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流出版（１９９１），由中研院社科所副研究員錢永祥編譯的譯本， 是市面上少見負責任而質優的譯本（由譯者對照英文與德文本譯出；讀起幾乎沒有翻譯 文章的拗口）。 書中收錄了韋伯兩篇著名的演講－〈學術作為一種志業〉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就內容而言，對於有志於從事學術工作者，很具有啟發性；就哲學意涵而言， 「價值多神論」概念的提出，以及在此基礎之上駁斥以學術否定宗教，或以宗教指導學術 的說法，很值得人玩味。另外也收錄了幾篇介紹韋伯生平與思想的文章。 究竟韋伯這兩篇演講有多吸引人呢？小妹我還是閉嘴～請大家聽聽大師怎麼說吧！ 〈在縱欲與虛無之上——回顧韋伯的《學術與政治》〉 收於《縱與虛無之上：現代情境裡的正治倫理》，錢永祥，聯經（台北市，2001） 我生而有幸，興趣與職業能夠合一。讀書便是我的興趣兼職業。多年來讀過的書不能稱多 ，不過倒也確實讀到了一些比較難忘的書。 我用「難忘」一詞，避開習見的「好書」這個標籤，是因為「好書」總需要一些客觀的標 準，「難忘」則憑藉主觀的感受已足。其實撇開純粹專業閱讀的情況不談，我們對一本書 的評價，最後多半要訴諸它對自己造成的衝擊與引發的共鳴。一本書為甚麼會使讀者難忘 ，恐怕不容易找到一個明確、一貫的理由。舉例而言，我沈迷於英國作家雷卡瑞(John le Carre)的小說，冊冊數十讀而不倦，雖然我猜想他進不了文學史、氣質又有許多另一個時 代的殘餘。我崇拜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不過我看懂了的部分大概僅及全書章節的十 分之一，其他部分的論證我沒有能力用自己的概念語言重新陳述（這應該是哲學書有沒有 讀懂的基本判準），只能遙遙嚮往其中描寫的朦朧境界。我認為麥金太爾 (Alasdair MacIntyre)的《德性之後》(After Virtue） 乃是本世紀英語世界道德哲學最 吸引人的一本著作，可是其結論少有人能接受，更有許多人懷疑其哲學的可信度。（說來 諷刺，麥金太爾嚴厲批評的主要對象之一，正是下文所要推崇的韋伯的立場。）這些書都 曾經給我留下強烈的印象，雖然我永遠無法（也無意）勉強「證明」它們是具備了某項客 觀價值的好書。 跟上述三個例子比起來，韋伯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和〈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在我心中 的難忘程度要更進一步。我不僅細心研讀過這兩篇演講，並且有幸投入出版中譯本之前的 編譯、注釋等辛苦工作。 這兩篇演講處處有慷慨動人的激情隱藏在紙面文字之下，翻譯 過程因此也夾雜著太多情緒起伏的經驗，許多中文段落從而鐫刻在我的心裡，至今無法忘 卻。 當然，不能忘卻的還包括了韋伯在這兩篇演講裡提出的問題、答案、以及凜冽的挑戰。 韋伯的問題其實每個人都很熟悉:自己生命以及週遭的世界究竟有沒有「意義」？如果你 有宗教信仰、或者在心態上屬於韋伯所謂的「宇宙－倫理觀上的理性主義者」，你會相信 世界是一個有意義的體系，其中的事件安排均有其理由可言，這類理由最後可以回溯到神 的旨意、或者是某種天道、某種彷彿有目的的秩序的運作。個人生命只要在這套秩序裡有 所安頓，就自會取得意義;人的活動只要與那客觀的目的有所關聯，就自有其價值。 近代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摧毀了這一套認為生命的意義有其客觀來源的信念。韋伯 借用德國詩人席勒的字眼，稱近代人「祛除了世界的迷魅」（直譯為「解除了世界的魔咒 」）:世界從倫理角度來看是「非理性的」、只是機械性的規律運轉，沒有任何內在本有 的意義或目的可言。人可以設法認識事物的因果規律，以便利用厚生，但是這些規律並不 構成一套客觀的道德秩序，因此也就不可能提供生命的安頓、導出人生的方向與目標。 近代文明的這個轉折，一方面具有強大的解放效果，使人在自然與社會兩個領域均擺脫了 自然天成的道德秩序的指導羈絆;另一方面卻也賦予個人沈重的責任，因為現在個人必須 自行建構價值與目的、為自己的生命找到意義。可是，在除魅後的世界裡，當宗教之類的 傳統救贖力量失去作用之後，個人又有甚麼資源處理這麼沈重的課題呢? 韋伯探討學術與政治這兩種「志業」，正是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在近代世界，學術與政治 似乎是最奪目的兩種力量。學術知識發現客觀的真理，透過計算支配萬物;政治行動實現 美好的理想，憑藉權力改造整個社會。科學真理掃除蒙昧迷霧，讓人知道該如何生活;政 治理想取代不義的體制，讓所有人生活在自由、平等、博愛之中。這兩種活動不僅本身具 有重大的價值，可以讓以它們為志業的人取得自己生命的意義;它們似乎還都可望指出理 想的人生應該如何操持，幫助每一個人找到生命的方向與準則。這種情況下，許多人對學 術與政治寄予莫大的希望與信心，甚至把它們看作新的神，要求學者與政治人物扮演昔日 先知發配意義的角色，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兩篇演講中，韋伯對於近代學術與政治的思想預設、制度條件、內在性質、可能作用， 均作了精細的分析。這些分析對讀者有極大的幫助，幫助我們了解學術與政治的性質與定 位。可是在這些冷靜的分析之外，兩篇演講同時還提出了動情的呼籲。傾聽他的呼籲，我 們會警覺到藉學術或政治追求生命意義的尊嚴一面與徒勞一面。 韋伯認為，學術與政治誠然有其重大的價值，但它們也均有嚴重的侷限。學術一方面幫助 人認識事態之間的相互關聯，相對於既定目的提供手段的考量;另一方面則幫助人理解自 己的實踐抉擇如何與終極價值立場保持一貫，也就是讓人對自己行為的終極意義有所自覺 和交代。可是針對生命的根本問題——個人應該選擇、信奉甚麼終極價值立場——學術是 無法提供答案的。客觀宇宙秩序崩解所帶來的「價值多神論」，迫使學術必須守住自己的 神，從而也就不免得罪其他的神。假如學術以理知真理為神，那麼它就必然要背棄善、美 、幸福、靈魂得救等其他神祇、其他價值。學術沒有資格在交戰諸神之間充當裁判，沒有 能力排列證明各種價值的高下。終極價值的抉擇，也就是自己該侍奉哪個神，必須由個人 自行決定。 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裡，韋伯指出「學術不是靈視者與先知發配聖禮和天啟的神恩之 賜，也不是智者與哲學家對世界意義所作沈思的一個構成部分。」因此他尖刻嘲諷「領國 家薪水並享有特殊地位的教授」在課堂裏扮演先知或救世主的角色，認為這類表演徒然使 年輕人無法認清一件基本事實:「今天人的命運，是要活在一個不知有神、也不見先知的긊時代。」學者扮演假先知的罪惡後果，就是掩飾這個重要事實，讓人繼續靠幻覺生活，結 果無法為自己的價值抉擇負起嚴肅的責任。 至於政治，韋伯雖然視它為「尊貴的藝術」，掌握著「歷史的舵輪」，但是他強調，企圖 藉政治實現理想價值這個想法，在除魅後的世界裡同樣面對著嚴苛的挑戰。既然沒有一套 客觀的道德秩序來保證意圖與後果之間的一致（韋伯稱那種相信善因得善果、惡因有惡報 的人「在政治上是個幼童」），追求理想的動機與最後獲得的結果便往往相去甚遠。在這 兩極之間，有些人只注重意圖、動機、用心的良善高貴與否，只著重理想是否符合某種道 德標準；這類人的態度，韋伯稱為「心志倫理」。（這個詞也有譯作「信念倫理」或「意 圖倫理」者；不過最近中研院李明輝先生提出「存心倫理學」新譯，似乎更為高明。）另 一類人則相信行動的後果更重要，行動者應該承擔的責任，不在於目標或者用心是否正確 高貴，而是後果是否有價值、與原初目的又相去多遠;這種態度，韋伯稱為「責任倫理」。 從心志倫理的角度來看，政治的要務是追求某種理想的實現。但是韋伯指出，我們不要忘 了政治所使用的特定手段是武力，而「武力之中盤踞著魔鬼的力量」。武力有其本身邏輯 所決定的特定後果，不僅會使得理想的意圖與行動的後果之間的悖反更為嚴重，甚至會迫 使原先的理想迅速淪為空洞的政治「咒語」，掩飾權力的諸般醜態。有懍於這個事實，政 治人物必須放棄心志倫理的童騃信心，採取責任倫理的踏實準則。這時候，我們會發現政 治行動所能提供的意義或許極為有限，可是卻更能表現一種韋伯所謂的「英雄倫理」：不 賴幻覺、無懼於希望的破滅，面對真相下的世界追求有限的現世理想。這也是韋伯心目中 的政治人物典範。 在我的體會之中，韋伯的這些呼籲似乎可以用「縱欲」與「虛無」的對立兩極來襯托表達 。如果對於意義的渴求是一種欲望，縱欲指的便是對於意義的存在有太多幻覺、對於人類 的作為創造意義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對於此，當縱欲的亢奮高潮帶來的只是虛脫挫敗 ，幻覺與信心會在瞬間崩解，淪為對於一切價值的麻木虛無心態。在除魅後的近代世界裡 ，意義的問題逐漸浮現，解決的唯一資源又只剩下作為主體的人自身，縱欲與虛無之間的 輪替交迭自然愈演愈烈，表現了人類每一次建構意義時從張狂得意到失敗喪志的循環。 但是縱欲與虛無還有深一層的共同根源，那就是它們都企圖逃避現代性的要求。韋伯再三 強調，近代世界中的意義問題，受制於特定的思想與現實條件。這些條件，幾乎可以用 「冷酷」一詞來形容。他在一些洋溢著悲情的段落裡指出，對近代人而言，最艱難的事就是「面對時代宿命的肅殺面容」而猶賈勇自持。如果時代宿命代表著荒涼世界中一切希望的破滅，賈勇自持所要求的就是以堅韌的心腸面對這個局面而說:「即使如此，沒關係」(dennoch)。與這種態度相反，縱欲者靠奢侈的希望而生，不敢正視希望破滅的事實;虛無者則放棄一切希望，不敢在廢墟中再有所堅持。兩먊所表現的傾向其實是一樣的：軟弱而無能承擔時代所提供的機會與責任。 回想起來，翻譯韋伯這兩篇演講已經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段經驗在勞累中夾雜著興奮 ，興奮於自己有幸翻譯到這麼深刻動情的作品。韋伯提出的問題、分析與呼籲在在切入近 代文化的內裡，在西方世界固然已不易見到堪與倫比的文化反思，中文世界的淺薄童騃， 自然更不可能感觸到他那種屬於悲劇的眼光和情懷。當時，只要想到台灣的年輕人可以就 此讀到如此深刻的文化反省與倫理思考，不必如我少時一般坐井觀天，以為胡適或者羅素 便是所謂的「思想家」，迻譯過程中的無數困難挫折，便有了設法去克服解決的動力。 十年之後重看當年譯本，雖然發現了很多缺點，不過比起幾個英譯本以及稍後出現的大陸 中譯本 ，我們這個譯本似乎仍然比較翔實完整。而只要開始閱讀，我仍然不禁又被韋伯 的凌厲分析與激情呼籲吸引而難以釋卷。一九一九年初，韋伯在慕尼黑對以左派激進學生 為多數的聽眾演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結尾的段落是這樣開始的： 屆此，在座的各位貴賓們，讓我們約定，十年之後再來討論這個問題。很遺憾，我不能不 擔心，到了那個時候……反動的時期已經開始，你們之中許多人以及我都在盼望、期待的 東西，竟幾乎無所實現……。到了那一天，我個人是不會喪志崩潰的;但不容諱言，意識 到這種可能性，也是心中一大負擔。到了那一天，我非常希望再見到你們，看看諸君…… 有甚麼內在方面的變化。 韋伯在次年去世，十年之後德國捲起了希特勒的風暴。我當然無法預言十年之後的台灣會 是甚麼面貌；大家今天的興奮期待，是否會由於外力、內因而仍然歸於徒勞破滅；熱情的 心志，是否會陷入韋伯列舉的「恨怨、庸俗、麻木、抑或遁世」等等結局。但我希望十年 之後還有機會重溫這兩篇演講，也希望有機會知悉新一代的人曾經自其中獲得學術或政治 方面的啟發。我更希望自己在學術與政治兩方面能夠發展出比較深沈成熟的反省。畢竟， 正如麥金太爾之評所顯示的，韋伯的觀點含有嚴重的問題，後人不能不努力突破它的限制 。而當然，若是力有未逮，自己無能開發出新的論述境界，那麼只要再找到一本令我同樣 感動難忘的書，藉翻譯讓我分享其中的悲情(pathos)起伏，於願亦足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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