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 钱茂伟 智识学术网转载 [关键词] 晚明 通史 治统 《史统》 [提要] 福建籍遗民史家郑郊前半生在明朝，後半生在清朝。初成於崇祯末年、 终定於康熙初期的《史统》是一部以阐明中国历史之统?主旨的通史着作。《史 统》提供了一种哲理化的中国历史解释模式，洵可称?晚明理学化史学代表作。 惜因未刊，近代以来，所知甚鲜。本文以《史统》的中心，对晚明通史编纂有关 问题，作了发散性的思考。 　　史学思想史如何做？我认为，谈史学思想，离不开国家思想。一个时代有一 个时代的国家思想，国家思想是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它往往制约着其他思想的 存在，史学思想正是如此。在这种状?下，一个时代的史学思想，主要有两种： 一是与国家思想合拍的主流史学思想，一是与国家思想不合拍的异端史学思想。 这应是我们考察一个时代史学思想的两条主线。从进化论的眼光来说，进步的异 端史学思想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不能因此否定主流史学思想的存在。长期以 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存在着两把尺子现象：於当代，肯定主流思想，否定异端 思想；於前代，肯定异端思想，否定主流思想。这恐怕是需要重新检讨的一个观 念。历史研究强调历史主义，强调理性思考，应尽量减少感情色彩。用明末清初 学者方以智的话说，“经以穷理，史以徵事，设身处地，自忘其心之成见而体之， 乃能灼然天下之几，而见古人之心”[1]。 　　明代社会的国家思想是理学思想，自然，明代社会的主流史学思想也是理学 化的史学思想。研究明代史学思想史，无疑应把握明代主流史学思想的演变轨 ?。明末清初是传统中国较为多元的时代，史学及其思想，也表现出多元特色， 实学思想、复古思想，甚至?蒙思想，纷纷登场，好不热闹[2]。後人往往只注 意这种进步的趋势，似乎中国社会真的走上了近代之路。其实，我们不要忘了， 当时社会的主流史学思想还是理学化史学思想。这是为後人所忽视，但又不得不 注意的一条线。遗民史家郑郊撰写的《史统》，无疑是我们观察晚明主流史学思 想存在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我们选择郑郊《史统》研究的理由所在。 　　《史统》一书，今惟上海图书馆有一部清代抄本。此书长期沉睡书库，至今 未有专文就其学术意蕴加以阐述。笔者曾就相关的明代通史编纂模式问题作过专 题研究[3]，但也未及此书。今拟以《史统》为中心，对明代通史编纂中的主流 性史学思想问题，作一专题考察。 一 认识论视野下的通史编纂 　　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通史的编纂，自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的重头戏。刘 知几曾坚?反对编通史，他的理由无非是嫌重复。其实，史学是一种现实与历史 不断对话的认识活动。时代越往後，人们越需要重新整体地认识以前的历史，“通 古今，明兴亡，审出处，示惩劝”。这样，重新编纂通史也就是必不可缺的活动。 刘知几以後，通史编纂越来越为人所重视，正验证了这个道理。 　　明代的通史编纂，嘉靖之前，以纲目体为主；嘉靖之後，开始有综合体通史 的编纂。嘉靖、万历时期，有不少学者投入到了通史编纂之中。嘉靖初年，有安 都《十九史节略》470卷。嘉靖末年，有邵经邦《学史会同》300卷、唐顺之《左 编》、吴珫《史类》600卷等。万历初期，写通史者也有几家，如邓元锡《函史》、 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李贽《藏书》、袁黄的《袁氏通史》1000卷、许孚远 的《续麟正史》。万历以後，则有张萱《西园汇史》、《西园史余》，郑郊《史统》。 “近代从事於史学者，固有其人矣”[4]，这个考察是正确的。从当时通史编纂体例 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续、仿郑樵《通志》，如邵经邦《弘简录》、邓元锡 《函史》、郑郊《史统》；二是按时代顺序，节略二十一史纪传，明人称为“约载”[5]， 如《十九史节略》、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马维铭《史书纂略》；三是分类体 通史，如唐顺之《左编》、《袁氏通史》。这其中，《通志》无疑是他们学习的榜样。 《弘简录》续《通志》而作，《函史》仿《通志》而作，《左编》则改编《通志》 而来。《左编》是明代综合体通史的祖本，其他的几部通史着作，如《函史》、《藏 书》、《史书大全》之类，都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 　　通史有用，但要做好不容易。郑郊说：“故汇中而核之者，精之也，精於人， 精於理，精於事，精於文，便览读也。已抑扬取去，非得失，存世戒也，弗精则 无为贵汇矣。”[6]提倡汇史贵精，这是可取的史学编纂思想。可惜，明代的通史 编纂，学术化程度不高，多表现为“汇史”。不过，综合体通史，《史记》以後， 也就《通志》，其他鲜能成功。明代有这?多的综合体通史，已很不错了。 　　明代中後期，产生了那?多通史着作，这种现象如何来理解？综合体通史的 出现，是明代中叶“二十一史”重新受人注目後的产物。在理学统摄一切的宋明时 期，汉唐学术文化遭到了否定，传统的经史文本鲜有人注目，出现了某种程度的 “文化断层”。至明代中叶以後，在外部经济社会思想的变化、内部学术自身否定 之否定规律双重作用下，出现复古思潮，经史文本又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不过， “全史”篇幅太大，一人精力有限，难以遍览，於是有人开始?繁就简，编纂通史。 郑郊说：“汇史之述，以全史浩漫，中才以下势难卒业；且其中义例不当，叛教 悖理，滥也尚矣。”这是说，通史的编纂，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供简明的通 史读本，让普通士人有个历史读本。二是为了解决编纂指导思想问题，借改编之 机，写出更符合时代思想口味的通史作品，为时代政治服务。除了共同性的通史 要求外，这里关键的是史家不同的主体重构理论。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历史研究 是一种历史认识活动，历史编纂是一种主体重构活动，史着的编纂有一个不断重 构的规律。史着的不断重编，主要取决於史家对历史的主体认识。史家作为史学 认识主体，由於时代、史观、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诸多不同，对前人编纂的史着 不满意，於是就产生了重编动机。明代的通史编纂，从史学思想来考察，唐顺之、 邓元锡、邵经邦、吴珫、许孚远、魏显国、张萱是一派，他们的史学思想是主流 的理学化史学思想，而李贽表现为异端的?蒙史学思想。“荆川《左编》，乃以评 ?品类；李贽窃取，标新见奇，銛锋所趋，巧言偏词，忿设无由，是非何能不纷 纷耶？邓?谷《函史》，盖欲随而维之”[7]。称《左编》按照评判标准分类，《藏 书》标新立异，“议论颇见责於儒者”，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不过，说《函史》想 弥合《左编》与《藏书》之间的对立，可能是误读了。《函史》和《左编》间有 否有关系？《左编》刊刻於嘉靖四十年（1561），其後几年，正是邓元锡开始作 《函史》时间。从时间上考察，它们应该有关系。不过，《函史》和《藏书》间 恐没有直接的关系。《函史》成书於隆庆五年至万历二十年（1571－1592）间，《藏 书》成书於万历十年至二十七年（1582－1599）间。也就是说，《函史》写作时 间早於《藏书》。所以，说《函史》弥合《左编》、《藏书》之偏差是不正确的。 至於说《函史》水平“度越”《左编》、《藏书》，这也是郑郊作为明朝人的评价。 　　从实际成书来看，明朝的通史编纂，在郑郊之前，主要是唐顺之《左编》、 邓元锡《函史》、李贽《藏书》三种基本模式，郑郊最为关注的也就是这三部通 史着作。他对三种通史模式进行了认真的批评。“本朝若（唐）襄文之《左编》， 邓氏之《函史》，大底皆祖《史记》。《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李卓 吾因是编以成《藏书》，而是非颇谬，欲以黄老之道废圣人之大中至正之学，不 足谈也。?谷先生学术醇深，《函史》一书，功大力宏，精矣，其失也侈。夫以 一人之心而欲合《尚书》、《春秋》之义，该纪传、编年之体，大书小书，尽人尽 物，直欲令三千年人物、度数、文章尽於数十部书中，不亦侈乎？且已作帝纪矣， 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纪之中，又作《大臣谟》。……大臣贤者，如汉之公孙弘， 唐之狄仁杰、裴度，宋之李纲之流，先生既微抑之，不欲与於大臣谟烈；又心惜 之，不欲列之名臣，止附之帝纪之内，是矣。然秉均奸臣如汉之董卓、梁冀，唐 之李林甫、义甫，宋之丁谓、王钦若、秦桧、史弥远之徒，亦皆附之帝纪，虽叙 事中邪正自见，然於体制则无别矣。余观先生述作之功，是是非非，理明义正， 不袭不悖，知其於道深矣。先生高风远?，既为有明有数人物；而《函史》一书， 亦为天地间有数之书。……予於《函史》不揣仰同者十之三、四，其不同者十之 五、六”[8]。郑郊这段史学批评，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说《左编》、《函史》 祖《史记》，这个观点，只能从综合体通史风格来理解。讲《左编》“留心治乱， 然义例多舛”，这个评语是到位的。第二，说李贽想以黄老之道替代唐顺之的治 乱思想，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李贽实际是以?蒙史学思想代替理学化史学思想 [9]。第三，说邓氏是“有明有数人物”，《函史》是“天地间有数之书”，这个评价 是相当高的。检明清学人对邓元锡及其《函史》的评价，也就郑郊此论最高。第 四，郑郊推崇《函史》的通史构筑模式，但不完全认同。他觉得《函史》存在“侈”、 “体制则无别”二个弊端。他想在《函史》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明代的通史编纂事 业。当然，《藏书》是一种异端史学模式，自不在考虑之列。真正对郑郊作《史 统》有影响的是《左编》与《函史》两书。对《左编》、《函史》的肯定与批评， 就形成了郑郊设计《史统》的新思路。 　　遗憾的是，郑郊在这里没有讲清《函史》的“本天以立例”特点。《函史》体 系的最大的特点是从天人合一角度探讨中国历史的演变。邓元锡在宋人基础上， 首次提炼出治统与道统两大体系[10]。这种思想，为晚明人所接受，如叶向高就 说，“宙宇间惟治统、道统相提为两大事。治统紊则乱贼肆，道统紊则异端猖狂， 其害均也”[11]。 二 “主於明统”的《史统》 　　明人用统论解释中国历史，始於《函史》，但邓元锡不免还有点遮掩，所以 称之为《函史》。到了郑郊，就公开打出了“明统”旗号，称之为《史统》。中国历 史上，有过类似的《史通》，不曾有过名为《史统》的作品。 　　郑郊（1612～？），字牧仲，晚年自号南泉道人，福建莆田人。父郑泾，以 讲学名海内，博学，攻古文辞。郑郊7岁便知诵《毛诗》、《史记》，这为他以後 编通史打下了基础。年20余後，非常喜欢古文、诸经、子、百家言。六经以下， 无不研究。曾到铜山，随着名学者黄道周学习。据郑郊自己说，他爱静，尤喜欢 坐到深山里，一坐就是七、八年。又爱乾净，“夙夜洒扫几案，上下纤涯不栖”。 坐在桌前，点一支香，捧一本书，悠哉悠哉地看书。性格“疏爽，轻财好施。喜 亲名贤，虽倾性命事之，无所惜。至浮名虚誉，则心厌之”。读书之外，什?不 管，“断绝人事，刀贝、金钱皆不入其舍”。如此，生活越来越清贫，“衣、食恒 不可得，妻、子饥寒立骨”，但他?不管。世间俗人多把他当作狂士，离他而去 [12]。崇祯八年（1635），24岁，始为诸生，食饩。崇祯十七年（1644），34岁， 为督学郭子奇、李长倩所赏识，拨置第一，与弟颊同贡於朝。时直明朝政府风雨 飘渺之时，自然不可能出仕。南明初期，与着名抗清志士徐孚远、夏允彝定交。 顺治三年（1646），福建的唐王政府跨台。失望之余，郑郊奉母携弟郑颊遁荒， 隐居莆田的壶公山南泉，坐在几间老房子里，过上了遗民生活。此後30余年， 足?不及城市，惟以着书自乐。晚年曾着《明易》、《订说》、《诗函》、《精义》、《南 华十转》、《水书》、《偶笔》、《寓骚》、《折衡》及禅诗文若干卷等，可惜多未及刊 刻，今传世不多。 　　郑郊“所观载籍极博，好考境是非”，曾着《古论》数十篇[13]。此书成书年 代不详，可能在作《史统》之前。这一部书，确立了郑郊对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的 基本看法。此书不少内容，後来体现在《史统》之论部分。由《古论》，进而《史 统》，这标志着郑郊走出了为论而论的模式，走上了以论带史的道路。《史统》始 於崇祯九年（1636）七月，十七年（1644）九月，初稿完成。这8年时间，正好 是郑郊做诸生时期。成书前一年，即崇祯十六年，请着名学者方以智写了序。书 成後，适遇明清更替，书未及刊刻。清初，郑郊以遗民自守，“乃出其家赐书， 复贷诸亲朋，得二十一朝正史、稗史，与夫六籍、百家之言”[14]，继续修订。 康熙十一年（1672），郑郊60岁，《史统》最後定稿，朋友及自己替此书作了序。 康熙十三年（1674），郑郊又作了凡例。时年62岁，《史统》算是最後定稿。“深 山布衣，既无朝廷之力，又鲜宾客之助”，完成《史统》一书，确实不容易。此 後事?不详，因为生活在深山之中，与外界断绝交往，所以，外界也不知道他精 确的卒年，大体卒於康熙中、後期。《史统》也由於经费等原因，未及正式出版。 当时不少学者，起码在福建学人圈里，是知道有这部书的。所以，福建学者黄虞 稷编纂的《千顷堂书目》有其书，但《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没有收录。 今惟上海图书馆有清代“好古堂”抄本24?，略有残缺。“好古堂”是郑郊抑别人 书堂名称？这个抄本是如何保存下来的？这些版本学问题，由於缺乏相关参考资 料，只能留待以後再研究了。孤本传世不易，我们希望有出版社能将此书影印出 版。 　　《史统》体例杂合《左编》、《函史》而来。《史统》的基本框架结构是治统 与道统。最後有隐逸、方技、附纪三部分。《史统》始唐尧，终大元，共有5表、 21纪、2205传、14志、17附记，系以论赞之言。《史统》只有纪传，不写制度， 这有作者自己的考虑。“前代礼乐制度，详具《全史》、《通典》、《通考》、《通志》 诸书，今不赘陈”[15]。人详我略是一个因素，制度通史难写也当是一个因素。 　　《史统》是一部理学化史学范型的通史着作。郑郊历史思想，有较浓的理学 色彩。他对历史学性质是这?定位的，“史者，穷理尽性之书也”[16]。这是一种 典型的理学化史观[17]。郑郊还片面地将史着的首要任务定位为辨统。“《春秋》 者，圣人之辨统之书也，不以威势强弱为得失。……自孟子以後，圣学湮塞，作 史者不明天人大道，徒以一时诈力成败为得失[18]。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 们，《春秋》是一部“辨统之书”。弦外之音，《史统》也是一部以《春秋》为效法 榜样的“辨统之书”。在郑郊等理学化史家看来，孟子以後传统史学的衡评标准是 相对的，“徒以一时诈力成败为得失”，不值得提倡；只有永恒的、至高的“天人 大道”，才是应该提倡的历史绝对衡评标准。辨统，正是郑郊编纂《史统》的核 心目标所在。 不同的历史解释理论，产生不同的编纂模式。《史统》是从天人关系、治统 与道统关系的变化来观察中国历史演变轨?的。郑郊认为，历史是“道”的演变 史。“道者，所以传天地之终始者也。天地不知其所以始，则亦不知其所以终； 而能知其终始者，道也。昔者圣人传古今也，略於传事而详於传道。以为道者， 事之所从出焉者”[19]。“道”到底是什?？“道”统摄天地历史的终始，人类社会自 “道”起步，也自“道”终结。冥冥之中，这个“道”可以控制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和 西方哲学家提出的“绝对精神”已有相似之处。郑郊进一步提出，“道”不是完全抽 象的，它有具体的载体，这就是“统”。统的表现，或治统，或道统。郑郊认为， 道的离合，决定统之分合，“帝王之兴，应五运，得天统；与闰位、沴气，皆不 能别逞私臆雌黄”。他研究历史，“主於明统”，“辨运会之偏全，明阴阳之离 合”[20]。按照这个理论，《史统》的体系构筑，有几个特点： 　　第一，治统分档次。郑郊从天人离合关系出发，将中国历代政权分为正统、 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正统之变五大类。“正统”为“前三代”夏、商、 周、“後三代”汉、唐、宋。“正而不统”是指西周、东周、蜀汉、东晋、南宋。“统 而不正”是指西晋、隋。“不正不统”，是指魏曹丕、吴孙权、宋刘裕、齐萧道成、 萧梁衍、陈朝陈霸先、梁陈外荒、五代列国、五代割据列国志。“正统之变”指秦、 元。每一朝，大体上分世纪、大臣、大将、藩臣、名臣、后妃、贤女、宦官、外 荒几部分。“故於离合之间，首列正统，以为天人之所应顺者。次列正而不统者， 重世及也。其所以次於正统者，所以示运会之离合，举其实以示後人，使後之为 人君者，凛然知天命之去来无常，而保先业之不易也。然而正而不统，则必有诈 力之雄，裂其疆幅而有之，而後祖宗之大业遂分。新造之兵威，与退守之气势， 强弱不齐，尚矣。……次列统而不正，所以抑之，出於正而不统之下也，见诈力 之不知名义也。不正不统，又抑下之，诈力之不如诈力也。正统之变，抑又下之， 出於诈力仁义之外者，天地之大变也”[21]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一段话，可以 发现，郑郊优先考虑的是人统是否合乎天统，坚决反对人们用“诈力”取得政权。 天人相应，人统合乎天统，就是正统。否则，按天人相离程度，依次为正而不统、 统而不正、不正不统。至於变统，那是儒家仁义、权臣诈力之外的少数民族掌握 的政权。这是郑郊从“阴阳五行自然离合”变化中总结出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 律。“此皆阴阳五行自然离合之道，非予一人之私见也。明乎予说，则古今正统 之论，可以□然而无疑矣”。这个理论在今天看来是先验、唯心的，但在当时， 代表了郑郊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 　　第二，“严中外之辨”。夷夏关系向来是汉族史家编纂中国历史文本时考虑的 一条重要原则。郑郊按内夏外夷原则，将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列为“外荒”。“荒， 必为中国大患者，乃录之”。如东晋之五胡、南宋之女真。“荒服虽盛，中夏正统 一日未绝，亦当严内外之辨”，这体现了时代特色。在满族由关外而入主中原的 年代里，郑郊写《史统》，不可能不讲民族主义史学精神。这也是时代特色。 　　第三，尊师统。《史统》於“道统”分师统、儒统、诸统三大部分，而尤重师 统。“自有人道以来，尧舜三代以君道正庶物；而师道之盛，实始宣圣。师道如 天，高而虚；君道如地，大而实。故君有土，而师无位；然君不得师则无以成其 君。此天地之大经，生人之所以立命者。予於师统，一本於天地之至道，条贯统 绪，颇具微意，以俟百世”[22]。朋友也谈到了这点，“君道、师道并出而维宇宙， 而师道则又所以维君道者。三代之运将终，首出股肱，其道其德其才，不能尽合 於古，於是上帝降而诞於东鲁，是为仲尼。持名教，笔六经，以教天下万世”[23]！ 君道、师道并出而维宇宙，而师道则又所以维君道者，这就是郑郊所理解的治统 与道统关系。 　　第四，“宪君子而贱小人”。人是人类社会的主体，人的评价，自然也是历史 编纂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宋明尤其是晚明时期，社会上十分 讲究君子小人之别。这种君子小人理论，也流渗透到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史着的编 纂之中。郑郊说：“余意古今人才，唯有君子、小人二者不容混杂。其余从政， 各有作用”[24]。何谓君子？何谓小人？郑郊对此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天地之来 阔矣，数千百年之中，乱多而治少，小人多而君子少，夫均是人也。何以辨其为 君子、小人哉？以天下为心，以纲常为命，以性情道德为治，以诗书礼乐、仁义 廉?为日用饮食必不可已之事，夫是者谓之君子矣。以势利为心，以苟得为命， 以妻子、田园、刀贝、珠帛为治，以谗谄险詖无?为日用饮食必不可已之事，夫 是者则谓之小人矣”[25]。可见，郑郊君子小人区别的标准，就是儒家的义利。 以天下为己任，追求道德，就是君子；以势利为心，追求物质利益，就是小人。 如此完整的君子小人定义，在晚明时期不多见。“是书大旨，原在采古今之善恶， 使君子小人之黑白昭於千世。至於官爵崇卑，此一时遭遇也，代有□革，不足详 述”[26]。“使君子小人之黑白昭於千世”，这是郑郊作《史统》的使命之一。 　　传统史学中，主要有史记派、春秋派、考据派三大流派。郑郊总的说来是理 学化史学派，但不完全相同。宋明理学化史学属於一种价值评判性史学，他们的 历史评判，主要集中於对历史进程与历史人物的评判[27]。在历史进程上，讲究 道统论；在人物评判上，讲究君子小人的区别。而这两种评判的核心标准是“圣 人之道”，也即理学。如果我们的分析不错的话，那?《史统》就是一部典型的 理学化史学作品。 　　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了，郑郊的理学化史学思想，也有不同於前人之处。理 学化史学的高峰期是南宋中期至明代中期。明代中期以後，随着复古主张的深入 人心，汉唐传统学术精神开始占居学坛主流。在这种情?下，郑郊坚持走理学化 史学道路，不可能不打折扣。《史统》的变化之处，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统》力图合春秋派与史记两派精神於一体。“《春秋》一书，自是 圣人造化心手，开辟以来奇作，非後人可僭拟。探其笔削之道法，以剖断诸史， 足矣。若必貌其皮毛，亦欲寄一字於褒贬之中，时势既异，情理俱乖。苏氏有言 ‘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後之人其务希迁、固实录可也，慎无若王 通、陆长源辈，嚣嚣焉宜且僭，则善矣”[28]。这段话表明，郑郊反对形式上的 模拟，重视从精神实质上学习《春秋》，“探其笔削之道法，以剖断诸史”。同时， 也提倡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如在三国正统问题的处理上，就有所变化。“陈 寿、司马温公以魏正统，既失天理之公；而《纲目》帝蜀，又微失轻重之平。今 一准《春秋》之法，据其事而书之，庶几无憾”[29]。 　　第二，在人物写作上，反对完全的道德化，要求写出人的自然属性、精神风 采。“然欲以三代纯德退汉、唐、宋人物，其意盛矣，抑气运不齐，人才各异。 今欲齐以三代纯德，则失其自然之道矣。史家叙事，当如写生，各貌其人之精神 面目而出之，足矣。若欲增损五官，易其妍丑，则非矣。况萧、曹、房、杜，器 量淹远，有之纯德，恐亦未也。萧、曹可以居於大臣，而霍光、狄仁杰不与焉， 此予之不解者”。《函史》以“三代纯德”进退历史人物，在郑郊看来，有失“自然 之道”。“史家叙事，当如写生”，这是郑郊史传文学观念的一大进步。 　　第三，在史传文学上，提倡学习《史记》，但反对机械模拟《史记》。“文章 各有机杼元气流行笔墨之间，岂必步步太史公、班兰台之皮貌套调？庸人拘琐， 株守古?，如儿童仿朱书点画，不能自运，岂可与言书法变化之妙哉”？在郑郊 看来，文章有“机杼元气”，应该讲究“书法变化之妙”。《史记》的传记写作精神 在於“传神写照”。“然《史记》传神写照，往往在一二琐事中。後人不知此法， 此其无关治乱也，削之，故无复生趣，精神不能生动。今或补入，庶几子长之遗 意”。只注意“治乱”，“徒知纪事”，不注意人物的“精神风采”，这正是宋明时期史 传写作最大弊端所在。郑郊认为，《函史》弊端之一便是传记写作“寥寥”，没有 写出人物的“精神风采”。“且已作帝纪矣，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纪之中，又作 《大臣谟》。人生立朝，其精神风采，大底不数十大节。舍此数十大节外，再作 谟传，必至寥寥。其人之精神风采不出，自然之势也。此法起於宋贤，徒知纪事， 不事传神写照，所以其书多不如古，不可法也”。要求“传神写照”，这反映出晚 明文学思潮的新变化。嘉靖、万历以来，在复古派的倡议下，人们学习史汉，多 有机械模拟之弊。如瞿九思为了写《万历武功录》，购来史、汉，“举无不字模句 拟，方缪敢操笔”[30]。明末以後，人们反对“剽拟”，提倡“性灵”，文风开始转变。 当时的张岱，在文学上就主张司马迁的“传神写照”精神。在提倡“传神写照”这点 上，郑郊的文学思想，与张岱是吻合的。“吾史如天马行空，短长奇纵，离离合 合，奔轶绝尘，古今不乏伟人，自能相赏於皮貌之外，未可与流俗人言也”。看 来，郑郊对《史统》的文笔是十分自信的。 　　《史统》有史记派的痕?，这不奇怪，综合体通史，就是史记派的看家法宝。 郑郊既从事综合体通史编纂，自然不可能不受史记派的影响。朋友们称《史统》 “以子长、子瞻之笔，发千古未发之谈，而一衷於圣人之道，知人论世，称物平 旋，诚学古之津梁，济时之指南也”[31]。也有朋友赞其《史统》“正色庄语，而 不入於迂腐；褒贬是非，而不涉於偏激。不为刻论深文，不务标新博趣，一出於 平心易气，设身处地，折中以圣人之道”[32]。这些评价是准确的。 三、从《史统》看历史解释作品的评价 　　《史统》的首要价值是理论与框架结构。 　　传统史学，总的说来，理论色彩不强。以《史记》为代表的综合体史着系列， 叙述居多，论断多寓於叙述之中。宋明间的史论，又往往从论到论，偏重纲常评 判，缺乏实在的内容。在通史编纂中，由朱熹的《纲目》到丘浚的《世史正纲》， 贯穿了正统论。由於编年史结构简单，内容更多的是纲常色彩。程朱有不少解释 中国历史的言论，不过没能完全施之历史编纂之中[33]。从更高的天人关系层面 上考察中国历史演变规律，始於邓元锡的《函史》。郑郊《史统》是继《函史》 之後，从天人大道关系考察中国历史的作品。《函史》、《史统》的理论就是治统 与道统框架，它们提供了一套解释中国历史演变规律的理论模式。《史统》是一 部既有理论解释，也有叙述的作品。郑郊的新意在於按邓氏理论，将中国历代政 权分为五类。 　　如何评价史观类作品？历史研究主要有两大模式，一是发现历史事实，一是 作出历史解释。按照这种区分，《史统》是一部偏重历史解释的着作。也就是说， 是按照主体的历史认识来重构历史的。“大都以前史为粉本，而出入叙次、论赞 之文，则一出於心手”[34]。先有“预设”再作编纂的作品，其文本特点往往表现为 “结构＋材料”，重点在於构筑理论体系与具体的“书法”，然後再调配、选择有用 的材料。而材料往往是从旧史中抄来的，在历史事实发现上下的功夫不多。这些 书没有增加新的材料，也没有解决多少知识论意义的上具体历史问题。因而，这 类作品，在现实之中，往往为实证派所否定，以为理论容易过时。在传统史学史 研究中，也以否定居多，以为对历史学科的发展贡献不大。其实，我们应该纠正 这种理念。我以为，不同种类的作品，应用不同的标准来衡评。发现历史事实的 作品，应重视它提供的新材料与新观点；而历史解释作品，则应注意它的精华在 於理论与思想，在於它的框架结构。结构在实证派看来也许是不值一提的，但它 无疑能扩人视野，具有方法论意义。 　　其次《史统》也反映了明末清初主流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郑郊生活的明末 清初，是中国史学史上内容较为丰富的一段，各种新的史学思潮层出不穷，主流 史学思想普遍遭人怀疑。经历政权更替的清初，人们多关心现实的富贵生活，少 有人潜心读天下书。“即潜心读天下书者，然圣学不讲，心性不治，不能反身而 诚，则不虚不明，谁复知天人之大道？其於圣人中正仁义之旨，《春秋》笔削忠 恕之微，无所折衷。人持一心，心持一意，决发於喙，喙宣之书，恍惚雌黄，自 适而止”[35]。即便在遗民史家群中，也更关心故国历史文献的保存。从事古史 研究的人不多，朱明镐在从事历代正史研究，王夫之在读《通鉴》，写《读通鉴 论》、《宋论》。郑郊是惟一一位在做中国通史编纂的人。《史统》如此坚持正统立 场，高扬主流史学思想旗帜，在当时已很少有人能理解郑郊编纂的良苦用心了。 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重新从故纸堆中检出《史统》这样一部作品来加以研 究，真有晃若隔世的味道。不过，我们又很清醒地意识到，史学史研究毕竟不是 “点鬼簿”，而是为了搞清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作“实态研究”。《史统》的发掘， 表明了主流史学思想的存在。从全面了解明清之交史学来说，《史统》是值得研 究的。 　　当然，理论有高低之分，史观有唯物与唯心之分，有政治化史观与学术化史 观之分。我们承认郑郊《史统》的理论价值，并不能因此就不能指出它的不足。 传统中国的宏观历史理论，多从天人关系入手考察。司马迁首先提出的“究天下 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种典型的认识模式。邓元锡、郑郊的历 史理论模式，也有类似特点。不过，他们所谓的“究天下之际”，显然不同於司马 迁。司马迁讲天人之际，更接近於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他观 察中国历史的变化，更重视经济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而邓元锡、郑郊更强调 天人的合一，以道贯通古今。道的阴阳离合，决定社会运会的偏全。这个“道”， 更接近於“绝对精神”。也就是说，前者有唯物色彩，後者更多的是唯心色彩。 　　其次，打破时间顺序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唯物史观主张史着的编排，既要遵 循逻辑原则，又要遵循历史原则，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传统的叙事派史家也主 张按时间顺序排列中国历史政权的系谱，而理学化史家主张按先验的“道”支配下 的“统”，重新排列历代政权系谱。“道”是理念的、超时间的。这种结构，有点类 似今天的逻辑、理论层面。不过，这是一种唯心的史观。它的问题在於，优先考 虑逻辑原则，其次考虑时间原则。为了道、统，历史事实的时间顺序可以牺牲。 一般说来，正统论是一种政治化道德论。这种正统论，停留於理念层面已经?伧。 如果再付之实践，编成史着，那是更不堪设想的。郑郊批评《左编》结构混乱， “《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君始自汉，而臣则纂及於战国。汉、唐、宋 正统外，篡夺之君皆黜之。而其臣又与汉、唐、宋并列，殊觉不伦。文辞亦未经 ?定”[36]。其实，《史统》同样存在结构混乱毛病。将中国历代政权系谱，按正、 统、变原则，分为正统、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正统之变五大类，这 同样是一种“乱”。“君子着书立言，一秉虚、公，何患不行世乎”[37]？虚、公确 是一条理性准则，但准则不是空的，它仍依托於一定具体立场。郑郊所谓的“虚、 公”原则，就是圣人“大中至正”的道德原则。他不怕《史统》不行世，可实际寸 步难行。《函史》出来以後，已经难为人所接受；《史统》如果出版，应该说更难 为人所接受。从《史统》结构来看，郑郊没有走出《左编》、《函史》以来僵化的 通史认识模式。 结论 　　1．遗民史家郑郊的《史统》初成於明末，终成於清初。这是一部定稿，可 惜没能出版。《史统》一书，风格兼於《左编》与《函史》之间。从思想上说， 继承《函史》多，即治统与道统说是《函史》的；而从分类安排的体例说，学《左 编》多。 　　2．郑郊无疑是一位坚定的卫道士，《史统》是一部与国家思想合拍的主流史 学思想作品。在汉学日益兴起的年代里，宋学虽越来越不讨人喜欢，但毕竟它是 国家思想，史学界仍离不开国家思想。《史统》的重新发掘，就说明了主流史学 思想的顽强存在。 　　3．《史统》是一部历史解释作品，它主於从天人关系大道入手，明中国历史 之统，提出了一种中国历史解释模式。解释历史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它所提供的 解释模式，往往有较强的时间性，在当时有影响，到了後代?不一定。无疑地， 这类作品的评价，也只能偏重史学思想史发展脉络。 　　4．理学化史学没有出路。不能说传统中国史学没有理论思维，但理论思维 有高低、有唯物与唯心之别。《史统》从天人关系入手，宏观地思考问题，立意 甚高；但一落实到实处，便成问题。将历代政权划分成正统、正而不统、统而不 正、不正不统、正统之变五大类，搞得人眼花了乱。这种预设的、外加的政治化 历史理论，无助於历史规律的探讨。从纲常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对於理学化史 学来说是一个进步，但这种唯心的认识模式，显然找不到最终的历史答案。 　　（原载《史学月刊》2004年4期） [1]方以智.史统序,见郑郊.史统[M].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清代抄本,以下版本同,下略; 又见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C],卷5. [2] 详参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3] 详参钱茂伟《论明代的通史构筑模式》,《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4] 方中履.史统序,见史统卷首. [5] 方以智.史统序. [6] 郑郊.史统笔微,见史统卷首. [7] 方以智.史统序. [8] 郑郊.史统笔微. [9] 详参钱茂伟《李贽与?蒙史学思潮的出现》,见张建业主编《李贽研究》，北 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10] 详参钱茂伟《明代通史编撰模式初探》,《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1] 叶向高.季汉书序,见谢陛.季汉书[M]序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2] 郑郊.史统自序一,见史统卷首. [13] 陈子龙.郑牧仲古论序,陈忠裕公全集[C],卷二六.清刊本。 [14] 郑郊.史统自序一. [15] 郑郊.史统笔微. [16] 郑郊.史统笔微. [17] 详参钱茂伟《关於理学化史学一些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 第1期。 [18] 郑郊.史统笔微. [19] 郑郊.史统,卷一,唐虞表. [20] 郑郊.史统自序一. [21] 郑郊.史统笔微. [22] 郑郊.史统笔微. [23] 黎元宽.史统序,史统卷首. [24] 史统笔微. [25] 史统‧自序二. [26] 史统笔微. [27] 详参黄俊杰、古伟瀛《中国传统史学与後现代主义的挑战──以事实与价 值关系为中心》,见黄俊杰主编《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8] 史统笔微. [29] 史统笔微. [30] 瞿九思.自序,见其万历武功录[M]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 [31] 方以智.史统序. [32] 方中履.史统叙. [33] 详参黄俊杰《朱子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见《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北: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3。 [34] 黎元宽.史统序. [35] 史统笔微. [36] 史统笔微. [37] 史统笔微. -- 历史如此遥远却转瞬现身眼前 令人措手不及而迷人.. http://www.wretch.cc/blog/htycy 史记.历史与文化 http://140.111.161.146/historyweb/佛光历史系 bbs://bbs.hkday.net 香港的另一扇窗 http://tw.myblog.yahoo.com/jw!YaoVfQSaBA6dLGCLGg-- 史家.书缘.世事之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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