前 數百年的經濟史並沒有穩定人均增長的現象時。 所以本書的焦點放在歐洲、中國與印度之間可比較的地區上；而當我們要探討核 心與腹地的關係時，單位則放大為大陸或者大洋(如大西洋)；而另一種比較，Charles Tilly稱為「環境比較」，將以全球為一個單位，而將前述的單位視為組成此大單位的 一部分。在最後一種比較中，我們將看到不同組成部分間的互相作用，而不是一個塑 造其他畸形的中心。(待續) -- http://blog.pixnet.net/Cimon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8.172.12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