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討論串中的一部份，也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來網站參與討論， 原文在http://btw.typepad.com/blah/2005/01/post.html#c3369384 ********************************* 要綜觀戰後台灣史學界的生態，非一朝一夕。如果，心目中又有Bourdieu 研究法國學界的鉅作，Homo academicus，作為一個起問的典範，就更難大 刀橫砍。 過去五、六十年來，我們從歷史教育裡所習得種種「歷史記憶」、 「中國的歷史圖像」，其實也是清末民初那段時間重構出來的。數一數， 康有為和章太炎所創的「國學」，甚至劉師培的「國粹」，近年台灣幾個 中壯年的史學者，像王汎森許多研究，沈松橋關於「黃帝」的研究，可以 證明那段時間大量明末清初的歷史、社會記憶被翻檢出來，不斷的改寫， 鑲嵌進不同的政治訴求和社會脈絡。 直說吧，民國初年的國史打造工程，好比之於現在台灣的台灣史研究。 國族打造，一向需要歷史想像。只是，這一直是高度政治性的文化競爭 關係。而且，國族意識的發展是潘多拉的盒子，收不回去的。不會喊停， 也不可能回頭。 台灣戰後史學生態，整個國家體制、學院機構的穩固，成為一座一座堡 壘，現在台灣歷史要重新發現「台灣」，所面臨的競爭關係，絕對比民 初那整個教育體制、學科體制方興未艾的時候更加險阻。民初西學衝擊 ，讓整個過去習慣的「歷史」、歷史寫作，從思維方式到學科體制都進 入劇烈破和立的過程，新的學科體制建立轉折點，算中研院史語所，而 思維方式新的里程碑該算梁啟超的「新史學」吧，現在經過五、六十年 學科體制的牢固和穩定，一個新的國族詮釋工程在既有的環境限制下是 很難公平競爭的。 回頭講到史學內部的思維，台灣史學圈內對民族主義史學寫作始終未曾 好好分析過得失（觸及到這個問題意識，讓我有很深印象的是年輕的史 學者潘光哲，我記得他登在大陸雜誌的一篇論文，從分析馬派史學入手 ，可惜那是非常多年前的事，我也只看到上篇。），很快的在民族史學 寫作之上不斷有其他的潮流匯入，比如，七、八十年代從許倬雲開始的 社會史研究，到杜正勝所創的新史學。其實，可能還得算上在大陸時期 就存在的食貨月刊，專注經濟社會的議題，那一支流也一直未斷。九十 年代以後文化史研究的匯入。 這是兩個不同的切入，一個是學術思維的內部發展，一個是學術機構的命 脈。彼此不相等，但也不是絕然不搭嘎。而我真正比較著意的不是中研院 ，不是台大，不是文化錢穆一支等等的學術機構所展現出來的風貌，在這 裡，也無法細分歷史思維的分殊和各色潮流。我現在在意是師範大學的一 系。 師範大學歷史系，現在如何我不清楚。可是，師範大學歷史系過去在師資 教育壟斷的時候，一直掌握著國民中學的歷史教育命脈。別的不說，留德 的李國祁主管教科書編輯主任經年，他寫過一些「論文」，對歷史教育的 種種主張，有非常令我錯愕的論點。以後有機會再打上來。 如果進一步再看，師大以前的老教授，李國祁、張玉法（是不是師大系統的 ？我有點不確定）都和黨史有相當大的關係。李國祁是少數蔣中正大溪檔案 還沒開放的時候，就可以直接使用的近代史學者。這裡面的親近性，表現出 國民黨、師範教育、下及整個國民中學教育這一圈血脈的關係。裡面所涉及 的歷史思維，更是成色十足的「民族史學」。這是我好奇而還沒有能力深說 的部分。 前一陣子，看一個德國史家寫的論文。他給了我一個現在暫時的答案。 Vergangene Zukunft，我幾乎不知道該怎麼翻譯這個。勉強的說，過去、現在、未來 三個時間面向，不是直線的，而是當下的。每一個現在，都被過去種種的 經歷所限定，正在這個限定上，「同時地」在每個當下對未來走向有一定 地「期望」的可能性。所以，每一個當下，都帶著過去經驗的「限制」， 也帶著對未來的「期望」。用個比喻，我們小時候玩過一種「地圖」遊戲 ，整個紙捲起來，先簽訂一條線，然後，遊戲紙展開，不斷展開，那條選 擇的線，不斷遇到岔路，每一次選擇，都是一個「新」段路，但是也同時 封閉了其他的路，直到下一個十字路口，除紙捲打開的部分，看不到下一 段的行徑在哪裡，也不會事先知道終局會不會中獎。如此這般，選擇的同 時既是機會，也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 為什麼要念歷史？就是要看看，我們一路怎麼篩選過來的，我們一路排除 掉了哪些其他的「可能選項」，我們一路展望些甚麼？那些展望又帶給我們下 一步甚麼樣的選擇的可能性？給我們多大的選擇範圍？ 為什麼秦漢之際，在甚麼條件限制之下，選擇了官僚系統，放棄了眾建封國 ？不只是疲累於親族殺伐，而是背後那樣結構有其選擇的親近性，有統治穩 定性的要求，也有支持這樣選擇的社會條件。這樣早發的官僚系統，必得發 展出更精密細緻的人才選拔機制來相對應，來支撐這樣的系統。那時候排掉 了甚麼其他可能？其他可以回應穩定政權要求的制度性安排？？這樣的選擇 ，後來開出考試，評鑑，九品中正，八股策試，種種選拔制度在不同世代回 應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系統需求。相對於此，整個社會階級流動擠向科舉考 試，社會生活的規勉是勤有功戲無益，而知識系統集中在文史哲，還有其他 種種面向因著這個時代選擇而相呼應的種種「必然」發展方式，從德目到功 能性的應付，內化到日常生活中的細節。 這只是一個例子。 同樣，老蔣時代開啟的侍從二重體制，內圈的外省菁英，外圈的本省地方勢 力，內圈掌握文教軍政，外圈特許交換，掌握經濟。讓後來地方勢力隨著經 濟發展而得以茁壯。沒有地方勢力，幾乎台灣的黨外勢力，台灣的民主政黨 政治發展難以成勢。那時候，同樣為了政權穩定，出於自覺或不自覺，在結 構上作了這樣安排，作了這樣選擇，在每一個轉折點上，有所推進也有所限 制。地方勢力成為反對勢力的主流，也變成現在政黨政治理性運作的某些阻 礙。 這些不在於「誡鑑」，甚至也不具「知來」。說誡鑑，始終跳不出「道德」 成分，而「知來」，又否定了每個當下那種還有其他選擇的可能性，未來， 雖然不是無限，但是還是充滿模糊不確定。除非紙捲展開，否則我們不會真 正知道，現在的選擇，帶給下一段是些甚麼。 歷史之學，是「理解」之學。而理解不必然帶著道德誡命、行動準則，歷史 學者既非預言家也不該是幻術師。理解之為理解，僅在於「啟蒙」吧。這是 我現在的答案。 --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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