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大說的沒錯，冀州打從漢末的韓馥開始，袁紹-曹操一路下來，就一直人多錢多 即便運輸建設方面，亦不乏利漕渠這等水道輸浚工程，所以太和時期的杜恕就說了： "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 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 杜恕傳這段話透露出2個重點： 1.冀州農業生產環境夠好、人口亦夠多，適合以此地專事農桑 避免其他例如屯田等雜務分散生產力 一體兩面，更不至於因農忙而影響士兵日常的訓練，成為戰爭裡的隱憂 以務農條件優渥的冀州作為領頭羊，帶動未鄰接敵國的州郡 致力儲備全國飲食之所需 2.州牧、刺史、郡守帶將軍號的，因為被要求花太多時間搞軍事 以致無暇顧及治理百姓，這點稍後會另行討論...先嘗試分析一下第1點 眾所周知，打仗時的補給因素，始終是最重要的考量之一 而第1點並不考慮輸送的花費，於是鄧艾另主張： "時欲廣田畜糓，為滅(吳)賊資...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 功費巨億，以為大役...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鄧艾傳) 很可惜就是現實下的曹魏當局，評估就近邊界屯田的方案，其所省下的運費 會比長途運糧運兵划算，何況還只是建立在主動伐吳，而非被動調集兵糧 沒有那麼具備緊急性的前提之下 是以最終仍放棄了，冀州等地優質的耕種條件，而寧願在冀州軍屯或派去淮南等地服役 正因為冀州再怎樣也僅佔，淮南淮北加起來5萬屯兵的若干萬罷了 故杜恕認為人口最多的冀州，一旦配合土壤治水等硬體後，將會對國家整體產出 起了關鍵作用 焦點來到第2點，行政長官跑去兼軍事，結果便是原有在搞民生經濟的時間被分散掉 典農治生後，自耕農更像是被雪上加霜的放生，請看〈司馬芝傳〉： "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 典農治生，乍看之下好像隱藏另一種可能：儲糧夠撐好幾年，才敢轉型經營商業 惟實則不然！《晉書.食貨志》為我們揭露了曹魏23X年代中後期的經濟狀況： "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 魏明帝不恭，淫於宮［上竹下禦］，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 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 這正好合理解釋了鄧艾建策的背景，在諸葛亮升天，算暫時解除西邊威脅之下提出 於是主要危機會限縮在東線，自然可以暫時把冀州或其他西線的儲糧，擺在次要 而梭哈全針對缺糧嚴重的東線來屯田 講到這兒，如果大家還有興趣經濟話題，不妨聽我扯一下題外話： 回過頭來追究，造成曹魏重商輕農現象的原因，不外乎節儉到頂的曹操"攻城拔邑， 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豪不與，四方獻御， 與羣下共之"(魏書) 被賞賜既為常態，加以孫權曾派人去曹魏買馬，文、明2帝更遣使要求或交易奢侈品 則市面上總會流通一批並非尋常之物，便刺激了相對應的商業行為 也難怪曹丕即位後，為處理所賜之物而開啟了經商的熱潮，例如夏侯駙馬就"性無武略， 而好治生"(魏略) 事實上漢末以來的長年戰亂，適足給曹操帶頭節儉，舖下了良好的風氣基礎： 為終結亂世，犧牲民生享受根本沒什麼大不了！ 然而輪到曹丕主政時，雖吳蜀猶在，但承平時秩序的恢復，已逐漸步上軌道 使得曹操以來扶弱抑強的政策，業已不再是唯一選擇 簡單講就是壓抑幾十年的苦難日子過太久了，算是物極必反的谷底反彈！ 應運而生的九品中正制，不啻為犒賞自己過爽一點，包含典農官在內的部份有權勢之人 開始拋棄當初曹操節制物質慾望，以國家大計為優先的理想，順著西線秦嶺補給困難、 東線孫吳陸軍又不給力，而轉型坐等吳蜀自爆，從此南主攻北主守的態勢 變的明朗化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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