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PO 希望对问题有帮助。 另外依照安田二郎与仇鹿鸣的推论，司马攸其实很早就野心勃勃想当王世子或皇太弟， 因此在司马昭生前(265年过世，当时司马攸20岁)，就拉拢司马昭的亲信爪牙石苞、陈骞 等，试图取代老哥司马炎的世子之位，幸好司马炎获得老心腹贾充、裴秀，以及朝廷威望 的山涛、何曾等人大力支持(其实贾充是否挺司马炎颇存疑，因为贾女嫁给司马攸的时间 不明)，才保住继承人的位置，因此司马炎早就对"性急"兼才高的弟弟感到芒刺在背， 毕竟当时士族领袖的传承经常是优先传给才德和官位最高者，嫡长原则相对排後，所以 司马懿取代大哥司马朗的继承人司马望(司马孚过继给大哥司马朗的继子)，成为司马氏 领袖；陆逊取代主家陆绩这一支而成陆氏家主，也是因陆逊当到荆州刺史兼孙策女婿； 再如袁绍超越嫡出的袁术，则是自己的才德人望太过强大导致。 我个人再小小猜测一下，司马昭自己应该是倾向传给长子司马炎较好，主要是司马炎比 司马攸大10岁，心性成熟(老成？老奸巨猾？)且接班团队较熟，相比司马攸"性急"的 评价，含有度量小、急躁不成熟的意思[ex江夏黄祖"性急"，遂杀弥衡]，因此司马昭 应该不乐见司马攸20岁年少，就继承自己死後的"大业"。 ----------------------- 作者: age317 (望断天涯) 看板: SAN 标题: [转贴]咸甯二年(276)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仇鹿鸣 时间: Sat Apr 9 00:28:21 2011 咸甯二年(276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作者：仇鹿鸣 (2008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现为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助理) 引自网路原文http://historyhome.5d6d.com/archiver/tid-642.html (简体转繁体必有文字错误，请读者见谅) 西晋武帝司马炎在位共二十五年，在以《晋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论述中，一般以太康 元年(280年)平昊为界，将晋武帝时代的政治划分为前後两段。在前一个时段中，武帝可 以算是励精图治的君主，一举完成了统一大业。但在平吴之後，陶醉在胜利喜悦中的武帝 失却了敦勉勤政的政治态度，却在太子废立的问题上犯下了严重失策，《晋书》最後总结 道，“中朝之乱，实始於斯”，将西晋的短促而亡归因於武帝晚年的失政。 　　《晋书》的这一叙事对於後世史家影响颇大，延及於今。但是站在史料批判的立场上 ，我们首先需要注意到《晋书》这一表述背後唐人观念的影响。《晋书》成于唐初，唐太 宗素来重视历史对於现实政治的诫鉴作用，而《晋书‧武帝纪》的“论赞”部分更是出自 于李世民的亲笔，我们有理由相信《晋书‧武帝纪》最後部分对於武帝一生的总结包含有 唐人意识形态的成分。李世民一生经历过两次嫡庶之争，第一次是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 ，登上帝位，第二次则是贞观後期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的储位之争。晋武帝在太子废立 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在唐初则具有当代史的特定意义，因此李世民在《晋书‧武帝纪》的“ 论赞”中对晋武帝晚年失政所作的强烈批评，“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 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向唐初的政治现实，蕴有为自 己的政治举措辩护之意。明晰了这一时代背景，我们有必要更加审慎地对待《晋书》对武 帝一朝政治特徵的评论。特别是日本学者安田二郎考辨《晋书》“武帝好色”的记载，指 出“武帝采女”之事实际上发生於泰始九年，存在着扩张外戚群体，巩固权力的政治目的 ，与所谓的太康失政并无关联。在此情形下，我们更应该对以平吴为界划分武帝一朝政治 的传统观点加以批判性的反思。 　　如果一定要在武帝一朝政治变化的历史脉络中寻找一个时间节点的话，笔者更加倾向 于将咸宁二年(276年)视为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尽管从表面上看来，这一年并无重 大的政治事件发生，是历史长河中毫不引人注目的平淡之年。但若以此划线，我们可以注 意到此年前後，晋武帝一朝的政治特徵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 　　 　　晋武帝虽然有开国之君的名义，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守成之主，其能完成魏晋嬗代之业 不过上承父祖遗烈，下赖宗室、功臣势力的翼戴，其本人并无自己的政治根基。因此在晋 初十余年中，面对功臣、宗室两股既成势力，武帝基本上延用了司马昭的政治班底，维护 功臣、宗室的既得利益，更多地在朝廷的政治纷争中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而不是一个 强有力的决定者，其与齐王攸之间表面上也相安无事。但在咸宁二年之後，局势发生了明 显的改观，晋武帝转变为一个积极的政治介入者，通过将外戚势力引入政治，主导了西晋 政治格局的变革。从咸宁二年开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政治举措，打压朝中倾向于 齐王攸的政治力量，随着太康四年(283年)齐王攸的抑郁而死，武帝彻底摆脱了宗室、功 臣势力的掣肘，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成对西晋政治格局的改造。而太康元年平吴的胜利 ，则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改变了武帝功业不足的一贯形象，使其具有成为一个强势帝 王的政治资本。如果说，咸宁二年之前的武帝只是西晋政治中的平衡者的话，那麽在此之 後武帝逐渐转变为西晋政治的决定者。 　　晋武帝政治姿态“由守转攻”的变化，便起源於这并不起眼的咸宁二年。咸宁二年的 开端便预示着这并不是一个吉利的年份，“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首先需要指出的 是正月元旦的元会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朝会，象徵着国家的礼仪秩序的建立与君臣关系的 确认，武帝因病取消了咸宁二年的元会，放弃了这一体现国家秩序的重要政治场合，说明 其病势无疑相当沉重。那麽这场将四十一岁的武帝击倒的疾疫又源於何处?我们知道，在 咸甯元年(275年)十一月癸亥至己巳之间，武帝大阅于宣武观，说明此时武帝的健康状况 毫无问题。那麽，武帝突然身染重病的唯一可能便与当年十二月在首都洛阳爆发的瘟疫流 行、死者太半的重大灾难有关。可以相信，武帝的因病废朝，应当是感染了这场流行性的 瘟疫。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瘟疫是一种死亡率非常高的传染性疾病，武帝虽然贵为帝王 之尊，也未必能够逃脱这场灾难，甚至一度传出了“不豫”的消息；大约到了咸宁二年三 四月间，武帝的病势才逐渐好转。 　　先是，帝不豫，及瘳，群臣上寿。诏曰：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岂以一身之 休患，忘百姓之艰邪?诸上礼者皆绝之。 　　从以上的感叹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场险些夺去武帝生命的疾疫，同样在其精神世界 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尚在壮年的武帝一下子看到了死亡的迫近，必须要开始考虑身後 的政治安排。 　　更为糟糕的是，在武帝病重，朝廷处於权力真空期的小半年中，朝野上下围绕着拥立 齐王攸的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让武帝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权力的不稳。首先需要揭櫫取消元 会这一举措对於整个帝国的政治舆论所能产生的巨大冲击。元会不同于普通朝会之处便在 於其参与人数的众多和影响的广泛，对於整个帝国的政治秩序有着重大象徵意义。根据西 晋的制度，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两次朝会分别安排在冬至与元旦，但“冬至小会，其仪尚亚 於岁旦”。按照《咸宁仪注》的记载，元旦元会的主要参与者是在京的六百石以上官员、 各诸侯王、各州郡奉使上计的计吏、各藩属国、少数民族首领的使者，元会分为晨贺、昼 会两个部分，参与人数可达上万之众，在元会过程中进行的委贽、上寿、宴飨、歌舞、上 计吏敕戒等一系列仪式，具有确认朝廷君臣秩序、展现中央对於地方的权威、构筑四夷来 朝的政治图景等诸方面的重大意义。更为紧要的是，由於元会参与人数众多，大量前期的 准备工作以及各地上计吏赶赴京城都需要耗费相当的时间，可以推想在上年十二月时各项 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但武帝却因病突然取消了元会，这无疑会在准备参与元会的上万 官吏中引起强烈的疑虑。这一关系到国家体制的重大典礼的突然取消，实际上是将武帝病 危的消息透露给帝国上下所有的官吏，使得皇帝身体状况这样绝密的消息不再能够像往常 那样被保守在宫闱之中，而成为了整个帝国关注的公共话题。由於武帝在上年十一月时身 体状况尚称强健，肯定出席了冬至的小会，短时间内的突然病危，明眼人不难发现武帝病 危与洛阳大疫之间的关系。由於古人对於瘟疫这一疾病普遍抱有强烈的恐惧心理，可以想 像皇帝病危与洛阳大疫这两条爆炸性的消息通过各州郡上计吏的返回，迅速在整个帝国悄 悄地流传开来，将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何等的冲击，从而使帝国上下弥漫着恐慌与紧张不安 的情绪。在此背景下，身处於权力中枢的官员开始秘密地讨论武帝身後事的安排，其实并 不能算是一个太过分的举动。 　　武帝病危期间，侍於其旁、参医药的是贾充、荀勖、齐王攸三人，可以说在武帝病重 的小半年中，这三人组成了西晋政治的权力核心。一旦武帝有所不测，将由这三人全权处 置後事，控制朝政。由於太子司马衷的愚鲁早已是朝野普遍忧虑的问题，在武帝病危、朝 政不稳的情况下，继承人问题再次浮现出来，成为朝臣们关注的焦点。与以往所不同的是 ，过去倾向于支持武帝立场的重臣贾充此次也表现出了犹豫，对夏侯和支持齐王攸的劝说 不置可否。作为一名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老臣，贾充充分了解几个月的权力真空背後所蕴 藏的危险性以及太子的难堪大任。在全国上下人心惶惶的情况下，一旦武帝身故，以太子 愚鲁的资质，能否顺利地登上帝位，担负政治重任，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因此，其选 择了沉默，以观察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夏侯和身为河南尹，负责洛阳地区的行政与治安， 在这样关键的政治时刻，地位举足轻重，其向贾充公开暗示对於齐王攸的支持，一方面当 然是要争取重臣贾充的支援，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支援齐王攸的政治势力已经积聚了相当的 力量，一旦武帝身故，未必没有发动宫廷政变夺取政权的可能。处於这一政治漩涡中心的 贾充，其所持的立场对於双方力量的消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素来以擅长观察政治 形势着称的贾充，此时的沉默，并不代表无所作为，恐怕其也需要进一步观察事态的发展 和双方政治实力的对比，从而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 　　但武帝幸运地活了下来，并恢复了健康，那麽所有拥立齐王攸的努力只能暂时告一段 落，西晋政治表面上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之中。但可以想见，武帝一旦获悉在其病危期间， 朝野上下关於拥立齐王攸的种种密谋，心中的震惊与不安会是何等强烈。钟摆虽然回到了 原地，但齐王攸的威胁已经在武帝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观察其後几年武帝一系列 的政治举措，可以发现武帝政治策略的转变，司马炎一改原来政治平衡者的形象，而是利 用皇权的力量重组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从而保证皇帝的权威不再受到挑战与威胁，进而 巩固太子的地位。 　　武帝所进行的第一个步骤便是针对这场密谋的两个关键人物一夏侯和与贾充。武帝解 除了夏侯和河南尹的职务，迁为光禄勳的闲职，接替夏侯和出任河南尹的当是王恂，为王 肃之子，司马炎之舅，武帝以外戚出任此职，重用亲信，巩固权力的意图相当明显。当然 在西晋政治中，夏侯和只是一个小角色，武帝更重要的举措是解除了在这场风波中首鼠两 端的贾充的兵权。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武帝在病癒之後，初步完成了人事格局的调整，巩 固了自己的权力。 　　但接下来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武帝在对功臣和宗室皆产生怀疑之後，如何来建立自己可 以信任的政治班底，辅佐愚鲁的太子司马衷继位。武帝命王恂接替夏侯和一事其实已经提 示了其中的答案，武帝想要重用的人选是外戚。 　　二 　　 　　武帝病癒之後，外戚杨骏地位的迅速上升是咸宁二年这不起眼的一年中发生的第二件 对於西晋政治影响深远的事件，标志着外戚作为宗室、功臣之外的第三股势力在西晋政治 中的兴起。武帝为何要将第三种力量引入西晋政治，其中的关节点在於，晋初功臣、宗室 两股政治势力曹魏末期皆已成形，作为一位缺乏政治根基的皇帝，武帝并不能够如意地驾 驭尾大不掉的功臣与宗室，由於司马昭一司马炎一系人丁单薄，司马炎诸子年幼，深孚众 望的亲弟司马攸尚是帝位有力的竞争者，因此在帝系一支内部并没有担负政治责任，拱卫 皇权的合适人选。因而要达成“强干”的政治目标，引入外戚势力是加强皇权的唯一直接 有效的选择。由於受到咸宁二年病危时朝臣密谋拥立齐王攸事件的刺激，武帝决心改变原 有的政治策略，在功臣与宗室之外，以外戚杨氏为核心培植完全忠於自己的政治班底。 　　必须要指出的是武帝的这一举措完全改变了魏晋以来的政治传统，对於两晋政治格局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曹魏或是汲取东汉外戚专权的政治教训，“三世立贱”，其後族皆出 身卑微，家族无闻，没有干预政治的能力。因此，曹魏的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徵是宗室与功 臣的互相制衡。晋初的政治形势亦是如此。但随着司马炎重用外戚杨骏，将其作为第三种 力量引入政坛，打破了这一传统政治格局，建立了宗室、功臣、外戚三方互相角力的权力 结构。至此以後，外戚作为一种关键性的政治力量成为两晋政治中的一项传统。 　　在武帝的支持下，杨氏家族在泰始年间便已崭露头角，但当时名位尚轻，无法与宗室 、功臣的力量相颉颃，在政治上往往被视为贾充的依附者，但在咸宁二年十二月，以杨骏 受封临晋侯一事为标志，外戚杨氏家族的力量在武帝的扶植下迅速崛起。杨骏临晋侯的册 封在当时便是一件颇具争议的政治事件。 　　杨骏，字文长，弘农华阴人也。少以王官为高陆令，骁骑、镇军二府司马。後以後父 超居重位，自镇军将军迁车骑将军，封临晋侯。识者议之曰：“夫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 室也。後妃，所以供粢盛，弘内教也。後父始封而以临晋为侯，兆於乱矣。”尚书褚契、 郭奕并表骏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从。 　　由於杨骏之女杨芷在当年十月被立为皇后，杨骏的册封应当是在武帝崇重後父的名义 下进行的，但这并没有避免朝臣的非议。 　　杨骏在魏末官职卑微，事蹟无称。西晋立国之後，在武帝的庇荫下，杨骏的官位稳步 上升，但总体而言，在晋初的十二年中杨骏升迁的速度尚属平稳，但咸宁二年临晋侯的册 封，传递出武帝想要重用外戚的明确信号，同时也激起了朝臣的不满。据《晋书》的记载 ，当时的争议主要围绕着“临晋”一名的使用，而武帝之所以封杨骏为临晋侯，其主要原 因有二：首先，杨骏出自东汉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杨震之孙杨赐曾在汉末受封临晋侯， 此次武帝恢复杨氏的临晋旧封，当有崇重弘农杨氏门第，进而抬高杨骏政治地位的目的。 其二，“临”字有“光大”之义，所谓“临晋”即是光大晋国。另外一个稍晚的例子是惠 帝羊皇后之父羊玄之被封为兴晋侯，从中可以注意到西晋外戚封侯时的命名规律。可知武 帝封杨骏为临晋侯，本是“古典”与“今典”俱美的嘉名，寄托了武帝对於外戚杨氏家族 的厚望，所谓“兆於乱”之说不知缘何而起。对此笔者只能略作推测，王隐《晋书》曰： 时人窃言，封侯称临晋，後必专国，此说无疑与图谶风谣有关。“临”字本可转训多义， 但究其本义而言，同“监”，引申为统治之义，则临晋一名可以解释为统治晋国，异姓受 封为“临晋”，于国不祥。 　　据此可知，“後父始封而以临晋为侯，兆於乱矣”一说当是杨骏擅权乱国之後的附会 ，但当时人之所以要将杨骏专擅与临晋侯的册封联系起来，则透露出一个关键的资讯：杨 骏封侯是晋初政治史中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杨氏家族政治势力急剧膨胀兆源於此。 　　在曹魏政治中，文帝黄初三年(222年)诏书明确规定：“後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 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後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在制度上杜绝了外戚封 侯并进而干政的可能性。杨骏封侯一事对於当时朝野上下的震动效应在於这改变了曹魏以 来形成的政治传统，使得外戚参政这一绝迹了近一个世纪的现象重新出现。西晋君臣，大 都起自士人家族，其父祖辈与汉末曹魏的政治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对於东汉外戚秉政的 政治乱象绝无好感。杨骏封侯一事看似平常，实际上关系到了政治传统的关键性转化，具 有深远的影响，而深受汉末清议与曹魏政治传统影响的西晋官僚阶层对於外戚参政怀有深 切的恶感，普遍对此加以反对并不足为奇。 　　但武帝在任用杨骏一事上立场坚定，丝毫没有与朝臣妥协之意，可见其本人将此作为 一项重要的政治举措来对待，并不愿改变将外戚力量引入西晋政治的初衷。在晋初功臣与 宗室两股政治势力中，功臣力量渊源于曹魏政治中的人际网路，司马氏本身便是曹魏功臣 群体中的一员，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宗室权力则伴随着魏晋嬗代的政治过程逐步壮 大，司马师、司马孚等房支皆有大功於新朝，这两股力量皆非武帝所能轻易撼动。而从杨 骏的政治履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与曹魏的政治网路全无瓜葛，在魏晋之际亦默默无闻。 因此杨骏及其家族的权势与地位完全来自于武帝的赐予，在西晋政治中，杨氏家族并无自 身的根基可言，完全是皇帝私人的依附力量，武帝对其可以指挥自如，并可借此来制衡功 臣、宗室两股力量，杨氏家族地位的上升是武帝强干弱支，确立皇帝威望的重要举措。在 武帝看来，杨骏虽属妻族，但在政治上要比对其权力构成威胁的宗室力量更为亲近可靠， 可以作为帝系力量的重要补充。因此，此举虽然广受朝臣非议，但武帝却要运用皇帝的权 威将其贯彻到底，不仅是杨骏，其弟杨珧、杨济一并得到重用，在武帝后期势倾天下，有 “三杨”之号。在武帝的支持下，外戚杨氏迅速成长为西晋政治中不可小觑的一股新兴势 力。 　　三 　　 　　为了更好地说明杨骏一支在西晋政治中势力的形成过程，首先对弘农杨氏杨骏一支在 魏晋时代的发展略加考释。由於在《晋书》的相关传记中仅云杨骏为弘农华阴人，并未明 确说明杨骏一支与东汉名望极高的杨震一族的世系关系，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只能对此志 之存疑，推断杨骏一支是弘农杨氏的别支。但随着杨骏本人墓志的发现，我们已经能够较 好地解决这一疑问。该志出土于洛阳，原高50厘米，宽53厘米，已残，但残存的文字中依 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讯。其中尤以“(上缺)讳敷，大父东莱太守蓩亭侯讳(下缺)”一 句最为关键，揭示了杨骏家族的世系源流，据《後汉书‧杨震传》可知杨震少子杨奉一支 的世系： 　　(杨)震少子奉，奉子敷，……敷早卒，子众，亦传先业，以谒者仆射从献帝入关，… …建安二年，追前功封蓩亭侯。 　　两相比勘之後可知，《後汉书》中杨敷－杨众一支的世系与墓志所载契合，可知杨骏 乃是後汉蓩亭侯杨众的孙子，杨震的五世孙。据此我们可以排定杨骏一支在弘农杨氏中的 位置如下： 　　杨震→杨奉→杨敷→杨众→不明→杨炳　字文宗→杨超 　　→杨骏 　　→杨珧 　　→杨济 　　至此杨骏一支的世系关系已经可以确定，杨骏出自天下名门的华贵身份无可怀疑。但 从其日常行事而言，杨骏一支的门风与弘农杨氏以经学传家的传统已有相当距离。杨骏出 自天下名族，却被目为“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素无美望”，可知其本人并没有 继承弘农杨氏的家族声望。更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两汉着名经学世家的子弟，杨骏却“圊于 古义，动违旧典，武帝崩未逾年而改元，议者咸以为违《春秋》逾年书即位之义”。这种 数典忘祖的错误，表明家族的经学传统在杨骏手中已经沦失。而杨骏之弟杨济历位镇南、 征北将军，以武艺号为称职，所从四百人皆秦中壮士，就行事而言，更加趋近於地方豪强 。总而言之，杨骏一支除了尚带有弘农杨氏的光环之外，其行事与其先祖杨震相去甚远。 　　如果我们将杨骏一支与魏晋时期活跃的弘农杨氏杨彪一支作一比较，更可注意到两个 房支之间的不同风貌。杨彪、杨修父子是建安时代着名的文臣，但由於杨彪忠於汉室，杨 修又被曹操藉故诛杀，因此杨彪一支在曹魏政治中地位不显，但是这一支在魏晋时代依然 保持了一流文化大族的影响力与弘农杨氏家族清廉简朴的门风。杨修之子杨嚣、杨嚣之子 杨准皆有名于晋代。杨嚣，泰始初为典军将军，受心膂之任，早卒。武帝成宁四年(278年 )特地下诏表彰他的清廉：“故司空王基、卫将军卢钦、领典军将军杨嚣，并素清贫，身 没之後，居无私积。顷者饥馑，闻其家大匮，其各赐谷三百斛”。可知杨嚣与先祖杨震一 样，素有廉洁之名。杨准更是晋初的名士，与山简、嵇绍、刘谟齐名，并与裴頠、乐广等 清谈名家关系密切，其二子皆有名士之称。可知杨彪一支虽然在魏晋时期仕途不算十分畅 达，但其家族门风依然得以保持，并在杨准时顺应时代风气的变化，完成了家风“由儒入 玄”的转变，在晋初士人交往圈中依然能够占据显要的位置，维持家族声望保持不坠。 　　而杨骏一支自建安二年(197年)杨众受封蓩亭侯後，在整个三国时代默默无闻，至晋 初借助外戚身份复起之後，家族风貌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於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关於 杨骏一支的任何记载，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这一转变背後的实际情况。但是笔者倾向于认 为杨骏一支在曹魏时期由於在政治发展上的挫折，出现了一个重新地方化、土豪化的过程 ，从而导致了家族风气的转变，以下通过勾辑杨骏一支零散的仕宦、通婚记录情况对此略 作阐释。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杨文宗“为魏通事郎，袭封蓩亭侯”这一记载。从“袭封”一词中 可以推知，汉末杨众蓩亭侯之封在曹魏时代依旧得以保留，这应当是曹魏出於表彰先代名 臣、邀览人心的政治需要特意保留的，那麽杨骏一支其实并没有完全被排除出曹魏政治。 即使没有《杨骏残志》的出土，仅仅根据蓩亭侯的袭封我们应当也能推断出杨骏与杨众的 关系，只是在过去的研究中对於这一细节未能注意。关於杨骏一支的婚姻网路，我们现在 所能知道的有，杨文宗前妻天水赵氏、後妻段氏；杨骏妻庞氏，外甥段广、张邵、李斌， 姑子蒯钦，姨弟武茂，其中张邵、李斌、武茂三人的家族身世较为清楚。张邵之祖张承、 张承兄张范，河内人，在汉末颇有名，张范祖张歆为汉司徒，父张延为汉太尉，袁隗欲以 女妻张范，为其婉拒，可知河内张氏是两汉旧族。李斌之父李翼，因参与其兄李丰谋划反 对司马师的计画而被杀，李丰之父李义在汉末为卫尉。武茂之父武周为魏卫尉。从以上情 况可知，杨骏一支在曹魏时依然与一些官宦名族保持着通婚关系，但与其通婚的三个家族 都不是曹魏政治网路中的核心家族。综合以上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杨骏一支在曹魏政治 中应当有仕宦的经历，但处於相当边缘的地位，并无实际政治影响，因此为史文未载其事 蹟。 　　与杨骏一支通婚的另四个家族，赵氏出自天水，庞氏大约出自太原，段氏、蒯氏，情 况不明，笔者推断与杨骏家族联姻这几个家族可能都是地方豪族，特别是赵氏、段氏皆是 关中大姓，杨骏一支与这两族的通婚，当是反映了其在关中地区的乡里影响与婚姻网路。 以下这段材料可以为这一推论提供一个旁证： 　　(张辅)初补蓝田令，不为豪强所屈。时强弩将军庞宗，西州大姓，护军赵浚，宗妇族 也，故僮仆放纵，为百姓所患。辅绳之，杀其二奴，又夺宗田二百余顷以给贫户，一县称 之。 　　这段史料展现了蓝田地方豪强势力专横乡里的场景，其中的赵浚便是武元杨皇后之舅 ，华阴与蓝田相距不远，杨氏与赵氏的通婚关系体现了地方豪族乡里的婚姻网路。此外， 当贾後发动政变时，杨济“所从四百余人皆秦中壮士，射则命中，皆欲救济”。根据这段 记载可以知道，这出自关中的四百精兵于杨济具有私兵的性质，很可能是由其乡里故旧组 成，可见杨骏一支在关中具有相当的地方势力。 　　依据这些零散的材料所拼接起来的图景皆在暗示我们杨骏一支所具有的地方豪强色彩 。而汉末弘农杨氏家族以清廉自守、经学传家闻名，并未有经营乡里势力的记载，此时杨 骏一支所具有的豪强气质与乡里势力应当源于其在曹魏时代对地方的经营，而与赵氏、段 氏的通婚或许体现了这一与地方势力结合、成长的过程。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杨骏一支 是曹魏政治中的一个边缘家族，因此转而侧重於对於乡里网路的经营，并在此过程中完成 了家族风气的转变，成为关中地区颇具势力的豪强大族。 　　根据以上的考述，可知杨骏虽然头顶着弘农杨氏的政治光环，但其行事、家凤与先祖 截然不同，完全不可等而视之。这一房支长期处於曹魏政治网路中的边缘地位，对於主要 是由曹魏贵戚子弟构成的西晋官僚阶层而言，杨骏的崛起代表的是一种异质性的政治力量 ，加之杨骏本人粗鄙无文，根本无法融入当时名士清谈交游、由儒人玄的社会文化风尚之 中，晋初官僚名士对他的排斥与鄙夷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杨骏显贵之後，曾试图将女儿 嫁给名士的领袖王衍，王衍耻之，阳狂以求自免；又欲嫁女于郑默之子，亦被拒绝；後虽 得以与河东裴氏联姻，将女儿嫁给了裴楷之子，但是裴楷素轻视杨骏，与之不平。 　　因此，以往的研究将晋武帝与杨氏的联姻视为儒家大族之间通婚的看法有欠周备。杨 骏一支在魏晋之际并无太高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亦与玄学清谈的文化主流格格不入，但 凭外戚的身份而因缘际会，登上历史舞台，不过是皇权的依附力量而已。将外戚杨氏作为 一股异质的力量引入西晋政治展现了武帝扩张皇权的高明手段，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作， 武帝成功地将西晋的政治格局从曹魏时期的宗室、功臣分立改造成外戚、宗室、功臣三足 鼎立，并在这一过程中扩张了皇权的力量，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权威。但在这一过程中，武 帝非但没有消除司马氏集团中原来隐藏的种种矛盾，反而通过异质力量的引入，使得西晋 的政治格局更趋复杂，各种势力盘根错节，互相角力。这些矛盾通过晋初一系列政治事件 的酝酿发酵，日趋激化，埋下了西晋短促而亡的祸根。 　　表面上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咸宁二年，实际上正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武帝的意外病危 与外戚杨氏家族的崛起这两件看似毫无关联的政治事件，其背後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武帝病危期间朝臣拥立齐王攸的密谋，激化了其与齐王攸之间的矛盾。武帝在咸宁二年之 後一系列政治举措：咸甯三年调整诸侯王的分封，咸宁四年关於是否允许齐王攸为羊太后 服子服的争论，皆反映出武帝对於齐王攸猜忌日深，处处压抑，直至太康三年(282年)， 武帝凭藉着伐吴成功获得的权威，不顾朝臣的反对，强令齐王攸归国，最终逼迫齐王攸於 次年抑郁而终，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而咸宁二年正是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矛盾发酵激 化的起点。而另一方面，武帝为巩固皇权重用外戚杨氏，寄以腹心之任，但正是由於杨骏 在武帝身後的专擅，激化了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八王之乱的爆发，成为西晋 灭亡的直接诱因。因此，咸宁二年发生的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与外戚杨氏的崛起这两个互相 关联的事件对於西晋政局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後的一系列政治风暴皆在这一年平 静的表面之下暗自酝酿。将这一年视为武帝一朝甚至整个西晋政治的转捩点，有助於我们 从历史发展本身的脉络出发，把握西晋政治演变的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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