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治統與道統框架下的通史編纂 錢茂偉 智識學術網轉載 [關鍵詞] 晚明 通史 治統 《史統》 [提要] 福建籍遺民史家鄭郊前半生在明朝，後半生在清朝。初成於崇禎末年、 終定於康熙初期的《史統》是一部以闡明中國歷史之統?主旨的通史著作。《史 統》提供了一種哲理化的中國歷史解釋模式，洵可稱?晚明理學化史學代表作。 惜因未刊，近代以來，所知甚鮮。本文以《史統》的中心，對晚明通史編纂有關 問題，作了發散性的思考。 　　史學思想史如何做？我認為，談史學思想，離不開國家思想。一個時代有一 個時代的國家思想，國家思想是一個時代的主流思想，它往往制約著其他思想的 存在，史學思想正是如此。在這種狀?下，一個時代的史學思想，主要有兩種： 一是與國家思想合拍的主流史學思想，一是與國家思想不合拍的異端史學思想。 這應是我們考察一個時代史學思想的兩條主線。從進化論的眼光來說，進步的異 端史學思想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不能因此否定主流史學思想的存在。長期以 來，我們的歷史研究，存在著兩把尺子現象：於當代，肯定主流思想，否定異端 思想；於前代，肯定異端思想，否定主流思想。這恐怕是需要重新檢討的一個觀 念。歷史研究強調歷史主義，強調理性思考，應儘量減少感情色彩。用明末清初 學者方以智的話說，“經以窮理，史以徵事，設身處地，自忘其心之成見而體之， 乃能灼然天下之幾，而見古人之心”[1]。 　　明代社會的國家思想是理學思想，自然，明代社會的主流史學思想也是理學 化的史學思想。研究明代史學思想史，無疑應把握明代主流史學思想的演變軌 ?。明末清初是傳統中國較為多元的時代，史學及其思想，也表現出多元特色， 實學思想、復古思想，甚至?蒙思想，紛紛登場，好不熱鬧[2]。後人往往只注 意這種進步的趨勢，似乎中國社會真的走上了近代之路。其實，我們不要忘了， 當時社會的主流史學思想還是理學化史學思想。這是為後人所忽視，但又不得不 注意的一條線。遺民史家鄭郊撰寫的《史統》，無疑是我們觀察晚明主流史學思 想存在的一個典型案例，這是我們選擇鄭郊《史統》研究的理由所在。 　　《史統》一書，今惟上海圖書館有一部清代抄本。此書長期沉睡書庫，至今 未有專文就其學術意蘊加以闡述。筆者曾就相關的明代通史編纂模式問題作過專 題研究[3]，但也未及此書。今擬以《史統》為中心，對明代通史編纂中的主流 性史學思想問題，作一專題考察。 一 認識論視野下的通史編纂 　　以20世紀的眼光來看，通史的編纂，自是一個時代史學發展的重頭戲。劉 知幾曾堅?反對編通史，他的理由無非是嫌重複。其實，史學是一種現實與歷史 不斷對話的認識活動。時代越往後，人們越需要重新整體地認識以前的歷史，“通 古今，明興亡，審出處，示懲勸”。這樣，重新編纂通史也就是必不可缺的活動。 劉知幾以後，通史編纂越來越為人所重視，正驗證了這個道理。 　　明代的通史編纂，嘉靖之前，以綱目體為主；嘉靖之後，開始有綜合體通史 的編纂。嘉靖、萬曆時期，有不少學者投入到了通史編纂之中。嘉靖初年，有安 都《十九史節略》470卷。嘉靖末年，有邵經邦《學史會同》300卷、唐順之《左 編》、吳珫《史類》600卷等。萬曆初期，寫通史者也有幾家，如鄧元錫《函史》、 魏顯國《歷代史書大全》、李贄《藏書》、袁黃的《袁氏通史》1000卷、許孚遠 的《續麟正史》。萬曆以後，則有張萱《西園彙史》、《西園史余》，鄭郊《史統》。 “近代從事於史學者，固有其人矣”[4]，這個考察是正確的。從當時通史編纂體例 來看，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續、仿鄭樵《通志》，如邵經邦《弘簡錄》、鄧元錫 《函史》、鄭郊《史統》；二是按時代順序，節略二十一史紀傳，明人稱為“約載”[5]， 如《十九史節略》、魏顯國《歷代史書大全》、馬維銘《史書纂略》；三是分類體 通史，如唐順之《左編》、《袁氏通史》。這其中，《通志》無疑是他們學習的榜樣。 《弘簡錄》續《通志》而作，《函史》仿《通志》而作，《左編》則改編《通志》 而來。《左編》是明代綜合體通史的祖本，其他的幾部通史著作，如《函史》、《藏 書》、《史書大全》之類，都不同程度上受其影響。 　　通史有用，但要做好不容易。鄭郊說：“故彙中而核之者，精之也，精於人， 精於理，精於事，精於文，便覽讀也。已抑揚取去，非得失，存世戒也，弗精則 無為貴彙矣。”[6]提倡彙史貴精，這是可取的史學編纂思想。可惜，明代的通史 編纂，學術化程度不高，多表現為“彙史”。不過，綜合體通史，《史記》以後， 也就《通志》，其他鮮能成功。明代有這?多的綜合體通史，已很不錯了。 　　明代中後期，產生了那?多通史著作，這種現象如何來理解？綜合體通史的 出現，是明代中葉“二十一史”重新受人注目後的產物。在理學統攝一切的宋明時 期，漢唐學術文化遭到了否定，傳統的經史文本鮮有人注目，出現了某種程度的 “文化斷層”。至明代中葉以後，在外部經濟社會思想的變化、內部學術自身否定 之否定規律雙重作用下，出現復古思潮，經史文本又受到了人們的青睞。不過， “全史”篇幅太大，一人精力有限，難以遍覽，於是有人開始?繁就簡，編纂通史。 鄭郊說：“彙史之述，以全史浩漫，中才以下勢難卒業；且其中義例不當，叛教 悖理，濫也尚矣。”這是說，通史的編纂，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提供簡明的通 史讀本，讓普通士人有個歷史讀本。二是為了解決編纂指導思想問題，借改編之 機，寫出更符合時代思想口味的通史作品，為時代政治服務。除了共同性的通史 要求外，這裏關鍵的是史家不同的主體重構理論。從認識論角度來說，歷史研究 是一種歷史認識活動，歷史編纂是一種主體重構活動，史著的編纂有一個不斷重 構的規律。史著的不斷重編，主要取決於史家對歷史的主體認識。史家作為史學 認識主體，由於時代、史觀、知識結構、思維方式諸多不同，對前人編纂的史著 不滿意，於是就產生了重編動機。明代的通史編纂，從史學思想來考察，唐順之、 鄧元錫、邵經邦、吳珫、許孚遠、魏顯國、張萱是一派，他們的史學思想是主流 的理學化史學思想，而李贄表現為異端的?蒙史學思想。“荊川《左編》，乃以評 ?品類；李贄竊取，標新見奇，銛鋒所趨，巧言偏詞，忿設無由，是非何能不紛 紛耶？鄧?谷《函史》，蓋欲隨而維之”[7]。稱《左編》按照評判標準分類，《藏 書》標新立異，“議論頗見責於儒者”，這個判斷是正確的。不過，說《函史》想 彌合《左編》與《藏書》之間的對立，可能是誤讀了。《函史》和《左編》間有 否有關係？《左編》刊刻於嘉靖四十年（1561），其後幾年，正是鄧元錫開始作 《函史》時間。從時間上考察，它們應該有關係。不過，《函史》和《藏書》間 恐沒有直接的關係。《函史》成書於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十年（1571－1592）間，《藏 書》成書於萬曆十年至二十七年（1582－1599）間。也就是說，《函史》寫作時 間早於《藏書》。所以，說《函史》彌合《左編》、《藏書》之偏差是不正確的。 至於說《函史》水平“度越”《左編》、《藏書》，這也是鄭郊作為明朝人的評價。 　　從實際成書來看，明朝的通史編纂，在鄭郊之前，主要是唐順之《左編》、 鄧元錫《函史》、李贄《藏書》三種基本模式，鄭郊最為關注的也就是這三部通 史著作。他對三種通史模式進行了認真的批評。“本朝若（唐）襄文之《左編》， 鄧氏之《函史》，大底皆祖《史記》。《左編》留心治亂，然義例多舛。……李卓 吾因是編以成《藏書》，而是非頗謬，欲以黃老之道廢聖人之大中至正之學，不 足談也。?谷先生學術醇深，《函史》一書，功大力宏，精矣，其失也侈。夫以 一人之心而欲合《尚書》、《春秋》之義，該紀傳、編年之體，大書小書，盡人盡 物，直欲令三千年人物、度數、文章盡於數十部書中，不亦侈乎？且已作帝紀矣， 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紀之中，又作《大臣謨》。……大臣賢者，如漢之公孫弘， 唐之狄仁杰、裴度，宋之李綱之流，先生既微抑之，不欲與於大臣謨烈；又心惜 之，不欲列之名臣，止附之帝紀之內，是矣。然秉均奸臣如漢之董卓、梁冀，唐 之李林甫、義甫，宋之丁謂、王欽若、秦檜、史彌遠之徒，亦皆附之帝紀，雖敘 事中邪正自見，然於體制則無別矣。余觀先生述作之功，是是非非，理明義正， 不襲不悖，知其於道深矣。先生高風遠?，既為有明有數人物；而《函史》一書， 亦為天地間有數之書。……予於《函史》不揣仰同者十之三、四，其不同者十之 五、六”[8]。鄭郊這段史學批評，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說《左編》、《函史》 祖《史記》，這個觀點，只能從綜合體通史風格來理解。講《左編》“留心治亂， 然義例多舛”，這個評語是到位的。第二，說李贄想以黃老之道替代唐順之的治 亂思想，這個判斷是不準確的。李贄實際是以?蒙史學思想代替理學化史學思想 [9]。第三，說鄧氏是“有明有數人物”，《函史》是“天地間有數之書”，這個評價 是相當高的。檢明清學人對鄧元錫及其《函史》的評價，也就鄭郊此論最高。第 四，鄭郊推崇《函史》的通史構築模式，但不完全認同。他覺得《函史》存在“侈”、 “體制則無別”二個弊端。他想在《函史》基礎上，進一步推進明代的通史編纂事 業。當然，《藏書》是一種異端史學模式，自不在考慮之列。真正對鄭郊作《史 統》有影響的是《左編》與《函史》兩書。對《左編》、《函史》的肯定與批評， 就形成了鄭郊設計《史統》的新思路。 　　遺憾的是，鄭郊在這裏沒有講清《函史》的“本天以立例”特點。《函史》體 系的最大的特點是從天人合一角度探討中國歷史的演變。鄧元錫在宋人基礎上， 首次提煉出治統與道統兩大體系[10]。這種思想，為晚明人所接受，如葉向高就 說，“宙宇間惟治統、道統相提為兩大事。治統紊則亂賊肆，道統紊則異端猖狂， 其害均也”[11]。 二 “主於明統”的《史統》 　　明人用統論解釋中國歷史，始於《函史》，但鄧元錫不免還有點遮掩，所以 稱之為《函史》。到了鄭郊，就公開打出了“明統”旗號，稱之為《史統》。中國歷 史上，有過類似的《史通》，不曾有過名為《史統》的作品。 　　鄭郊（1612～？），字牧仲，晚年自號南泉道人，福建莆田人。父鄭涇，以 講學名海內，博學，攻古文辭。鄭郊7歲便知誦《毛詩》、《史記》，這為他以後 編通史打下了基礎。年20餘後，非常喜歡古文、諸經、子、百家言。六經以下， 無不研究。曾到銅山，隨著名學者黃道周學習。據鄭郊自己說，他愛靜，尤喜歡 坐到深山裏，一坐就是七、八年。又愛乾淨，“夙夜灑掃幾案，上下纖涯不栖”。 坐在桌前，點一支香，捧一本書，悠哉悠哉地看書。性格“疏爽，輕財好施。喜 親名賢，雖傾性命事之，無所惜。至浮名虛譽，則心厭之”。讀書之外，什?不 管，“斷絕人事，刀貝、金錢皆不入其舍”。如此，生活越來越清貧，“衣、食恒 不可得，妻、子饑寒立骨”，但他?不管。世間俗人多把他當作狂士，離他而去 [12]。崇禎八年（1635），24歲，始為諸生，食餼。崇禎十七年（1644），34歲， 為督學郭子奇、李長倩所賞識，撥置第一，與弟頰同貢於朝。時直明朝政府風雨 飄渺之時，自然不可能出仕。南明初期，與著名抗清志士徐孚遠、夏允彝定交。 順治三年（1646），福建的唐王政府跨台。失望之餘，鄭郊奉母攜弟鄭頰遁荒， 隱居莆田的壺公山南泉，坐在幾間老房子裏，過上了遺民生活。此後30餘年， 足?不及城市，惟以著書自樂。晚年曾著《明易》、《訂說》、《詩函》、《精義》、《南 華十轉》、《水書》、《偶筆》、《寓騷》、《折衡》及禪詩文若干卷等，可惜多未及刊 刻，今傳世不多。 　　鄭郊“所觀載籍極博，好考境是非”，曾著《古論》數十篇[13]。此書成書年 代不詳，可能在作《史統》之前。這一部書，確立了鄭郊對中國歷史發展大勢的 基本看法。此書不少內容，後來體現在《史統》之論部分。由《古論》，進而《史 統》，這標志著鄭郊走出了為論而論的模式，走上了以論帶史的道路。《史統》始 於崇禎九年（1636）七月，十七年（1644）九月，初稿完成。這8年時間，正好 是鄭郊做諸生時期。成書前一年，即崇禎十六年，請著名學者方以智寫了序。書 成後，適遇明清更替，書未及刊刻。清初，鄭郊以遺民自守，“乃出其家賜書， 復貸諸親朋，得二十一朝正史、稗史，與夫六籍、百家之言”[14]，繼續修訂。 康熙十一年（1672），鄭郊60歲，《史統》最後定稿，朋友及自己替此書作了序。 康熙十三年（1674），鄭郊又作了凡例。時年62歲，《史統》算是最後定稿。“深 山布衣，既無朝廷之力，又鮮賓客之助”，完成《史統》一書，確實不容易。此 後事?不詳，因為生活在深山之中，與外界斷絕交往，所以，外界也不知道他精 確的卒年，大體卒於康熙中、後期。《史統》也由於經費等原因，未及正式出版。 當時不少學者，起碼在福建學人圈裏，是知道有這部書的。所以，福建學者黃虞 稷編纂的《千頃堂書目》有其書，但《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沒有收錄。 今惟上海圖書館有清代“好古堂”抄本24?，略有殘缺。“好古堂”是鄭郊抑別人 書堂名稱？這個抄本是如何保存下來的？這些版本學問題，由於缺乏相關參考資 料，只能留待以後再研究了。孤本傳世不易，我們希望有出版社能將此書影印出 版。 　　《史統》體例雜合《左編》、《函史》而來。《史統》的基本框架結構是治統 與道統。最後有隱逸、方技、附紀三部分。《史統》始唐堯，終大元，共有5表、 21紀、2205傳、14志、17附記，繫以論贊之言。《史統》只有紀傳，不寫制度， 這有作者自己的考慮。“前代禮樂制度，詳具《全史》、《通典》、《通考》、《通志》 諸書，今不贅陳”[15]。人詳我略是一個因素，制度通史難寫也當是一個因素。 　　《史統》是一部理學化史學範型的通史著作。鄭郊歷史思想，有較濃的理學 色彩。他對歷史學性質是這?定位的，“史者，窮理盡性之書也”[16]。這是一種 典型的理學化史觀[17]。鄭郊還片面地將史著的首要任務定位為辨統。“《春秋》 者，聖人之辨統之書也，不以威勢強弱為得失。……自孟子以後，聖學湮塞，作 史者不明天人大道，徒以一時詐力成敗為得失[18]。這段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 們，《春秋》是一部“辨統之書”。弦外之音，《史統》也是一部以《春秋》為效法 榜樣的“辨統之書”。在鄭郊等理學化史家看來，孟子以後傳統史學的衡評標準是 相對的，“徒以一時詐力成敗為得失”，不值得提倡；只有永恒的、至高的“天人 大道”，才是應該提倡的歷史絕對衡評標準。辨統，正是鄭郊編纂《史統》的核 心目標所在。 不同的歷史解釋理論，產生不同的編纂模式。《史統》是從天人關係、治統 與道統關係的變化來觀察中國歷史演變軌?的。鄭郊認為，歷史是“道”的演變 史。“道者，所以傳天地之終始者也。天地不知其所以始，則亦不知其所以終； 而能知其終始者，道也。昔者聖人傳古今也，略於傳事而詳於傳道。以為道者， 事之所從出焉者”[19]。“道”到底是什?？“道”統攝天地歷史的終始，人類社會自 “道”起步，也自“道”終結。冥冥之中，這個“道”可以控制人類社會的發展，這和 西方哲學家提出的“絕對精神”已有相似之處。鄭郊進一步提出，“道”不是完全抽 象的，它有具體的載體，這就是“統”。統的表現，或治統，或道統。鄭郊認為， 道的離合，決定統之分合，“帝王之興，應五運，得天統；與閏位、沴氣，皆不 能別逞私臆雌黃”。他研究歷史，“主於明統”，“辨運會之偏全，明陰陽之離 合”[20]。按照這個理論，《史統》的體系構築，有幾個特點： 　　第一，治統分檔次。鄭郊從天人離合關係出發，將中國歷代政權分為正統、 正而不統、統而不正、不正不統、正統之變五大類。“正統”為“前三代”夏、商、 周、“後三代”漢、唐、宋。“正而不統”是指西周、東周、蜀漢、東晉、南宋。“統 而不正”是指西晉、隋。“不正不統”，是指魏曹丕、吳孫權、宋劉裕、齊蕭道成、 蕭梁衍、陳朝陳霸先、梁陳外荒、五代列國、五代割據列國志。“正統之變”指秦、 元。每一朝，大體上分世紀、大臣、大將、藩臣、名臣、后妃、賢女、宦官、外 荒幾部分。“故於離合之間，首列正統，以為天人之所應順者。次列正而不統者， 重世及也。其所以次於正統者，所以示運會之離合，舉其實以示後人，使後之為 人君者，凜然知天命之去來無常，而保先業之不易也。然而正而不統，則必有詐 力之雄，裂其疆幅而有之，而後祖宗之大業遂分。新造之兵威，與退守之氣勢， 強弱不齊，尚矣。……次列統而不正，所以抑之，出於正而不統之下也，見詐力 之不知名義也。不正不統，又抑下之，詐力之不如詐力也。正統之變，抑又下之， 出於詐力仁義之外者，天地之大變也”[21] 。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這一段話，可以 發現，鄭郊優先考慮的是人統是否合乎天統，堅決反對人們用“詐力”取得政權。 天人相應，人統合乎天統，就是正統。否則，按天人相離程度，依次為正而不統、 統而不正、不正不統。至於變統，那是儒家仁義、權臣詐力之外的少數民族掌握 的政權。這是鄭郊從“陰陽五行自然離合”變化中總結出來的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 律。“此皆陰陽五行自然離合之道，非予一人之私見也。明乎予說，則古今正統 之論，可以□然而無疑矣”。這個理論在今天看來是先驗、唯心的，但在當時， 代表了鄭郊對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水平。 　　第二，“嚴中外之辨”。夷夏關係向來是漢族史家編纂中國歷史文本時考慮的 一條重要原則。鄭郊按內夏外夷原則，將重要的少數民族政權，列為“外荒”。“荒， 必為中國大患者，乃錄之”。如東晉之五胡、南宋之女真。“荒服雖盛，中夏正統 一日未絕，亦當嚴內外之辨”，這體現了時代特色。在滿族由關外而入主中原的 年代裏，鄭郊寫《史統》，不可能不講民族主義史學精神。這也是時代特色。 　　第三，尊師統。《史統》於“道統”分師統、儒統、諸統三大部分，而尤重師 統。“自有人道以來，堯舜三代以君道正庶物；而師道之盛，實始宣聖。師道如 天，高而虛；君道如地，大而實。故君有土，而師無位；然君不得師則無以成其 君。此天地之大經，生人之所以立命者。予於師統，一本於天地之至道，條貫統 緒，頗具微意，以俟百世”[22]。朋友也談到了這點，“君道、師道並出而維宇宙， 而師道則又所以維君道者。三代之運將終，首出股肱，其道其德其才，不能盡合 於古，於是上帝降而誕於東魯，是為仲尼。持名教，筆六經，以教天下萬世”[23]！ 君道、師道並出而維宇宙，而師道則又所以維君道者，這就是鄭郊所理解的治統 與道統關係。 　　第四，“憲君子而賤小人”。人是人類社會的主體，人的評價，自然也是歷史 編纂的核心內容之一。在理學思想的影響下，宋明尤其是晚明時期，社會上十分 講究君子小人之別。這種君子小人理論，也流滲透到歷史人物的評價與史著的編 纂之中。鄭郊說：“余意古今人才，唯有君子、小人二者不容混雜。其餘從政， 各有作用”[24]。何謂君子？何謂小人？鄭郊對此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天地之來 闊矣，數千百年之中，亂多而治少，小人多而君子少，夫均是人也。何以辨其為 君子、小人哉？以天下為心，以綱常為命，以性情道德為治，以詩書禮樂、仁義 廉?為日用飲食必不可已之事，夫是者謂之君子矣。以勢利為心，以苟得為命， 以妻子、田園、刀貝、珠帛為治，以讒諂險詖無?為日用飲食必不可已之事，夫 是者則謂之小人矣”[25]。可見，鄭郊君子小人區別的標準，就是儒家的義利。 以天下為己任，追求道德，就是君子；以勢利為心，追求物質利益，就是小人。 如此完整的君子小人定義，在晚明時期不多見。“是書大旨，原在采古今之善惡， 使君子小人之黑白昭於千世。至於官爵崇卑，此一時遭遇也，代有□革，不足詳 述”[26]。“使君子小人之黑白昭於千世”，這是鄭郊作《史統》的使命之一。 　　傳統史學中，主要有史記派、春秋派、考據派三大流派。鄭郊總的說來是理 學化史學派，但不完全相同。宋明理學化史學屬於一種價值評判性史學，他們的 歷史評判，主要集中於對歷史進程與歷史人物的評判[27]。在歷史進程上，講究 道統論；在人物評判上，講究君子小人的區別。而這兩種評判的核心標準是“聖 人之道”，也即理學。如果我們的分析不錯的話，那?《史統》就是一部典型的 理學化史學作品。 　　不過，畢竟時代不同了，鄭郊的理學化史學思想，也有不同於前人之處。理 學化史學的高峰期是南宋中期至明代中期。明代中期以後，隨著復古主張的深入 人心，漢唐傳統學術精神開始佔居學壇主流。在這種情?下，鄭郊堅持走理學化 史學道路，不可能不打折扣。《史統》的變化之處，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史統》力圖合春秋派與史記兩派精神於一體。“《春秋》一書，自是 聖人造化心手，開闢以來奇作，非後人可僭擬。探其筆削之道法，以剖斷諸史， 足矣。若必貌其皮毛，亦欲寄一字於褒貶之中，時勢既異，情理俱乖。蘇氏有言 ‘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 通、陸長源輩，囂囂焉宜且僭，則善矣”[28]。這段話表明，鄭郊反對形式上的 模擬，重視從精神實質上學習《春秋》，“探其筆削之道法，以剖斷諸史”。同時， 也提倡傳統史學的“實錄”精神。如在三國正統問題的處理上，就有所變化。“陳 壽、司馬溫公以魏正統，既失天理之公；而《綱目》帝蜀，又微失輕重之平。今 一準《春秋》之法，據其事而書之，庶幾無憾”[29]。 　　第二，在人物寫作上，反對完全的道德化，要求寫出人的自然屬性、精神風 采。“然欲以三代純德退漢、唐、宋人物，其意盛矣，抑氣運不齊，人才各異。 今欲齊以三代純德，則失其自然之道矣。史家敘事，當如寫生，各貌其人之精神 面目而出之，足矣。若欲增損五官，易其妍醜，則非矣。況蕭、曹、房、杜，器 量淹遠，有之純德，恐亦未也。蕭、曹可以居於大臣，而霍光、狄仁傑不與焉， 此予之不解者”。《函史》以“三代純德”進退歷史人物，在鄭郊看來，有失“自然 之道”。“史家敘事，當如寫生”，這是鄭郊史傳文學觀念的一大進步。 　　第三，在史傳文學上，提倡學習《史記》，但反對機械模擬《史記》。“文章 各有機杼元氣流行筆墨之間，豈必步步太史公、班蘭台之皮貌套調？庸人拘瑣， 株守古?，如兒童仿硃書點畫，不能自運，豈可與言書法變化之妙哉”？在鄭郊 看來，文章有“機杼元氣”，應該講究“書法變化之妙”。《史記》的傳記寫作精神 在於“傳神寫照”。“然《史記》傳神寫照，往往在一二瑣事中。後人不知此法， 此其無關治亂也，削之，故無復生趣，精神不能生動。今或補入，庶幾子長之遺 意”。只注意“治亂”，“徒知紀事”，不注意人物的“精神風采”，這正是宋明時期史 傳寫作最大弊端所在。鄭郊認為，《函史》弊端之一便是傳記寫作“寥寥”，沒有 寫出人物的“精神風采”。“且已作帝紀矣，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紀之中，又作 《大臣謨》。人生立朝，其精神風采，大底不數十大節。舍此數十大節外，再作 謨傳，必至寥寥。其人之精神風采不出，自然之勢也。此法起於宋賢，徒知紀事， 不事傳神寫照，所以其書多不如古，不可法也”。要求“傳神寫照”，這反映出晚 明文學思潮的新變化。嘉靖、萬曆以來，在復古派的倡議下，人們學習史漢，多 有機械模擬之弊。如瞿九思為了寫《萬曆武功錄》，購來史、漢，“舉無不字模句 擬，方繆敢操筆”[30]。明末以後，人們反對“剽擬”，提倡“性靈”，文風開始轉變。 當時的張岱，在文學上就主張司馬遷的“傳神寫照”精神。在提倡“傳神寫照”這點 上，鄭郊的文學思想，與張岱是吻合的。“吾史如天馬行空，短長奇縱，離離合 合，奔軼絕塵，古今不乏偉人，自能相賞於皮貌之外，未可與流俗人言也”。看 來，鄭郊對《史統》的文筆是十分自信的。 　　《史統》有史記派的痕?，這不奇怪，綜合體通史，就是史記派的看家法寶。 鄭郊既從事綜合體通史編纂，自然不可能不受史記派的影響。朋友們稱《史統》 “以子長、子瞻之筆，發千古未發之談，而一衷於聖人之道，知人論世，稱物平 旋，誠學古之津梁，濟時之指南也”[31]。也有朋友贊其《史統》“正色莊語，而 不入於迂腐；褒貶是非，而不涉於偏激。不為刻論深文，不務標新博趣，一出於 平心易氣，設身處地，折中以聖人之道”[32]。這些評價是準確的。 三、從《史統》看歷史解釋作品的評價 　　《史統》的首要價值是理論與框架結構。 　　傳統史學，總的說來，理論色彩不強。以《史記》為代表的綜合體史著系列， 敘述居多，論斷多寓於敘述之中。宋明間的史論，又往往從論到論，偏重綱常評 判，缺乏實在的內容。在通史編纂中，由朱熹的《綱目》到丘浚的《世史正綱》， 貫穿了正統論。由於編年史結構簡單，內容更多的是綱常色彩。程朱有不少解釋 中國歷史的言論，不過沒能完全施之歷史編纂之中[33]。從更高的天人關係層面 上考察中國歷史演變規律，始於鄧元錫的《函史》。鄭郊《史統》是繼《函史》 之後，從天人大道關係考察中國歷史的作品。《函史》、《史統》的理論就是治統 與道統框架，它們提供了一套解釋中國歷史演變規律的理論模式。《史統》是一 部既有理論解釋，也有敘述的作品。鄭郊的新意在於按鄧氏理論，將中國歷代政 權分為五類。 　　如何評價史觀類作品？歷史研究主要有兩大模式，一是發現歷史事實，一是 作出歷史解釋。按照這種區分，《史統》是一部偏重歷史解釋的著作。也就是說， 是按照主體的歷史認識來重構歷史的。“大都以前史為粉本，而出入敘次、論贊 之文，則一出於心手”[34]。先有“預設”再作編纂的作品，其文本特點往往表現為 “結構＋材料”，重點在於構築理論體系與具體的“書法”，然後再調配、選擇有用 的材料。而材料往往是從舊史中抄來的，在歷史事實發現上下的功夫不多。這些 書沒有增加新的材料，也沒有解決多少知識論意義的上具體歷史問題。因而，這 類作品，在現實之中，往往為實證派所否定，以為理論容易過時。在傳統史學史 研究中，也以否定居多，以為對歷史學科的發展貢獻不大。其實，我們應該糾正 這種理念。我以為，不同種類的作品，應用不同的標準來衡評。發現歷史事實的 作品，應重視它提供的新材料與新觀點；而歷史解釋作品，則應注意它的精華在 於理論與思想，在於它的框架結構。結構在實證派看來也許是不值一提的，但它 無疑能擴人視野，具有方法論意義。 　　其次《史統》也反映了明末清初主流史學思想的歷史命運。鄭郊生活的明末 清初，是中國史學史上內容較為豐富的一段，各種新的史學思潮層出不窮，主流 史學思想普遍遭人懷疑。經歷政權更替的清初，人們多關心現實的富貴生活，少 有人潛心讀天下書。“即潛心讀天下書者，然聖學不講，心性不治，不能反身而 誠，則不虛不明，誰復知天人之大道？其於聖人中正仁義之旨，《春秋》筆削忠 恕之微，無所折衷。人持一心，心持一意，決發於喙，喙宣之書，恍惚雌黃，自 適而止”[35]。即便在遺民史家群中，也更關心故國歷史文獻的保存。從事古史 研究的人不多，朱明鎬在從事歷代正史研究，王夫之在讀《通鑒》，寫《讀通鑒 論》、《宋論》。鄭郊是惟一一位在做中國通史編纂的人。《史統》如此堅持正統立 場，高揚主流史學思想旗幟，在當時已很少有人能理解鄭郊編纂的良苦用心了。 在21世紀初的今天，我們重新從故紙堆中檢出《史統》這樣一部作品來加以研 究，真有晃若隔世的味道。不過，我們又很清醒地意識到，史學史研究畢竟不是 “點鬼簿”，而是為了搞清史學發展的實際狀況，作“實態研究”。《史統》的發掘， 表明了主流史學思想的存在。從全面瞭解明清之交史學來說，《史統》是值得研 究的。 　　當然，理論有高低之分，史觀有唯物與唯心之分，有政治化史觀與學術化史 觀之分。我們承認鄭郊《史統》的理論價值，並不能因此就不能指出它的不足。 傳統中國的宏觀歷史理論，多從天人關係入手考察。司馬遷首先提出的“究天下 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一種典型的認識模式。鄧元錫、鄭郊的歷 史理論模式，也有類似特點。不過，他們所謂的“究天下之際”，顯然不同於司馬 遷。司馬遷講天人之際，更接近於我們今天所講的自然與社會關係的考察，他觀 察中國歷史的變化，更重視經濟與社會政治的互動關係。而鄧元錫、鄭郊更強調 天人的合一，以道貫通古今。道的陰陽離合，決定社會運會的偏全。這個“道”， 更接近於“絕對精神”。也就是說，前者有唯物色彩，後者更多的是唯心色彩。 　　其次，打破時間順序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唯物史觀主張史著的編排，既要遵 循邏輯原則，又要遵循歷史原則，邏輯與歷史是統一的。傳統的敘事派史家也主 張按時間順序排列中國歷史政權的系譜，而理學化史家主張按先驗的“道”支配下 的“統”，重新排列歷代政權系譜。“道”是理念的、超時間的。這種結構，有點類 似今天的邏輯、理論層面。不過，這是一種唯心的史觀。它的問題在於，優先考 慮邏輯原則，其次考慮時間原則。為了道、統，歷史事實的時間順序可以犧牲。 一般說來，正統論是一種政治化道德論。這種正統論，停留於理念層面已經?傖。 如果再付之實踐，編成史著，那是更不堪設想的。鄭郊批評《左編》結構混亂， “《左編》留心治亂，然義例多舛。君始自漢，而臣則纂及於戰國。漢、唐、宋 正統外，篡奪之君皆黜之。而其臣又與漢、唐、宋並列，殊覺不倫。文辭亦未經 ?定”[36]。其實，《史統》同樣存在結構混亂毛病。將中國歷代政權系譜，按正、 統、變原則，分為正統、正而不統、統而不正、不正不統、正統之變五大類，這 同樣是一種“亂”。“君子著書立言，一秉虛、公，何患不行世乎”[37]？虛、公確 是一條理性準則，但準則不是空的，它仍依托於一定具體立場。鄭郊所謂的“虛、 公”原則，就是聖人“大中至正”的道德原則。他不怕《史統》不行世，可實際寸 步難行。《函史》出來以後，已經難為人所接受；《史統》如果出版，應該說更難 為人所接受。從《史統》結構來看，鄭郊沒有走出《左編》、《函史》以來僵化的 通史認識模式。 結論 　　1．遺民史家鄭郊的《史統》初成於明末，終成於清初。這是一部定稿，可 惜沒能出版。《史統》一書，風格兼於《左編》與《函史》之間。從思想上說， 繼承《函史》多，即治統與道統說是《函史》的；而從分類安排的體例說，學《左 編》多。 　　2．鄭郊無疑是一位堅定的衛道士，《史統》是一部與國家思想合拍的主流史 學思想作品。在漢學日益興起的年代裏，宋學雖越來越不討人喜歡，但畢竟它是 國家思想，史學界仍離不開國家思想。《史統》的重新發掘，就說明了主流史學 思想的頑強存在。 　　3．《史統》是一部歷史解釋作品，它主於從天人關係大道入手，明中國歷史 之統，提出了一種中國歷史解釋模式。解釋歷史的作品有一個特點，它所提供的 解釋模式，往往有較強的時間性，在當時有影響，到了後代?不一定。無疑地， 這類作品的評價，也只能偏重史學思想史發展脈絡。 　　4．理學化史學沒有出路。不能說傳統中國史學沒有理論思維，但理論思維 有高低、有唯物與唯心之別。《史統》從天人關係入手，宏觀地思考問題，立意 甚高；但一落實到實處，便成問題。將歷代政權劃分成正統、正而不統、統而不 正、不正不統、正統之變五大類，搞得人眼花瞭亂。這種預設的、外加的政治化 歷史理論，無助於歷史規律的探討。從綱常層面上升到理論層面，對於理學化史 學來說是一個進步，但這種唯心的認識模式，顯然找不到最終的歷史答案。 　　（原載《史學月刊》2004年4期） [1]方以智.史統序,見鄭郊.史統[M].卷首,上海圖書館藏清代抄本,以下版本同,下略; 又見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C],卷5. [2] 詳參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3] 詳參錢茂偉《論明代的通史構築模式》,《寧波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4] 方中履.史統序,見史統卷首. [5] 方以智.史統序. [6] 鄭郊.史統筆微,見史統卷首. [7] 方以智.史統序. [8] 鄭郊.史統筆微. [9] 詳參錢茂偉《李贄與?蒙史學思潮的出現》,見張建業主編《李贄研究》，北 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10] 詳參錢茂偉《明代通史編撰模式初探》,《寧波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 [11] 葉向高.季漢書序,見謝陛.季漢書[M]序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12] 鄭郊.史統自序一,見史統卷首. [13] 陳子龍.鄭牧仲古論序,陳忠裕公全集[C],卷二六.清刊本。 [14] 鄭郊.史統自序一. [15] 鄭郊.史統筆微. [16] 鄭郊.史統筆微. [17] 詳參錢茂偉《關於理學化史學一些的思考》,《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 第1期。 [18] 鄭郊.史統筆微. [19] 鄭郊.史統,卷一,唐虞表. [20] 鄭郊.史統自序一. [21] 鄭郊.史統筆微. [22] 鄭郊.史統筆微. [23] 黎元寬.史統序,史統卷首. [24] 史統筆微. [25] 史統‧自序二. [26] 史統筆微. [27] 詳參黃俊傑、古偉瀛《中國傳統史學與後現代主義的挑戰──以事實與價 值關係為中心》,見黃俊傑主編《傳統中華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蕩》,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28] 史統筆微. [29] 史統筆微. [30] 瞿九思.自序,見其萬曆武功錄[M]卷首,四庫禁毀書叢刊. [31] 方以智.史統序. [32] 方中履.史統敘. [33] 詳參黃俊傑《朱子對中國歷史的解釋》,見《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臺北: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3。 [34] 黎元寬.史統序. [35] 史統筆微. [36] 史統筆微. [37] 史統筆微. -- 歷史如此遙遠卻轉瞬現身眼前 令人措手不及而迷人.. http://www.wretch.cc/blog/htycy 史記.歷史與文化 http://140.111.161.146/historyweb/佛光歷史系 bbs://bbs.hkday.net 香港的另一扇窗 http://tw.myblog.yahoo.com/jw!YaoVfQSaBA6dLGCLGg-- 史家.書緣.世事之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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