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重PO 希望對問題有幫助。 另外依照安田二郎與仇鹿鳴的推論，司馬攸其實很早就野心勃勃想當王世子或皇太弟， 因此在司馬昭生前(265年過世，當時司馬攸20歲)，就拉攏司馬昭的親信爪牙石苞、陳騫 等，試圖取代老哥司馬炎的世子之位，幸好司馬炎獲得老心腹賈充、裴秀，以及朝廷威望 的山濤、何曾等人大力支持(其實賈充是否挺司馬炎頗存疑，因為賈女嫁給司馬攸的時間 不明)，才保住繼承人的位置，因此司馬炎早就對"性急"兼才高的弟弟感到芒刺在背， 畢竟當時士族領袖的傳承經常是優先傳給才德和官位最高者，嫡長原則相對排後，所以 司馬懿取代大哥司馬朗的繼承人司馬望(司馬孚過繼給大哥司馬朗的繼子)，成為司馬氏 領袖；陸遜取代主家陸績這一支而成陸氏家主，也是因陸遜當到荊州刺史兼孫策女婿； 再如袁紹超越嫡出的袁術，則是自己的才德人望太過強大導致。 我個人再小小猜測一下，司馬昭自己應該是傾向傳給長子司馬炎較好，主要是司馬炎比 司馬攸大10歲，心性成熟(老成？老奸巨猾？)且接班團隊較熟，相比司馬攸"性急"的 評價，含有度量小、急躁不成熟的意思[ex江夏黃祖"性急"，遂殺彌衡]，因此司馬昭 應該不樂見司馬攸20歲年少，就繼承自己死後的"大業"。 ----------------------- 作者: age317 (望斷天涯) 看板: SAN 標題: [轉貼]咸甯二年(276)與晉武帝時代的政治轉折 仇鹿鳴 時間: Sat Apr 9 00:28:21 2011 咸甯二年(276年)與晉武帝時代的政治轉折 作者：仇鹿鳴 (2008年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畢業，現為復旦大學漢唐文獻工作室助理) 引自網路原文http://historyhome.5d6d.com/archiver/tid-642.html (簡體轉繁體必有文字錯誤，請讀者見諒) 西晉武帝司馬炎在位共二十五年，在以《晉書》為代表的傳統史學的論述中，一般以太康 元年(280年)平昊為界，將晉武帝時代的政治劃分為前後兩段。在前一個時段中，武帝可 以算是勵精圖治的君主，一舉完成了統一大業。但在平吳之後，陶醉在勝利喜悅中的武帝 失卻了敦勉勤政的政治態度，卻在太子廢立的問題上犯下了嚴重失策，《晉書》最後總結 道，“中朝之亂，實始於斯”，將西晉的短促而亡歸因於武帝晚年的失政。 　　《晉書》的這一敘事對於後世史家影響頗大，延及於今。但是站在史料批判的立場上 ，我們首先需要注意到《晉書》這一表述背後唐人觀念的影響。《晉書》成于唐初，唐太 宗素來重視歷史對於現實政治的誡鑒作用，而《晉書‧武帝紀》的“論贊”部分更是出自 于李世民的親筆，我們有理由相信《晉書‧武帝紀》最後部分對於武帝一生的總結包含有 唐人意識形態的成分。李世民一生經歷過兩次嫡庶之爭，第一次是玄武門之變，殺兄逼父 ，登上帝位，第二次則是貞觀後期太子李承乾與魏王李泰的儲位之爭。晉武帝在太子廢立 問題上的歷史教訓在唐初則具有當代史的特定意義，因此李世民在《晉書‧武帝紀》的“ 論贊”中對晉武帝晚年失政所作的強烈批評，“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 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實際上是借古諷今，指向唐初的政治現實，蘊有為自 己的政治舉措辯護之意。明晰了這一時代背景，我們有必要更加審慎地對待《晉書》對武 帝一朝政治特徵的評論。特別是日本學者安田二郎考辨《晉書》“武帝好色”的記載，指 出“武帝采女”之事實際上發生於泰始九年，存在著擴張外戚群體，鞏固權力的政治目的 ，與所謂的太康失政並無關聯。在此情形下，我們更應該對以平吳為界劃分武帝一朝政治 的傳統觀點加以批判性的反思。 　　如果一定要在武帝一朝政治變化的歷史脈絡中尋找一個時間節點的話，筆者更加傾向 于將咸寧二年(276年)視為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年份。儘管從表面上看來，這一年並無重 大的政治事件發生，是歷史長河中毫不引人注目的平淡之年。但若以此劃線，我們可以注 意到此年前後，晉武帝一朝的政治特徵發生了深刻變化。 　　 　　一 　　 　　晉武帝雖然有開國之君的名義，但實際上卻是一個守成之主，其能完成魏晉嬗代之業 不過上承父祖遺烈，下賴宗室、功臣勢力的翼戴，其本人並無自己的政治根基。因此在晉 初十餘年中，面對功臣、宗室兩股既成勢力，武帝基本上延用了司馬昭的政治班底，維護 功臣、宗室的既得利益，更多地在朝廷的政治紛爭中扮演一個平衡者的角色，而不是一個 強有力的決定者，其與齊王攸之間表面上也相安無事。但在咸寧二年之後，局勢發生了明 顯的改觀，晉武帝轉變為一個積極的政治介入者，通過將外戚勢力引入政治，主導了西晉 政治格局的變革。從咸寧二年開始，武帝採取了一系列強硬的政治舉措，打壓朝中傾向于 齊王攸的政治力量，隨著太康四年(283年)齊王攸的抑鬱而死，武帝徹底擺脫了宗室、功 臣勢力的掣肘，得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完成對西晉政治格局的改造。而太康元年平吳的勝利 ，則是一個重要的外部因素，改變了武帝功業不足的一貫形象，使其具有成為一個強勢帝 王的政治資本。如果說，咸寧二年之前的武帝只是西晉政治中的平衡者的話，那麼在此之 後武帝逐漸轉變為西晉政治的決定者。 　　晉武帝政治姿態“由守轉攻”的變化，便起源於這並不起眼的咸寧二年。咸寧二年的 開端便預示著這並不是一個吉利的年份，“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廢朝”。首先需要指出的 是正月元旦的元會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朝會，象徵著國家的禮儀秩序的建立與君臣關係的 確認，武帝因病取消了咸寧二年的元會，放棄了這一體現國家秩序的重要政治場合，說明 其病勢無疑相當沉重。那麼這場將四十一歲的武帝擊倒的疾疫又源於何處?我們知道，在 咸甯元年(275年)十一月癸亥至己巳之間，武帝大閱于宣武觀，說明此時武帝的健康狀況 毫無問題。那麼，武帝突然身染重病的唯一可能便與當年十二月在首都洛陽爆發的瘟疫流 行、死者太半的重大災難有關。可以相信，武帝的因病廢朝，應當是感染了這場流行性的 瘟疫。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瘟疫是一種死亡率非常高的傳染性疾病，武帝雖然貴為帝王 之尊，也未必能夠逃脫這場災難，甚至一度傳出了“不豫”的消息；大約到了咸寧二年三 四月間，武帝的病勢才逐漸好轉。 　　先是，帝不豫，及瘳，群臣上壽。詔曰：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 休患，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絕之。 　　從以上的感歎中我們可以注意到，這場險些奪去武帝生命的疾疫，同樣在其精神世界 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尚在壯年的武帝一下子看到了死亡的迫近，必須要開始考慮身後 的政治安排。 　　更為糟糕的是，在武帝病重，朝廷處於權力真空期的小半年中，朝野上下圍繞著擁立 齊王攸的一系列的政治活動，讓武帝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權力的不穩。首先需要揭櫫取消元 會這一舉措對於整個帝國的政治輿論所能產生的巨大衝擊。元會不同于普通朝會之處便在 於其參與人數的眾多和影響的廣泛，對於整個帝國的政治秩序有著重大象徵意義。根據西 晉的制度，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兩次朝會分別安排在冬至與元旦，但“冬至小會，其儀尚亞 於歲旦”。按照《咸寧儀注》的記載，元旦元會的主要參與者是在京的六百石以上官員、 各諸侯王、各州郡奉使上計的計吏、各藩屬國、少數民族首領的使者，元會分為晨賀、晝 會兩個部分，參與人數可達上萬之眾，在元會過程中進行的委贄、上壽、宴饗、歌舞、上 計吏敕戒等一系列儀式，具有確認朝廷君臣秩序、展現中央對於地方的權威、構築四夷來 朝的政治圖景等諸方面的重大意義。更為緊要的是，由於元會參與人數眾多，大量前期的 準備工作以及各地上計吏趕赴京城都需要耗費相當的時間，可以推想在上年十二月時各項 準備工作已經全面展開，但武帝卻因病突然取消了元會，這無疑會在準備參與元會的上萬 官吏中引起強烈的疑慮。這一關係到國家體制的重大典禮的突然取消，實際上是將武帝病 危的消息透露給帝國上下所有的官吏，使得皇帝身體狀況這樣絕密的消息不再能夠像往常 那樣被保守在宮闈之中，而成為了整個帝國關注的公共話題。由於武帝在上年十一月時身 體狀況尚稱強健，肯定出席了冬至的小會，短時間內的突然病危，明眼人不難發現武帝病 危與洛陽大疫之間的關係。由於古人對於瘟疫這一疾病普遍抱有強烈的恐懼心理，可以想 像皇帝病危與洛陽大疫這兩條爆炸性的消息通過各州郡上計吏的返回，迅速在整個帝國悄 悄地流傳開來，將對人們的心理產生何等的衝擊，從而使帝國上下彌漫著恐慌與緊張不安 的情緒。在此背景下，身處於權力中樞的官員開始秘密地討論武帝身後事的安排，其實並 不能算是一個太過分的舉動。 　　武帝病危期間，侍於其旁、參醫藥的是賈充、荀勖、齊王攸三人，可以說在武帝病重 的小半年中，這三人組成了西晉政治的權力核心。一旦武帝有所不測，將由這三人全權處 置後事，控制朝政。由於太子司馬衷的愚魯早已是朝野普遍憂慮的問題，在武帝病危、朝 政不穩的情況下，繼承人問題再次浮現出來，成為朝臣們關注的焦點。與以往所不同的是 ，過去傾向于支持武帝立場的重臣賈充此次也表現出了猶豫，對夏侯和支持齊王攸的勸說 不置可否。作為一名具有豐富政治經驗的老臣，賈充充分瞭解幾個月的權力真空背後所蘊 藏的危險性以及太子的難堪大任。在全國上下人心惶惶的情況下，一旦武帝身故，以太子 愚魯的資質，能否順利地登上帝位，擔負政治重任，實在是一個巨大的疑問。因此，其選 擇了沉默，以觀察形勢的進一步發展。夏侯和身為河南尹，負責洛陽地區的行政與治安， 在這樣關鍵的政治時刻，地位舉足輕重，其向賈充公開暗示對於齊王攸的支持，一方面當 然是要爭取重臣賈充的支援，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支援齊王攸的政治勢力已經積聚了相當的 力量，一旦武帝身故，未必沒有發動宮廷政變奪取政權的可能。處於這一政治漩渦中心的 賈充，其所持的立場對於雙方力量的消長，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素來以擅長觀察政治 形勢著稱的賈充，此時的沉默，並不代表無所作為，恐怕其也需要進一步觀察事態的發展 和雙方政治實力的對比，從而決定自己的政治態度。 　　但武帝幸運地活了下來，並恢復了健康，那麼所有擁立齊王攸的努力只能暫時告一段 落，西晉政治表面上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之中。但可以想見，武帝一旦獲悉在其病危期間， 朝野上下關於擁立齊王攸的種種密謀，心中的震驚與不安會是何等強烈。鐘擺雖然回到了 原地，但齊王攸的威脅已經在武帝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觀察其後幾年武帝一系列 的政治舉措，可以發現武帝政治策略的轉變，司馬炎一改原來政治平衡者的形象，而是利 用皇權的力量重組西晉政治的權力結構，從而保證皇帝的權威不再受到挑戰與威脅，進而 鞏固太子的地位。 　　武帝所進行的第一個步驟便是針對這場密謀的兩個關鍵人物一夏侯和與賈充。武帝解 除了夏侯和河南尹的職務，遷為光祿勳的閒職，接替夏侯和出任河南尹的當是王恂，為王 肅之子，司馬炎之舅，武帝以外戚出任此職，重用親信，鞏固權力的意圖相當明顯。當然 在西晉政治中，夏侯和只是一個小角色，武帝更重要的舉措是解除了在這場風波中首鼠兩 端的賈充的兵權。通過這一系列舉措，武帝在病癒之後，初步完成了人事格局的調整，鞏 固了自己的權力。 　　但接下來更為關鍵的問題是武帝在對功臣和宗室皆產生懷疑之後，如何來建立自己可 以信任的政治班底，輔佐愚魯的太子司馬衷繼位。武帝命王恂接替夏侯和一事其實已經提 示了其中的答案，武帝想要重用的人選是外戚。 　　二 　　 　　武帝病癒之後，外戚楊駿地位的迅速上升是咸寧二年這不起眼的一年中發生的第二件 對於西晉政治影響深遠的事件，標誌著外戚作為宗室、功臣之外的第三股勢力在西晉政治 中的興起。武帝為何要將第三種力量引入西晉政治，其中的關節點在於，晉初功臣、宗室 兩股政治勢力曹魏末期皆已成形，作為一位缺乏政治根基的皇帝，武帝並不能夠如意地駕 馭尾大不掉的功臣與宗室，由於司馬昭一司馬炎一系人丁單薄，司馬炎諸子年幼，深孚眾 望的親弟司馬攸尚是帝位有力的競爭者，因此在帝系一支內部並沒有擔負政治責任，拱衛 皇權的合適人選。因而要達成“強幹”的政治目標，引入外戚勢力是加強皇權的唯一直接 有效的選擇。由於受到咸寧二年病危時朝臣密謀擁立齊王攸事件的刺激，武帝決心改變原 有的政治策略，在功臣與宗室之外，以外戚楊氏為核心培植完全忠於自己的政治班底。 　　必須要指出的是武帝的這一舉措完全改變了魏晉以來的政治傳統，對於兩晉政治格局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曹魏或是汲取東漢外戚專權的政治教訓，“三世立賤”，其後族皆出 身卑微，家族無聞，沒有干預政治的能力。因此，曹魏的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徵是宗室與功 臣的互相制衡。晉初的政治形勢亦是如此。但隨著司馬炎重用外戚楊駿，將其作為第三種 力量引入政壇，打破了這一傳統政治格局，建立了宗室、功臣、外戚三方互相角力的權力 結構。至此以後，外戚作為一種關鍵性的政治力量成為兩晉政治中的一項傳統。 　　在武帝的支持下，楊氏家族在泰始年間便已嶄露頭角，但當時名位尚輕，無法與宗室 、功臣的力量相頡頏，在政治上往往被視為賈充的依附者，但在咸寧二年十二月，以楊駿 受封臨晉侯一事為標誌，外戚楊氏家族的力量在武帝的扶植下迅速崛起。楊駿臨晉侯的冊 封在當時便是一件頗具爭議的政治事件。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為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後父 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 室也。後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也。後父始封而以臨晉為侯，兆於亂矣。”尚書褚契、 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 　　由於楊駿之女楊芷在當年十月被立為皇后，楊駿的冊封應當是在武帝崇重後父的名義 下進行的，但這並沒有避免朝臣的非議。 　　楊駿在魏末官職卑微，事蹟無稱。西晉立國之後，在武帝的庇蔭下，楊駿的官位穩步 上升，但總體而言，在晉初的十二年中楊駿升遷的速度尚屬平穩，但咸寧二年臨晉侯的冊 封，傳遞出武帝想要重用外戚的明確信號，同時也激起了朝臣的不滿。據《晉書》的記載 ，當時的爭議主要圍繞著“臨晉”一名的使用，而武帝之所以封楊駿為臨晉侯，其主要原 因有二：首先，楊駿出自東漢四世三公的弘農楊氏，楊震之孫楊賜曾在漢末受封臨晉侯， 此次武帝恢復楊氏的臨晉舊封，當有崇重弘農楊氏門第，進而抬高楊駿政治地位的目的。 其二，“臨”字有“光大”之義，所謂“臨晉”即是光大晉國。另外一個稍晚的例子是惠 帝羊皇后之父羊玄之被封為興晉侯，從中可以注意到西晉外戚封侯時的命名規律。可知武 帝封楊駿為臨晉侯，本是“古典”與“今典”俱美的嘉名，寄託了武帝對於外戚楊氏家族 的厚望，所謂“兆於亂”之說不知緣何而起。對此筆者只能略作推測，王隱《晉書》曰： 時人竊言，封侯稱臨晉，後必專國，此說無疑與圖讖風謠有關。“臨”字本可轉訓多義， 但究其本義而言，同“監”，引申為統治之義，則臨晉一名可以解釋為統治晉國，異姓受 封為“臨晉”，于國不祥。 　　據此可知，“後父始封而以臨晉為侯，兆於亂矣”一說當是楊駿擅權亂國之後的附會 ，但當時人之所以要將楊駿專擅與臨晉侯的冊封聯繫起來，則透露出一個關鍵的資訊：楊 駿封侯是晉初政治史中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楊氏家族政治勢力急劇膨脹兆源於此。 　　在曹魏政治中，文帝黃初三年(222年)詔書明確規定：“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 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在制度上杜絕了外戚封 侯並進而干政的可能性。楊駿封侯一事對於當時朝野上下的震動效應在於這改變了曹魏以 來形成的政治傳統，使得外戚參政這一絕跡了近一個世紀的現象重新出現。西晉君臣，大 都起自士人家族，其父祖輩與漢末曹魏的政治變化有著密切的關聯，對於東漢外戚秉政的 政治亂象絕無好感。楊駿封侯一事看似平常，實際上關係到了政治傳統的關鍵性轉化，具 有深遠的影響，而深受漢末清議與曹魏政治傳統影響的西晉官僚階層對於外戚參政懷有深 切的惡感，普遍對此加以反對並不足為奇。 　　但武帝在任用楊駿一事上立場堅定，絲毫沒有與朝臣妥協之意，可見其本人將此作為 一項重要的政治舉措來對待，並不願改變將外戚力量引入西晉政治的初衷。在晉初功臣與 宗室兩股政治勢力中，功臣力量淵源于曹魏政治中的人際網路，司馬氏本身便是曹魏功臣 群體中的一員，與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宗室權力則伴隨著魏晉嬗代的政治過程逐步壯 大，司馬師、司馬孚等房支皆有大功於新朝，這兩股力量皆非武帝所能輕易撼動。而從楊 駿的政治履歷中，我們不難發現他與曹魏的政治網路全無瓜葛，在魏晉之際亦默默無聞。 因此楊駿及其家族的權勢與地位完全來自于武帝的賜予，在西晉政治中，楊氏家族並無自 身的根基可言，完全是皇帝私人的依附力量，武帝對其可以指揮自如，並可借此來制衡功 臣、宗室兩股力量，楊氏家族地位的上升是武帝強幹弱支，確立皇帝威望的重要舉措。在 武帝看來，楊駿雖屬妻族，但在政治上要比對其權力構成威脅的宗室力量更為親近可靠， 可以作為帝系力量的重要補充。因此，此舉雖然廣受朝臣非議，但武帝卻要運用皇帝的權 威將其貫徹到底，不僅是楊駿，其弟楊珧、楊濟一併得到重用，在武帝后期勢傾天下，有 “三楊”之號。在武帝的支持下，外戚楊氏迅速成長為西晉政治中不可小覷的一股新興勢 力。 　　三 　　 　　為了更好地說明楊駿一支在西晉政治中勢力的形成過程，首先對弘農楊氏楊駿一支在 魏晉時代的發展略加考釋。由於在《晉書》的相關傳記中僅雲楊駿為弘農華陰人，並未明 確說明楊駿一支與東漢名望極高的楊震一族的世系關係，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只能對此志 之存疑，推斷楊駿一支是弘農楊氏的別支。但隨著楊駿本人墓誌的發現，我們已經能夠較 好地解決這一疑問。該志出土于洛陽，原高50釐米，寬53釐米，已殘，但殘存的文字中依 然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資訊。其中尤以“(上缺)諱敷，大父東萊太守蓩亭侯諱(下缺)”一 句最為關鍵，揭示了楊駿家族的世系源流，據《後漢書‧楊震傳》可知楊震少子楊奉一支 的世系： 　　(楊)震少子奉，奉子敷，……敷早卒，子眾，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 …建安二年，追前功封蓩亭侯。 　　兩相比勘之後可知，《後漢書》中楊敷－楊眾一支的世系與墓誌所載契合，可知楊駿 乃是後漢蓩亭侯楊眾的孫子，楊震的五世孫。據此我們可以排定楊駿一支在弘農楊氏中的 位置如下： 　　楊震→楊奉→楊敷→楊眾→不明→楊炳　字文宗→楊超 　　→楊駿 　　→楊珧 　　→楊濟 　　至此楊駿一支的世系關係已經可以確定，楊駿出自天下名門的華貴身份無可懷疑。但 從其日常行事而言，楊駿一支的門風與弘農楊氏以經學傳家的傳統已有相當距離。楊駿出 自天下名族，卻被目為“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素無美望”，可知其本人並沒有 繼承弘農楊氏的家族聲望。更不可思議的是作為兩漢著名經學世家的子弟，楊駿卻“圊于 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逾年而改元，議者鹹以為違《春秋》逾年書即位之義”。這種 數典忘祖的錯誤，表明家族的經學傳統在楊駿手中已經淪失。而楊駿之弟楊濟曆位鎮南、 征北將軍，以武藝號為稱職，所從四百人皆秦中壯士，就行事而言，更加趨近於地方豪強 。總而言之，楊駿一支除了尚帶有弘農楊氏的光環之外，其行事與其先祖楊震相去甚遠。 　　如果我們將楊駿一支與魏晉時期活躍的弘農楊氏楊彪一支作一比較，更可注意到兩個 房支之間的不同風貌。楊彪、楊修父子是建安時代著名的文臣，但由於楊彪忠於漢室，楊 修又被曹操藉故誅殺，因此楊彪一支在曹魏政治中地位不顯，但是這一支在魏晉時代依然 保持了一流文化大族的影響力與弘農楊氏家族清廉簡樸的門風。楊修之子楊囂、楊囂之子 楊准皆有名于晉代。楊囂，泰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武帝成寧四年(278年 )特地下詔表彰他的清廉：“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 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可知楊囂與先祖楊震一 樣，素有廉潔之名。楊准更是晉初的名士，與山簡、嵇紹、劉謨齊名，並與裴頠、樂廣等 清談名家關係密切，其二子皆有名士之稱。可知楊彪一支雖然在魏晉時期仕途不算十分暢 達，但其家族門風依然得以保持，並在楊準時順應時代風氣的變化，完成了家風“由儒入 玄”的轉變，在晉初士人交往圈中依然能夠佔據顯要的位置，維持家族聲望保持不墜。 　　而楊駿一支自建安二年(197年)楊眾受封蓩亭侯後，在整個三國時代默默無聞，至晉 初借助外戚身份複起之後，家族風貌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在此期間，幾乎沒有關於 楊駿一支的任何記載，我們很難確切地知道這一轉變背後的實際情況。但是筆者傾向于認 為楊駿一支在曹魏時期由於在政治發展上的挫折，出現了一個重新地方化、土豪化的過程 ，從而導致了家族風氣的轉變，以下通過勾輯楊駿一支零散的仕宦、通婚記錄情況對此略 作闡釋。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楊文宗“為魏通事郎，襲封蓩亭侯”這一記載。從“襲封”一詞中 可以推知，漢末楊眾蓩亭侯之封在曹魏時代依舊得以保留，這應當是曹魏出於表彰先代名 臣、邀覽人心的政治需要特意保留的，那麼楊駿一支其實並沒有完全被排除出曹魏政治。 即使沒有《楊駿殘志》的出土，僅僅根據蓩亭侯的襲封我們應當也能推斷出楊駿與楊眾的 關係，只是在過去的研究中對於這一細節未能注意。關於楊駿一支的婚姻網路，我們現在 所能知道的有，楊文宗前妻天水趙氏、後妻段氏；楊駿妻龐氏，外甥段廣、張邵、李斌， 姑子蒯欽，姨弟武茂，其中張邵、李斌、武茂三人的家族身世較為清楚。張邵之祖張承、 張承兄張范，河內人，在漢末頗有名，張范祖張歆為漢司徒，父張延為漢太尉，袁隗欲以 女妻張范，為其婉拒，可知河內張氏是兩漢舊族。李斌之父李翼，因參與其兄李豐謀劃反 對司馬師的計畫而被殺，李豐之父李義在漢末為衛尉。武茂之父武周為魏衛尉。從以上情 況可知，楊駿一支在曹魏時依然與一些官宦名族保持著通婚關係，但與其通婚的三個家族 都不是曹魏政治網路中的核心家族。綜合以上的情況，我們可以推斷楊駿一支在曹魏政治 中應當有仕宦的經歷，但處於相當邊緣的地位，並無實際政治影響，因此為史文未載其事 蹟。 　　與楊駿一支通婚的另四個家族，趙氏出自天水，龐氏大約出自太原，段氏、蒯氏，情 況不明，筆者推斷與楊駿家族聯姻這幾個家族可能都是地方豪族，特別是趙氏、段氏皆是 關中大姓，楊駿一支與這兩族的通婚，當是反映了其在關中地區的鄉里影響與婚姻網路。 以下這段材料可以為這一推論提供一個旁證： 　　(張輔)初補藍田令，不為豪強所屈。時強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 也，故僮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 之。 　　這段史料展現了藍田地方豪強勢力專橫鄉里的場景，其中的趙浚便是武元楊皇后之舅 ，華陰與藍田相距不遠，楊氏與趙氏的通婚關係體現了地方豪族鄉里的婚姻網路。此外， 當賈後發動政變時，楊濟“所從四百余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根據這段 記載可以知道，這出自關中的四百精兵于楊濟具有私兵的性質，很可能是由其鄉里故舊組 成，可見楊駿一支在關中具有相當的地方勢力。 　　依據這些零散的材料所拼接起來的圖景皆在暗示我們楊駿一支所具有的地方豪強色彩 。而漢末弘農楊氏家族以清廉自守、經學傳家聞名，並未有經營鄉里勢力的記載，此時楊 駿一支所具有的豪強氣質與鄉里勢力應當源于其在曹魏時代對地方的經營，而與趙氏、段 氏的通婚或許體現了這一與地方勢力結合、成長的過程。因此，筆者傾向于認為楊駿一支 是曹魏政治中的一個邊緣家族，因此轉而側重於對於鄉里網路的經營，並在此過程中完成 了家族風氣的轉變，成為關中地區頗具勢力的豪強大族。 　　根據以上的考述，可知楊駿雖然頭頂著弘農楊氏的政治光環，但其行事、家鳳與先祖 截然不同，完全不可等而視之。這一房支長期處於曹魏政治網路中的邊緣地位，對於主要 是由曹魏貴戚子弟構成的西晉官僚階層而言，楊駿的崛起代表的是一種異質性的政治力量 ，加之楊駿本人粗鄙無文，根本無法融入當時名士清談交遊、由儒人玄的社會文化風尚之 中，晉初官僚名士對他的排斥與鄙夷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楊駿顯貴之後，曾試圖將女兒 嫁給名士的領袖王衍，王衍恥之，陽狂以求自免；又欲嫁女于鄭默之子，亦被拒絕；後雖 得以與河東裴氏聯姻，將女兒嫁給了裴楷之子，但是裴楷素輕視楊駿，與之不平。 　　因此，以往的研究將晉武帝與楊氏的聯姻視為儒家大族之間通婚的看法有欠周備。楊 駿一支在魏晉之際並無太高政治地位與社會聲望，亦與玄學清談的文化主流格格不入，但 憑外戚的身份而因緣際會，登上歷史舞臺，不過是皇權的依附力量而已。將外戚楊氏作為 一股異質的力量引入西晉政治展現了武帝擴張皇權的高明手段，通過一系列的政治運作， 武帝成功地將西晉的政治格局從曹魏時期的宗室、功臣分立改造成外戚、宗室、功臣三足 鼎立，並在這一過程中擴張了皇權的力量，鞏固了自己的政治權威。但在這一過程中，武 帝非但沒有消除司馬氏集團中原來隱藏的種種矛盾，反而通過異質力量的引入，使得西晉 的政治格局更趨複雜，各種勢力盤根錯節，互相角力。這些矛盾通過晉初一系列政治事件 的醞釀發酵，日趨激化，埋下了西晉短促而亡的禍根。 　　表面上看起來平淡無奇的咸寧二年，實際上正處在了風暴眼的中心，武帝的意外病危 與外戚楊氏家族的崛起這兩件看似毫無關聯的政治事件，其背後卻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 武帝病危期間朝臣擁立齊王攸的密謀，激化了其與齊王攸之間的矛盾。武帝在咸寧二年之 後一系列政治舉措：咸甯三年調整諸侯王的分封，咸寧四年關於是否允許齊王攸為羊太后 服子服的爭論，皆反映出武帝對於齊王攸猜忌日深，處處壓抑，直至太康三年(282年)， 武帝憑藉著伐吳成功獲得的權威，不顧朝臣的反對，強令齊王攸歸國，最終逼迫齊王攸於 次年抑鬱而終，引發了嚴重的政治危機，而咸寧二年正是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矛盾發酵激 化的起點。而另一方面，武帝為鞏固皇權重用外戚楊氏，寄以腹心之任，但正是由於楊駿 在武帝身後的專擅，激化了統治階層內部的矛盾，直接導致了八王之亂的爆發，成為西晉 滅亡的直接誘因。因此，咸寧二年發生的擁立齊王攸的密謀與外戚楊氏的崛起這兩個互相 關聯的事件對於西晉政局的演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之後的一系列政治風暴皆在這一年平 靜的表面之下暗自醞釀。將這一年視為武帝一朝甚至整個西晉政治的轉捩點，有助於我們 從歷史發展本身的脈絡出發，把握西晉政治演變的軌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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