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阿基里斯拿起矛和盾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的勇敢，而是因为，命运女神为他 所做的安排，他必须参加希腊远征军，并死在特洛伊城下。神谕只告诉占卜者们，没有阿 基理斯，阿开亚人就无法攻破特洛伊，却没有说有了阿基里斯就一定可以攻破特洛伊城。 要知道，特洛伊城破时，最勇敢的两位阿开亚战将——阿基里斯和埃阿斯——都已先後死 在特洛伊城下。换句话说，阿基里斯只是攻破特洛伊城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同 样的，英雄人物对历史也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关键时刻没有英雄是万万不行 的，但有了英雄却不等於万无一失。在希特勒上台之前，那位手握重兵的将军并不具备真 正的拯救一个民族的力量。首先，如果他胆敢威胁希特勒上台，他只有一半的把握取得成 功，而不是全部；其次，他一旦成功，是否还能做一个有美德的英雄政治家，这件事才是 当时的德国人、也是所有面临同样命运的民族所担心的。英雄政治家可以帮助一个民族打 开一条可能走向成功的通道，但并不是说这条路上不会再有其他的关键时刻。克伦威尔是 英国的英雄，但也是英国历史上臭名昭着的独裁者。历史是由偶然组成的，但不是一个偶 然，而是无数个偶然，它们像项链上的珍珠一样连成了历史这串项链，一颗最大而漂亮的 珍珠无法使其他的石头也变成珍珠，关键时刻的英雄政治家也不一定能够改变历史方向。 中国现代史上并不缺乏英雄，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梁漱溟他提前死去是不可想像的 事。可是，历史从来没有假设，没有某一个人，太阳依旧从东边昇起，从西边落下，历史 不会因为失去某个政治风云人物而改弦易辙，甚至连毛泽东也说，“没有了张屠户，就吃 活猪毛”。反过来，如果用韦伯关於政治家所需要的品质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就具备了这 种能力，而且他有着其他中国所无法想像的浪漫激情与决断力。只有他才会在新中国建国 这样的盛大历史事件上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麽几个字来概括它的意义。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看似平常，却不平常，因为它宣告了一百多年来中国 半殖民地社会历史的结束，中国在世界上成了一个敢於站着说话的民族，她向世人要求它 作为一个大国所应受到的尊重。而且，四年後的一天，另一个湖南人宣告了一个帝国主义 在东方作威作福的时代结束了，抗美援朝对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都是一次能力的证明 ，她们完全能够保卫自己的家园，任何试图蹂躏她们的人都将遭到正义女神的惩罚，遭到 可耻的失败。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半个世纪後中国的 改革开放。对於政治，人们要相信，分清敌友不是最终目的，战胜敌人才是最终目的，只 有战胜敌人才能得到敌人及旁观者的尊重，一个民族的荣誉只有自己取得。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说过那句话30年後，一个给人们深刻印象的镜头是邓小平走出机舱 ，看着美国的土地，如同看见久违的故乡。人们以为，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情结使中国遭受 了巨大的损失，最严重的损失就是我们取得了尊严，却失去了与美国人的友谊。人们甚至 设想，假如中国与美国这样的阔亲戚没有经历达30年之久的冰冻期，中国说不定早就进入 小康时代了。可是，再过了25年之後的今天，我们发现，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今天的改 革开发能够及其成果。毛泽东的成绩之一即是中国人敢於与美国谈判并修改已经形成了的 游戏规则，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被动地去接受。“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 ，毛泽东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中国不会是任何人的奴隶，它要求与任何人平等地交往，一 切与它的交往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开始；“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而这“富起来”的代价则是：1999年，毛泽东的中国成立50年了，而中国的大使馆却遭 到莫名其妙的袭击，而且学生们愤怒的游行被污蔑为民族主义情绪大爆发，因为他们生怕 美国因此而生气。 如果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抑或是古典政治理论，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一位合格的 政治家，他深刻体会到并理解了尊严之於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他所关心的政治不是今天的 人们所理解的那种小市民式的利益算计，而是对荣誉的争夺。他是勇敢的，在任何时候， 他都不惧怕任何敌人，敢於回应任何挑战，总能在最需要的时候做出勇敢的决断。即使从 保守主义的施米特的观点来看，毛泽东也是一个英明的政治家，他最清楚自己的敌人是谁 ，他从不对虚无飘渺的对象作战，如果堂·吉珂德那样。而且，毛泽东是一个有着英雄情 结的人，他的悲剧色彩，他的浪漫性格，这些无一不使人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天纵其才的 政治家。当毛泽东逝世快30年的时候，人们正在越来越理解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对他的要求 ，他的抗争对当时的世界有多麽巨大的影响。 当一个以韬光养晦为要务的时代渐渐受到人们批评时，人们也开始明白了，生活中远 比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政治利益，而这政治利益最核心的就是人的尊严与荣誉。在奴隶与 主人、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从来没有什麽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只有赤裸裸的掠夺与耻 辱。只有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成长为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时，她的荣誉感才会觉醒，她 才会意识到尊严之於自己的重要性。奴隶推翻主子，殖民地推翻宗主国，只有在此基础上 ，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贸易；否则，她得到的也许只是一枚铜板，而失去的则是整座金 矿。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从一个角度看，也许是1840年以来的中 国人只有耻辱与苦难，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中国人在挣扎着扞卫自己的尊严、独立、 荣誉。一代又一代在痛苦中呻吟的话语痕迹所悲叹的都不是现实利益的丧失，而是荣誉的 丧失。 刘小枫曾含蓄地告诫他的朋友甘阳，不要中文化民族主义的圈套。那时甘阳正在汉语 学界大力推介马克斯·韦伯及其社会理论，鼓吹中国走向政治成熟。而从自由主义的角度 看来，这种试图与西方文明、美国一较长短的想法就是歇斯底里的文化民族主义。当去年 关於北大改革的讨论在网上进行时，一位叫嚣着“甘阳，你敢辩论吗”的先生就又一次攻 击了甘阳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语境里，甘阳所鼓吹的政治成熟，文化自主 都成了他是新左派的有力证据。然而甘阳最近移情施特劳斯的事实说明，所谓他的文化民 族主义不过是一架堂·吉珂德想像出来的风车。真正的问题在於，中国是否还要重新进入 现代性泥潭？甘阳与刘小枫一样，聪明地选择了摈弃那种充满意识形态宣教色彩的自由主 义理论，而直接回到古典去寻求启示。一个最简单明了的例子也许是他们对哈耶克的态度 ，既不明确反对，也不表示赞成。也许在刘小枫看来，哈耶克也是那种对历史、对哲学毫 无感觉的人，所以才会选择经验主义这样不哲学的哲学作为自己理论展开的基础。甘阳则 在一篇文章里乾脆提出，哈耶克的理论带有太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是早就该摈弃了的，国 内自由主义学者今天还扯着哈耶克的衣角到处唬人所能证明的不过是他们的不长进、对国 际学术发展的情况的无知而已。当哈耶克崇拜者们沾沾自喜於哈耶克在中国走红、并用嘲 讽的语气向人们解释罗尔斯在中国不红的必然原因时，甘阳的这个论断再次应验了。 哈耶克切断了休谟之前的自由主义之流，并无端地规定了一条自由主义发展轨道，砍 断了自由主义在近代衍变出来的各种分支，使自由主义的复杂理论有可能被简单化为一套 容易伤口的顺口溜。刘小枫与这一路的自由主义保持了距离，甚至可以认为，他对这一路 自由主义的距离不比他与多元主义之间的距离更小。他所寻求的更多的是古典的自由主义 理论，而其中与哈耶克一路自由主义最明显的区别之处并不在於离保守主义的远近，而在 於他强调并突出重视自由主义的贵族主义传统。 人们对《尼采的微言大义》的强烈反应正在於刘小枫第一次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贵族主 义信念。古老的政治理论作品《理想国》中关於五种政体与五种人相应的理论在这里复活 了。借尼采之口，刘小枫重申了奴隶的道德与主人的道德之间的差异，并强调了贵族在政 治中的重要性。在柏拉图那里，民主政治就不是一种好的争日，刘小枫也重申了这一点。 一年以後，他又借施米特之口强调，民主政治天然地就不具备正当性。《民国宪政的一段 往事》虽然声称写於1999年，但从精神顺序来看，它正是《尼采的微言大义》的合理推进 。与尼采、施米特一样，刘小枫不相信“人民”，他压根就不认为有什麽抽象的“人民” ，他的期待与尼采一样，即超人。在施米特那里，这种超人就是有决断力的政治家。如果 说1990年代甘阳对自由主义的贵族主义性质指控还仅仅是一种推测的话，那麽刘小枫的姿 态证明，甘阳的判断又一次正确了，自由主义确实是贵族主义的，至少是有一个贵族主义 的自由主义分支。中国自由主义在来越来越成为一种有产者的理论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呼吁保护私有财产（这一点已在最近结束修宪中取得了成功），鼓励私有者参加政 治活动等等。刘小枫的自由主义与其他人的自由主义进路不同，但殊途同归了。事实证明 ，现代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在英国出现就已沾上的贵族主义香水至今余香犹存。 当然，从学科分野的角度看，刘小枫是从神学、哲学的角度论证自由主义的正当性的 ，而其他自由主义者则或多或少受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流行的经济学自由主义的影响，因 而不免让人时有庸俗之感，觉得不像是奥妙的学问，而是繁杂的数学演算。刘小枫走到施 米特证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贵族主义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共通之处，稍微不留神就可 能从这一个到那一个里面去。但前面一再批评的刘小枫与施米特对民主政治的批判并不意 味着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对自由民主宪政的。事实上，从一开始刘小枫就很清楚的知道，自 由主义与民主主义才是一对真正的敌人，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过是人们主权这一现代性基 石的合理延伸，如此而已。所以，他并无意努力调和两者之间存在的客观分歧。国内大多 数自由主义以为自由的就是民主的，实在是搞错了。因此，刘小枫合理地忽略了今天正为 自由主义者们所喧嚷着的“民主”口号，而从自由直接跳到了宪政。 施米特强调，宪法一旦形成，即使投票的多数也不能修改宪法的基本原则；而且，在 现代性政治中长期争吵的总统与议会之间，施米特明确主张总统应享有更多的权利，应该 有权在紧急状态下对违反自由民主精神的政党宣布党禁。如果按照这一理论，总统无疑取 代了议会而成了宪法的保护者，从而间接取消了“主权”这一现代政治思想中的基本概念 的实质意义。在中国当前的特殊语境里，刘小枫对施米特的阐发并未过多地强调其“强国 家”的一面，而是聪明的回避了。因为古典与当代自由主义社会理论都强调，一个过分强 大的国家会情不自禁地干扰自由市场经济、威胁社会的自由。但施米特在为纳粹辩护时声 称，强国家与自由市场经济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不兼容，是完全可以同时存在的。如果按 照这一理论，那麽就应该承认，东亚资本主义模式有着自由资本主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但1997年金融危机波及全球这一事实说明，资本主义无论是东亚价值的，还是西方欧美模 式的，都存在无法回避的必然缺陷。而且，东亚正是那场影响巨大的金融风暴的首发之地 ，强国家并未能保证自由经济体系的安全。 不过，吊诡之处倒在於，当前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被人们视为新左派的人在呼吁强国 家。甚至可以说，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谁要是胆敢鼓吹强国家，他就会立刻被开除出自 由主义阵营。几位现如今正当红的据说时常能影响到国家高层决策的经济学家就是因此而 莫名其妙地也成了新左派的。自由主义者们把这些人视为专制国家的帮凶，进一步又认为 新左派都是专制国家的帮凶，因此成了一个从无知到无知的恶性循环。刘小枫在这一点上 保持了足够的头脑清醒，他虽然被施米特勾走了魂魄，却没有傀儡似的也要求什麽强国家 。当然，作为非经济学专业人士，他也没有太多地涉及自由市场问题。毕竟，他既不愿意 在内心背弃施米特，又不想在现实中也成为人们视之为洪水猛兽的新左派。 刘小枫在许多人眼里，越来越成了一个二道贩子了，在西方发觉被国内学界忽略的思 想家，转手介绍到中国来，引起中国学界一阵一阵的骚动。也有人指责他游学无根。因此 ，他不仅以个人的着述介入当代中国思想，也以阐发、引介西方思想家，编译西方的重要 思想文本着称。施米特是最明显的例子。从2000年左右开始，他就组织翻译了一套《施米 特文集》，共六卷，并多次预告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却一直未能见到，倒是与华夏 出版社合作的《经典与解释》丛书坚持到了现在，华夏出版社还为他出了一个《沉重的肉 身》的再版本。虽然《沉重的肉身》在一些曾经喜欢刘小枫的人眼里并不重要，学界的议 论也十分少见，但一向对自己作品十分谨慎的刘小枫能同意再版多少恐怕也能说明这本书 在他自己心目中的位置。学界一向推重的《诗化哲学》的修订本就至今没出来。 《沉重的肉身》从丹东之死开始，以“艰难的自由伦理”做结，共十章，有“为芳草 以哀君子，为美人以喻王孙”的味道，看起来涉及的多是小说、电影，实则讲述神义论自 由主义。这样的讲法是不是有些像是施米特借谈论诗歌讲政治哲学的手法？有可能是。毕 竟，哲学说到底是与个人性情相关的，刘小枫对英美一路的自由主义从来就没表示过什麽 兴趣，而是对当今自由主义者所着力批判的欧陆理性主义传统情有独钟。曾有人称施米特 为“新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家”，刘小枫的样子多少可说是有些相似的。从《诗化哲学》讲 的就是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中间还走歧路喜欢过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为务的本雅明、马尔 库塞。 施米特死後，突然成了一个香饽饽，左派和右派都喜欢称引。在中国，右派的人读施 米特，左派也讲施米特。刘小枫如今算是自由主义旗下的大将，但喜欢称引他的左派似乎 也不在少数。多年以後，人们也许会更能看清这其中的奥妙？毕竟，“旁观者清”。 2004年3月25截稿 http://ufca61.chinaw3.com/sc135.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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