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書‧張柬之傳》那段上書，是很標準的間接史料。張柬之對 蜀漢時期南中商貿的論述，很明顯是從史書中推理出來的。什麼樣的 史料有證據力，什麼樣的史料只能拿來參考，這部分還請再多做考量。 《華陽國志》提到的寶貨，比如金、銀、光珠（即琥珀），請問這些 是從外進口的商品，還是南中自身的特產？ 　　另外還請回到我最根本的觀點：為何要獨厚蜀漢。曹魏與外族建 立了明確的朝貢關係，孫吳有可證明的近洋航海能力，二者都有歷史 悠久、地位獨特的對外交通樞紐，也有各自的特產，請問有什麼堅強、 直接的證據證明蜀漢必然在魏吳之上？誇張地說，如果我要寫，隨時 可以寫一篇〈曹魏經濟三國第一〉、〈孫吳經濟三國第一〉，但這類 文章有何意義可言？ 我讀了你推薦的幾篇文章，也讀了你在本板上談蜀漢貨幣的文章。 我必須要說，你的研究方法是錯的。首先先來談你引的那幾篇文章。 陳彥良先生〈四銖錢制與西漢文帝的鑄幣改革〉、〈江陵鳳凰山稱錢 衡與格雷欣法則〉這兩篇文章，前者的論述面較廣，我就專就這篇來 談。 　　〈四銖錢制與西漢文帝的鑄幣改革──以出土錢幣實物實測數據 為中心的考察〉的主要論點，在於反駁過往貨幣史的一個主流論述： 文帝開放錢幣私鑄，造成幣制混亂。陳先生統計各時期四銖錢、五銖 錢的重量，發現文帝時期的貨幣質量最重，甚至高於帳面的四銖，可 見放任私鑄並未造成幣制混亂，反而穩定了貨幣，成為日後經濟發展 的重要基石。 　　首先我要說，陳先生的研究方法有問題。今天出土古錢的普遍特 徵是：同種錢幣，年代越早的越重，年代越晚的越輕。造成這種現象 的原因，可能是經濟過度發展造成錢荒，使得鑄造時不得已只能減重； 可能是監督者律己漸寬，不若錢幣剛發行時嚴謹，對鑄造時的偷工減 料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可能是政府支出增加，必須要靠劣化貨幣徵收 「鑄幣稅」；甚至最直接的原因，單純是因為使用過久，錢幣磨損氧 化。貨幣變輕有這麼多種可能，但作者只給我們一個答案：文帝時的 制度最好，所以那個時代的四銖錢最重。統計錢幣重量證明制度優劣， 這樣的研究方法完全無法說服人。 　　其次，作者對主流貨幣史的反駁相當有道理，讀過他的文章，應 能同意過往學者對文帝時期的貨幣政策確實有所低估。但作者在反駁 從賈誼上書以來對開放私鑄的主流觀點後，對班固在《漢書‧食貨志》 中所下的論述未做說明。班固在引用賈誼反對文帝開放私鑄的文章後， 做了一個補述：「故吳、鄧錢布天下」。開放私鑄的後果，就是官鑄 銅錢的競爭力比不過私鑄，這造成一個隱憂，那就是政府調節貨幣的 能力大幅下降。今天我們可以透過調整聯邦準備率之類的手段調控貨 幣流通，但在金融市場還不健全的古代，要調整貨幣只能靠鑄錢。放 任私鑄，就是太阿倒持。開放私鑄的文帝沒出現貨幣問題，反倒是禁 止私鑄的武帝問題叢生，問題不在於私鑄與否，而是因為文帝剛好處 在戰後產業復甦、經濟上升的長期景氣之中，開放私鑄正好加速經濟 發展。但當經濟一停滯，所有賈誼預言的貨幣問題就會一口氣爆發出 來。武帝時貨幣問題繁多，史書記載的癥結都在於「盜鑄」。在經濟 停滯時盜鑄都能讓貨幣大幅震盪，更何況私鑄！景帝時禁止私鑄，就 我看這才是回歸貨幣制度的正常狀態。陳先生點出過往貨幣史的盲點 固然讓人可喜，但他企圖證明文帝的貨幣政策優於景帝武帝，就顯得 有些畫蛇添足了。 我回過頭讀了你那篇談蜀漢錢幣的文章，發現你也有用貨幣重量 來論證貨幣制度優劣的傾向。我不確定你是否受到陳文影響，若是， 你可能需要徹底檢視你的理論基礎有沒有問題。 　　再來來談劉光臨先生〈市場, 戰爭和財政國家──對南宋賦稅問 題的再思考〉這篇文章。這是篇好文章，觀點也沒什麼問題：計算過 物價指數後，發現南宋的稅收是漸次減少的。南宋為了要維持高額的 軍費支出，必須要採用比如發行債卷、榷買等較先進的金融手段增加 稅賦。 至於將這篇文章的觀點用到三國時代也不是不行，但要看用到什 麼程度。今天如果說蜀漢與南宋都是正常支出無法負擔軍費，必須要 靠其他金融手段彌補差額；這樣的論述是合適的。但如果這麼說：因 為蜀漢與南宋一樣都靠金融手段維持部隊，可見蜀漢與南宋一樣，都 是高度發展的商業社會；這樣的推論就大錯特錯。蜀漢沒有商稅紀錄， 無從推估產業比例，直百錢不等同茶鹽引、交會子，劉巴所說的「以 吏為官市」應和漢代鹽鐵專賣作對比，絕不等同宋代近於商稅的榷茶 榷酒。無論如何，都沒有堅強的證據證明蜀漢已擁有高度發展的商業 市場。 總之，若你想用宋代、明代先進的商業模式與當代完整的經濟理 論，建構蜀漢的經濟模型，那是緣木求魚。如果你是科班生，建議你 先找你的老師談談。 最後，你對直百五銖、直百錢面額的理解絕對是錯的。直百就是 直一百錢，否則「直百」二字沒有意義。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25.228.172.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