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阿基里斯拿起矛和盾並不僅僅是因為他自己的勇敢，而是因為，命運女神為他 所做的安排，他必須參加希臘遠征軍，並死在特洛伊城下。神諭只告訴占卜者們，沒有阿 基理斯，阿開亞人就無法攻破特洛伊，卻沒有說有了阿基里斯就一定可以攻破特洛伊城。 要知道，特洛伊城破時，最勇敢的兩位阿開亞戰將——阿基里斯和埃阿斯——都已先後死 在特洛伊城下。換句話說，阿基里斯只是攻破特洛伊城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同 樣的，英雄人物對歷史也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在關鍵時刻沒有英雄是萬萬不行 的，但有了英雄卻不等於萬無一失。在希特勒上台之前，那位手握重兵的將軍並不具備真 正的拯救一個民族的力量。首先，如果他膽敢威脅希特勒上台，他只有一半的把握取得成 功，而不是全部；其次，他一旦成功，是否還能做一個有美德的英雄政治家，這件事才是 當時的德國人、也是所有面臨同樣命運的民族所擔心的。英雄政治家可以幫助一個民族打 開一條可能走向成功的通道，但並不是說這條路上不會再有其他的關鍵時刻。克倫威爾是 英國的英雄，但也是英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獨裁者。歷史是由偶然組成的，但不是一個偶 然，而是無數個偶然，它們像項鏈上的珍珠一樣連成了歷史這串項鏈，一顆最大而漂亮的 珍珠無法使其他的石頭也變成珍珠，關鍵時刻的英雄政治家也不一定能夠改變歷史方向。 中國現代史上並不缺乏英雄，連手無縛雞之力的儒生梁漱溟他提前死去是不可想像的 事。可是，歷史從來沒有假設，沒有某一個人，太陽依舊從東邊昇起，從西邊落下，歷史 不會因為失去某個政治風雲人物而改弦易轍，甚至連毛澤東也說，“沒有了張屠戶，就吃 活豬毛”。反過來，如果用韋伯關於政治家所需要的品質的觀點來看，毛澤東就具備了這 種能力，而且他有著其他中國所無法想像的浪漫激情與決斷力。只有他才會在新中國建國 這樣的盛大歷史事件上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麼幾個字來概括它的意義。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話看似平常，卻不平常，因為它宣告了一百多年來中國 半殖民地社會歷史的結束，中國在世界上成了一個敢於站著說話的民族，她向世人要求它 作為一個大國所應受到的尊重。而且，四年後的一天，另一個湖南人宣告了一個帝國主義 在東方作威作福的時代結束了，抗美援朝對所有第三世界國家來說，都是一次能力的證明 ，她們完全能夠保衛自己的家園，任何試圖蹂躪她們的人都將遭到正義女神的懲罰，遭到 可恥的失敗。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同樣，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半個世紀後中國的 改革開放。對於政治，人們要相信，分清敵友不是最終目的，戰勝敵人才是最終目的，只 有戰勝敵人才能得到敵人及旁觀者的尊重，一個民族的榮譽只有自己取得。 毛澤東在天安門上說過那句話30年後，一個給人們深刻印象的鏡頭是鄧小平走出機艙 ，看著美國的土地，如同看見久違的故鄉。人們以為，毛澤東的民族主義情結使中國遭受 了巨大的損失，最嚴重的損失就是我們取得了尊嚴，卻失去了與美國人的友誼。人們甚至 設想，假如中國與美國這樣的闊親戚沒有經歷達30年之久的冰凍期，中國說不定早就進入 小康時代了。可是，再過了25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發現，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今天的改 革開發能夠及其成果。毛澤東的成績之一即是中國人敢於與美國談判並修改已經形成了的 遊戲規則，而不是像其他國家那樣被動地去接受。“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 ，毛澤東用自己的實踐證明，中國不會是任何人的奴隸，它要求與任何人平等地交往，一 切與它的交往都必須在這個基礎上才能開始；“我們講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 ，而這“富起來”的代價則是：1999年，毛澤東的中國成立50年了，而中國的大使館卻遭 到莫名其妙的襲擊，而且學生們憤怒的遊行被汙蔑為民族主義情緒大爆發，因為他們生怕 美國因此而生氣。 如果按照馬克斯·韋伯的看法，抑或是古典政治理論，毛澤東毫無疑問是一位合格的 政治家，他深刻體會到並理解了尊嚴之於一個民族的重要性，他所關心的政治不是今天的 人們所理解的那種小市民式的利益算計，而是對榮譽的爭奪。他是勇敢的，在任何時候， 他都不懼怕任何敵人，敢於回應任何挑戰，總能在最需要的時候做出勇敢的決斷。即使從 保守主義的施米特的觀點來看，毛澤東也是一個英明的政治家，他最清楚自己的敵人是誰 ，他從不對虛無飄渺的對象作戰，如果堂·吉珂德那樣。而且，毛澤東是一個有著英雄情 結的人，他的悲劇色彩，他的浪漫性格，這些無一不使人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天縱其才的 政治家。當毛澤東逝世快30年的時候，人們正在越來越理解毛澤東所處的時代對他的要求 ，他的抗爭對當時的世界有多麼巨大的影響。 當一個以韜光養晦為要務的時代漸漸受到人們批評時，人們也開始明白了，生活中遠 比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政治利益，而這政治利益最核心的就是人的尊嚴與榮譽。在奴隸與 主人、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從來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只有赤裸裸的掠奪與恥 辱。只有當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成長為一個政治成熟的民族時，她的榮譽感才會覺醒，她 才會意識到尊嚴之於自己的重要性。奴隸推翻主子，殖民地推翻宗主國，只有在此基礎上 ，才有真正意義上的平等貿易；否則，她得到的也許只是一枚銅板，而失去的則是整座金 礦。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已經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從一個角度看，也許是1840年以來的中 國人只有恥辱與苦難，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則是中國人在掙扎著捍衛自己的尊嚴、獨立、 榮譽。一代又一代在痛苦中呻吟的話語痕跡所悲嘆的都不是現實利益的喪失，而是榮譽的 喪失。 劉小楓曾含蓄地告誡他的朋友甘陽，不要中文化民族主義的圈套。那時甘陽正在漢語 學界大力推介馬克斯·韋伯及其社會理論，鼓吹中國走向政治成熟。而從自由主義的角度 看來，這種試圖與西方文明、美國一較長短的想法就是歇斯底里的文化民族主義。當去年 關於北大改革的討論在網上進行時，一位叫囂著“甘陽，你敢辯論嗎”的先生就又一次攻 擊了甘陽所謂的文化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特殊語境裡，甘陽所鼓吹的政治成熟，文化自主 都成了他是新左派的有力證據。然而甘陽最近移情施特勞斯的事實說明，所謂他的文化民 族主義不過是一架堂·吉珂德想像出來的風車。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國是否還要重新進入 現代性泥潭？甘陽與劉小楓一樣，聰明地選擇了擯棄那種充滿意識形態宣教色彩的自由主 義理論，而直接回到古典去尋求啟示。一個最簡單明了的例子也許是他們對哈耶克的態度 ，既不明確反對，也不表示贊成。也許在劉小楓看來，哈耶克也是那種對歷史、對哲學毫 無感覺的人，所以才會選擇經驗主義這樣不哲學的哲學作為自己理論展開的基礎。甘陽則 在一篇文章裡乾脆提出，哈耶克的理論帶有太強的意識形態色彩，是早就該擯棄了的，國 內自由主義學者今天還扯著哈耶克的衣角到處唬人所能證明的不過是他們的不長進、對國 際學術發展的情況的無知而已。當哈耶克崇拜者們沾沾自喜於哈耶克在中國走紅、並用嘲 諷的語氣向人們解釋羅爾斯在中國不紅的必然原因時，甘陽的這個論斷再次應驗了。 哈耶克切斷了休謨之前的自由主義之流，並無端地規定了一條自由主義發展軌道，砍 斷了自由主義在近代衍變出來的各種分支，使自由主義的複雜理論有可能被簡單化為一套 容易傷口的順口溜。劉小楓與這一路的自由主義保持了距離，甚至可以認為，他對這一路 自由主義的距離不比他與多元主義之間的距離更小。他所尋求的更多的是古典的自由主義 理論，而其中與哈耶克一路自由主義最明顯的區別之處並不在於離保守主義的遠近，而在 於他強調並突出重視自由主義的貴族主義傳統。 人們對《尼采的微言大義》的強烈反應正在於劉小楓第一次公開表達了自己的貴族主 義信念。古老的政治理論作品《理想國》中關於五種政體與五種人相應的理論在這裡復活 了。借尼采之口，劉小楓重申了奴隸的道德與主人的道德之間的差異，並強調了貴族在政 治中的重要性。在柏拉圖那裡，民主政治就不是一種好的爭日，劉小楓也重申了這一點。 一年以後，他又借施米特之口強調，民主政治天然地就不具備正當性。《民國憲政的一段 往事》雖然聲稱寫於1999年，但從精神順序來看，它正是《尼采的微言大義》的合理推進 。與尼采、施米特一樣，劉小楓不相信“人民”，他壓根就不認為有什麼抽象的“人民” ，他的期待與尼采一樣，即超人。在施米特那裡，這種超人就是有決斷力的政治家。如果 說1990年代甘陽對自由主義的貴族主義性質指控還僅僅是一種推測的話，那麼劉小楓的姿 態證明，甘陽的判斷又一次正確了，自由主義確實是貴族主義的，至少是有一個貴族主義 的自由主義分支。中國自由主義在來越來越成為一種有產者的理論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他們呼籲保護私有財產（這一點已在最近結束修憲中取得了成功），鼓勵私有者參加政 治活動等等。劉小楓的自由主義與其他人的自由主義進路不同，但殊途同歸了。事實證明 ，現代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在英國出現就已沾上的貴族主義香水至今餘香猶存。 當然，從學科分野的角度看，劉小楓是從神學、哲學的角度論證自由主義的正當性的 ，而其他自由主義者則或多或少受到1990年代以來中國流行的經濟學自由主義的影響，因 而不免讓人時有庸俗之感，覺得不像是奧妙的學問，而是繁雜的數學演算。劉小楓走到施 米特證明，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貴族主義之間存在著太多的共通之處，稍微不留神就可 能從這一個到那一個裡面去。但前面一再批評的劉小楓與施米特對民主政治的批判並不意 味著他們在根本上是反對自由民主憲政的。事實上，從一開始劉小楓就很清楚的知道，自 由主義與民主主義才是一對真正的敵人，馬克思主義的出現不過是人們主權這一現代性基 石的合理延伸，如此而已。所以，他並無意努力調和兩者之間存在的客觀分歧。國內大多 數自由主義以為自由的就是民主的，實在是搞錯了。因此，劉小楓合理地忽略了今天正為 自由主義者們所喧嚷著的“民主”口號，而從自由直接跳到了憲政。 施米特強調，憲法一旦形成，即使投票的多數也不能修改憲法的基本原則；而且，在 現代性政治中長期爭吵的總統與議會之間，施米特明確主張總統應享有更多的權利，應該 有權在緊急狀態下對違反自由民主精神的政黨宣布黨禁。如果按照這一理論，總統無疑取 代了議會而成了憲法的保護者，從而間接取消了“主權”這一現代政治思想中的基本概念 的實質意義。在中國當前的特殊語境裡，劉小楓對施米特的闡發並未過多地強調其“強國 家”的一面，而是聰明的回避了。因為古典與當代自由主義社會理論都強調，一個過分強 大的國家會情不自禁地干擾自由市場經濟、威脅社會的自由。但施米特在為納粹辯護時聲 稱，強國家與自由市場經濟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不兼容，是完全可以同時存在的。如果按 照這一理論，那麼就應該承認，東亞資本主義模式有著自由資本主義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但1997年金融危機波及全球這一事實說明，資本主義無論是東亞價值的，還是西方歐美模 式的，都存在無法回避的必然缺陷。而且，東亞正是那場影響巨大的金融風暴的首發之地 ，強國家並未能保證自由經濟體系的安全。 不過，吊詭之處倒在於，當前不是自由主義者而是被人們視為新左派的人在呼籲強國 家。甚至可以說，在當下中國的語境中，誰要是膽敢鼓吹強國家，他就會立刻被開除出自 由主義陣營。幾位現如今正當紅的據說時常能影響到國家高層決策的經濟學家就是因此而 莫名其妙地也成了新左派的。自由主義者們把這些人視為專制國家的幫凶，進一步又認為 新左派都是專制國家的幫凶，因此成了一個從無知到無知的惡性循環。劉小楓在這一點上 保持了足夠的頭腦清醒，他雖然被施米特勾走了魂魄，卻沒有傀儡似的也要求什麼強國家 。當然，作為非經濟學專業人士，他也沒有太多地涉及自由市場問題。畢竟，他既不願意 在內心背棄施米特，又不想在現實中也成為人們視之為洪水猛獸的新左派。 劉小楓在許多人眼裡，越來越成了一個二道販子了，在西方發覺被國內學界忽略的思 想家，轉手介紹到中國來，引起中國學界一陣一陣的騷動。也有人指責他游學無根。因此 ，他不僅以個人的著述介入當代中國思想，也以闡發、引介西方思想家，編譯西方的重要 思想文本著稱。施米特是最明顯的例子。從2000年左右開始，他就組織翻譯了一套《施米 特文集》，共六卷，並多次預告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卻一直未能見到，倒是與華夏 出版社合作的《經典與解釋》叢書堅持到了現在，華夏出版社還為他出了一個《沉重的肉 身》的再版本。雖然《沉重的肉身》在一些曾經喜歡劉小楓的人眼裡並不重要，學界的議 論也十分少見，但一向對自己作品十分謹慎的劉小楓能同意再版多少恐怕也能說明這本書 在他自己心目中的位置。學界一向推重的《詩化哲學》的修訂本就至今沒出來。 《沉重的肉身》從丹東之死開始，以“艱難的自由倫理”做結，共十章，有“為芳草 以哀君子，為美人以喻王孫”的味道，看起來涉及的多是小說、電影，實則講述神義論自 由主義。這樣的講法是不是有些像是施米特借談論詩歌講政治哲學的手法？有可能是。畢 竟，哲學說到底是與個人性情相關的，劉小楓對英美一路的自由主義從來就沒表示過什麼 興趣，而是對當今自由主義者所著力批判的歐陸理性主義傳統情有獨鐘。曾有人稱施米特 為“新浪漫主義政治哲學家”，劉小楓的樣子多少可說是有些相似的。從《詩化哲學》講 的就是德國浪漫主義哲學，中間還走歧路喜歡過以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為務的本雅明、馬爾 庫塞。 施米特死後，突然成了一個香餑餑，左派和右派都喜歡稱引。在中國，右派的人讀施 米特，左派也講施米特。劉小楓如今算是自由主義旗下的大將，但喜歡稱引他的左派似乎 也不在少數。多年以後，人們也許會更能看清這其中的奧妙？畢竟，“旁觀者清”。 2004年3月25截稿 http://ufca61.chinaw3.com/sc135.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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