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讨论串中的一部份，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来网站参与讨论， 原文在http://btw.typepad.com/blah/2005/01/post.html#c3369384 ********************************* 要综观战後台湾史学界的生态，非一朝一夕。如果，心目中又有Bourdieu 研究法国学界的钜作，Homo academicus，作为一个起问的典范，就更难大 刀横砍。 过去五、六十年来，我们从历史教育里所习得种种「历史记忆」、 「中国的历史图像」，其实也是清末民初那段时间重构出来的。数一数， 康有为和章太炎所创的「国学」，甚至刘师培的「国粹」，近年台湾几个 中壮年的史学者，像王泛森许多研究，沈松桥关於「黄帝」的研究，可以 证明那段时间大量明末清初的历史、社会记忆被翻检出来，不断的改写， 镶嵌进不同的政治诉求和社会脉络。 直说吧，民国初年的国史打造工程，好比之於现在台湾的台湾史研究。 国族打造，一向需要历史想像。只是，这一直是高度政治性的文化竞争 关系。而且，国族意识的发展是潘多拉的盒子，收不回去的。不会喊停， 也不可能回头。 台湾战後史学生态，整个国家体制、学院机构的稳固，成为一座一座堡 垒，现在台湾历史要重新发现「台湾」，所面临的竞争关系，绝对比民 初那整个教育体制、学科体制方兴未艾的时候更加险阻。民初西学冲击 ，让整个过去习惯的「历史」、历史写作，从思维方式到学科体制都进 入剧烈破和立的过程，新的学科体制建立转折点，算中研院史语所，而 思维方式新的里程碑该算梁启超的「新史学」吧，现在经过五、六十年 学科体制的牢固和稳定，一个新的国族诠释工程在既有的环境限制下是 很难公平竞争的。 回头讲到史学内部的思维，台湾史学圈内对民族主义史学写作始终未曾 好好分析过得失（触及到这个问题意识，让我有很深印象的是年轻的史 学者潘光哲，我记得他登在大陆杂志的一篇论文，从分析马派史学入手 ，可惜那是非常多年前的事，我也只看到上篇。），很快的在民族史学 写作之上不断有其他的潮流汇入，比如，七、八十年代从许倬云开始的 社会史研究，到杜正胜所创的新史学。其实，可能还得算上在大陆时期 就存在的食货月刊，专注经济社会的议题，那一支流也一直未断。九十 年代以後文化史研究的汇入。 这是两个不同的切入，一个是学术思维的内部发展，一个是学术机构的命 脉。彼此不相等，但也不是绝然不搭嘎。而我真正比较着意的不是中研院 ，不是台大，不是文化钱穆一支等等的学术机构所展现出来的风貌，在这 里，也无法细分历史思维的分殊和各色潮流。我现在在意是师范大学的一 系。 师范大学历史系，现在如何我不清楚。可是，师范大学历史系过去在师资 教育垄断的时候，一直掌握着国民中学的历史教育命脉。别的不说，留德 的李国祁主管教科书编辑主任经年，他写过一些「论文」，对历史教育的 种种主张，有非常令我错愕的论点。以後有机会再打上来。 如果进一步再看，师大以前的老教授，李国祁、张玉法（是不是师大系统的 ？我有点不确定）都和党史有相当大的关系。李国祁是少数蒋中正大溪档案 还没开放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使用的近代史学者。这里面的亲近性，表现出 国民党、师范教育、下及整个国民中学教育这一圈血脉的关系。里面所涉及 的历史思维，更是成色十足的「民族史学」。这是我好奇而还没有能力深说 的部分。 前一阵子，看一个德国史家写的论文。他给了我一个现在暂时的答案。 Vergangene Zukunft，我几乎不知道该怎麽翻译这个。勉强的说，过去、现在、未来 三个时间面向，不是直线的，而是当下的。每一个现在，都被过去种种的 经历所限定，正在这个限定上，「同时地」在每个当下对未来走向有一定 地「期望」的可能性。所以，每一个当下，都带着过去经验的「限制」， 也带着对未来的「期望」。用个比喻，我们小时候玩过一种「地图」游戏 ，整个纸卷起来，先签订一条线，然後，游戏纸展开，不断展开，那条选 择的线，不断遇到岔路，每一次选择，都是一个「新」段路，但是也同时 封闭了其他的路，直到下一个十字路口，除纸卷打开的部分，看不到下一 段的行径在哪里，也不会事先知道终局会不会中奖。如此这般，选择的同 时既是机会，也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 为什麽要念历史？就是要看看，我们一路怎麽筛选过来的，我们一路排除 掉了哪些其他的「可能选项」，我们一路展望些甚麽？那些展望又带给我们下 一步甚麽样的选择的可能性？给我们多大的选择范围？ 为什麽秦汉之际，在甚麽条件限制之下，选择了官僚系统，放弃了众建封国 ？不只是疲累於亲族杀伐，而是背後那样结构有其选择的亲近性，有统治稳 定性的要求，也有支持这样选择的社会条件。这样早发的官僚系统，必得发 展出更精密细致的人才选拔机制来相对应，来支撑这样的系统。那时候排掉 了甚麽其他可能？其他可以回应稳定政权要求的制度性安排？？这样的选择 ，後来开出考试，评监，九品中正，八股策试，种种选拔制度在不同世代回 应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系统需求。相对於此，整个社会阶级流动挤向科举考 试，社会生活的规勉是勤有功戏无益，而知识系统集中在文史哲，还有其他 种种面向因着这个时代选择而相呼应的种种「必然」发展方式，从德目到功 能性的应付，内化到日常生活中的细节。 这只是一个例子。 同样，老蒋时代开启的侍从二重体制，内圈的外省菁英，外圈的本省地方势 力，内圈掌握文教军政，外圈特许交换，掌握经济。让後来地方势力随着经 济发展而得以茁壮。没有地方势力，几乎台湾的党外势力，台湾的民主政党 政治发展难以成势。那时候，同样为了政权稳定，出於自觉或不自觉，在结 构上作了这样安排，作了这样选择，在每一个转折点上，有所推进也有所限 制。地方势力成为反对势力的主流，也变成现在政党政治理性运作的某些阻 碍。 这些不在於「诫监」，甚至也不具「知来」。说诫监，始终跳不出「道德」 成分，而「知来」，又否定了每个当下那种还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未来， 虽然不是无限，但是还是充满模糊不确定。除非纸卷展开，否则我们不会真 正知道，现在的选择，带给下一段是些甚麽。 历史之学，是「理解」之学。而理解不必然带着道德诫命、行动准则，历史 学者既非预言家也不该是幻术师。理解之为理解，仅在於「启蒙」吧。这是 我现在的答案。 --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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