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自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 ，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我参考的是200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译本。 -- 引言：欧洲经济发展之比较、联系和叙述 19世纪後期至20世纪，欧洲学者的关怀之一厥为西欧经济发展的独特道路因何而 来；尽管这些学者的努力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起源，但这些研究一般不能脱离某种模 式，即，划定一个「欧洲」的疆界(无论那是西欧、新教欧洲抑或英格兰)，然後强调 这个疆界内与外界相比所拥有的工业发展诱因、或者所没有的发展障碍。 另一些解释则专注在欧洲与外界的联系，尤其强调殖民剥削。马克思认为资本的 原始积累就体现在对印地安人或非洲人的奴役上。由於最近的研究显示欧洲人在自己 的生产活动中维持着缓慢但明显稳定的资本积累，此种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尽管大部 分欧州学者本就不认同此说)。 这本书将把上述因素考虑在内，但不作为主因。本书也承认欧洲与世界相比，具 有独特的发展诱因；但只有考虑到欧洲所具有的海外殖民优势，这些诱因才能在19世 纪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欧洲所具备的优势在世界其他地区并不罕见。举例而言，在 殖民和武装长途贸易之外，公司组织在19世纪以前少有其他用途；长期的联合贷款主 要在应付欧洲内部的战争；尽管18世纪的欧洲在节约人力上的技术优势明显超前，但 由於节约土地资源的技术比之某些地区更加落後，在没有海外资源的挹注下欧洲很可 能被迫走上劳动密集的老路，以应付资源稀缺与人口增长。 另一些个别但重要的因素，好比煤矿的位置也起了作用；总之，本书结合了比较 分析、单纯的地方事件、综合性与全球性的探讨。 比较分析与综合探讨之间是互相制约的。好比说，西欧在发展上的优势(如劳动力 市场的特色)造成东欧或印度与西欧的差异，但这些优势在中国同样存在。如此一来西 欧的优势便不再是西欧文化或历史的特权；而从发现世界其他地区与西欧的相似处而 非不同处，促使研究的着眼点从单纯的比较转向，从而将全球性的联系考虑进来。这 些相似处的存在也提醒了我们，1800年之前的全球联系并非以欧洲为中心，而是多个 中心之间互相关联。欧洲人创造或影响了这些联系，但此种创造本身不足以解释一切 。例如：先於欧洲人抵达美洲的瘟疫替西班牙人阔清了殖民地建立的敌人，而15世纪 以来中国逐渐确立白银为本的货币政策，则替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提供了经济基础。 现有着作的问题便在於不能突破上述的两个框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 系(以进行海外剥削)，便是仅仅以欧洲自发的内在因素进行解释。而最近的欧洲经济 史学界则在三个方向上更倾向於後者。 这第一个方向是市场的完善发展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被回溯的越来越早(对 科学技术的研究也有类似的趋势)，将西方迈向工业化路途的时间点推到地理大发现之 前。19世纪後期的社会学理论、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都强调了西方的现代 与过去、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对立；而上述的研究，则在缩小了西方现代 与过去鸿沟的同时，将西方与非西方间的鸿沟提早拉了开来。 其次，个人主动在市场中的体现越是在与其对立的中世纪中被发现，政府政策与 地方习俗的制约便越不受重视。此一看法的一致性满足了人们对一条明确的历史主线 的期望，也与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概念不谋而合；但若是上述因素没能阻止欧洲个人性 质的累积最终达成的经济增长，为何海外的压迫便能产生效果？ 第三，前述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被视为通论的、由英国向外传播的一种现象；它 在欧洲各地的普遍发现使得「英国中心论」很容易地变成了「欧洲中心论」。由於西 欧大部分地区涉入海外贸易的程度不如英国之深，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便维系在欧洲自 身的自由竞争市场与资源上；而被重商主义与奴隶制限制的海外殖民地对英国工业经 济的助益则打上了问号：英国从工业革命的源头变成了欧洲工业发展的边陲。 此种经济的自发增长既可以解释欧洲对海外的霸权，又可以切割此种增长与殖民 地的关系；这种说法既不需要将研究扩及欧洲的地理范围之外，也大大的支持了「专 利制度加速了技术革新」的学说。 对欧洲工业化的强调常常使得比较研究的进行无视於比较单位是否具可比性── 英国会被拿来与中国或印度进行比较；但实际上，这两块次大陆在面积、人口与多样 性上都足以比得上整个欧洲而非英国。 另一种也很常用的比较方式则试图寻找欧洲之所以为欧洲(或英国之所以为英国) 的特殊条件，或者说是企图以「文明」作为比较的单位。我们采用类似的方法，但可 以说的较具体：荷兰加上乌克兰，相当於甘肃加上长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1750年前 後人口介於3100至3700万之间)相当於18世纪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旧大陆的核心区── 长江三角洲、日本的关东、英国与尼德兰、印度的古吉拉特彼此更为相似，并与其周 遭地区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徵，诸如相对自由的市场、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商业化程度 极高的农业等等。将这些区域进行比较，既胜过那些自身在日常生活、贸易、技术传 播上有着分歧的大单位比较，还可以在按照一般做法发现非欧洲地区发展阻碍的同时 ，找出为何英国没有步入长江三角洲、古吉拉特後尘的原因。 许多「後现代」流派的学者在发现古典社会理论中蕴含的欧洲中心论时，转而强 调历史发展的偶然性、特殊性与不可知性，全盘放弃了文化间的比较。但此种取向不 能触及许多最重要的历史问题。本书则将比较的单位视为互相偏差，时时将标准从一 个单位转为另一个单位，如此进行比较。 此种比较方式再一次的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我们发现欧亚大陆上的许多地区在农 业、商业与原始工业的发展上如此一致时，19世纪之前与之後的西欧在发展上的不同 便有待解释。 此种互为标准的比较方式也将两个看似无关的问题──「西欧何时变的最富有？ 」以及「西欧何时突破马尔萨斯陷阱」联系了起来。大部分的欧洲中心论都认为欧洲 富裕的根源远早於其实际上的富裕；而对此种欧洲经验的标准化，若将其视为没有「 阻碍」或「失败」的例外下可预期的模式，则富裕的根源与实际在时间点上的差距便 无关紧要。而中国、印度或日本则只需要探讨在什麽时间点上它们偏离了这个模式。 但是，若我们倒转比较的标的，考虑欧洲成为另一个中国的可能性时──即不把 此种人均增长视为必然──，甚至，当我们证明欧洲之外的大部分地区都在资源的制 约下勉强达到经济发展的极限时，而欧洲则获得了煤矿与新大陆的资源来缓解，直至 最终的突破时，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便越显得紧密。 这两个问题仍然是可以分开的：气候、土壤与其他的差异，或许有可能造成地区 间具有差异的前工业；但本书以下的证据将证明欧洲比之於东亚并未具备此种优势。 或许制度因素足以促使欧洲在前工业未必超越东亚的情况下，即使没有资源的挹注， 技术发明而非劳动密集的方式也足以造成经济增长；但将欧洲前工业的水准与其他地 区所做的比较，显示此种必然性所需的大量假设是不可靠的，尤其是欧洲工业化之前 数百年的经济史并没有稳定人均增长的现象时。 所以本书的焦点放在欧洲、中国与印度之间可比较的地区上；而当我们要探讨核 心与腹地的关系时，单位则放大为大陆或者大洋(如大西洋)；而另一种比较，Charles Tilly称为「环境比较」，将以全球为一个单位，而将前述的单位视为组成此大单位的 一部分。在最後一种比较中，我们将看到不同组成部分间的互相作用，而不是一个塑 造其他畸形的中心。(待续) -- http://blog.pixnet.net/Cim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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