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张柬之传》那段上书，是很标准的间接史料。张柬之对 蜀汉时期南中商贸的论述，很明显是从史书中推理出来的。什麽样的 史料有证据力，什麽样的史料只能拿来参考，这部分还请再多做考量。 《华阳国志》提到的宝货，比如金、银、光珠（即琥珀），请问这些 是从外进口的商品，还是南中自身的特产？ 　　另外还请回到我最根本的观点：为何要独厚蜀汉。曹魏与外族建 立了明确的朝贡关系，孙吴有可证明的近洋航海能力，二者都有历史 悠久、地位独特的对外交通枢纽，也有各自的特产，请问有什麽坚强、 直接的证据证明蜀汉必然在魏吴之上？夸张地说，如果我要写，随时 可以写一篇〈曹魏经济三国第一〉、〈孙吴经济三国第一〉，但这类 文章有何意义可言？ 我读了你推荐的几篇文章，也读了你在本板上谈蜀汉货币的文章。 我必须要说，你的研究方法是错的。首先先来谈你引的那几篇文章。 陈彦良先生〈四铢钱制与西汉文帝的铸币改革〉、〈江陵凤凰山称钱 衡与格雷欣法则〉这两篇文章，前者的论述面较广，我就专就这篇来 谈。 　　〈四铢钱制与西汉文帝的铸币改革──以出土钱币实物实测数据 为中心的考察〉的主要论点，在於反驳过往货币史的一个主流论述： 文帝开放钱币私铸，造成币制混乱。陈先生统计各时期四铢钱、五铢 钱的重量，发现文帝时期的货币质量最重，甚至高於帐面的四铢，可 见放任私铸并未造成币制混乱，反而稳定了货币，成为日後经济发展 的重要基石。 　　首先我要说，陈先生的研究方法有问题。今天出土古钱的普遍特 徵是：同种钱币，年代越早的越重，年代越晚的越轻。造成这种现象 的原因，可能是经济过度发展造成钱荒，使得铸造时不得已只能减重； 可能是监督者律己渐宽，不若钱币刚发行时严谨，对铸造时的偷工减 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是政府支出增加，必须要靠劣化货币徵收 「铸币税」；甚至最直接的原因，单纯是因为使用过久，钱币磨损氧 化。货币变轻有这麽多种可能，但作者只给我们一个答案：文帝时的 制度最好，所以那个时代的四铢钱最重。统计钱币重量证明制度优劣， 这样的研究方法完全无法说服人。 　　其次，作者对主流货币史的反驳相当有道理，读过他的文章，应 能同意过往学者对文帝时期的货币政策确实有所低估。但作者在反驳 从贾谊上书以来对开放私铸的主流观点後，对班固在《汉书‧食货志》 中所下的论述未做说明。班固在引用贾谊反对文帝开放私铸的文章後， 做了一个补述：「故吴、邓钱布天下」。开放私铸的後果，就是官铸 铜钱的竞争力比不过私铸，这造成一个隐忧，那就是政府调节货币的 能力大幅下降。今天我们可以透过调整联邦准备率之类的手段调控货 币流通，但在金融市场还不健全的古代，要调整货币只能靠铸钱。放 任私铸，就是太阿倒持。开放私铸的文帝没出现货币问题，反倒是禁 止私铸的武帝问题丛生，问题不在於私铸与否，而是因为文帝刚好处 在战後产业复苏、经济上升的长期景气之中，开放私铸正好加速经济 发展。但当经济一停滞，所有贾谊预言的货币问题就会一口气爆发出 来。武帝时货币问题繁多，史书记载的症结都在於「盗铸」。在经济 停滞时盗铸都能让货币大幅震荡，更何况私铸！景帝时禁止私铸，就 我看这才是回归货币制度的正常状态。陈先生点出过往货币史的盲点 固然让人可喜，但他企图证明文帝的货币政策优於景帝武帝，就显得 有些画蛇添足了。 我回过头读了你那篇谈蜀汉钱币的文章，发现你也有用货币重量 来论证货币制度优劣的倾向。我不确定你是否受到陈文影响，若是， 你可能需要彻底检视你的理论基础有没有问题。 　　再来来谈刘光临先生〈市场, 战争和财政国家──对南宋赋税问 题的再思考〉这篇文章。这是篇好文章，观点也没什麽问题：计算过 物价指数後，发现南宋的税收是渐次减少的。南宋为了要维持高额的 军费支出，必须要采用比如发行债卷、榷买等较先进的金融手段增加 税赋。 至於将这篇文章的观点用到三国时代也不是不行，但要看用到什 麽程度。今天如果说蜀汉与南宋都是正常支出无法负担军费，必须要 靠其他金融手段弥补差额；这样的论述是合适的。但如果这麽说：因 为蜀汉与南宋一样都靠金融手段维持部队，可见蜀汉与南宋一样，都 是高度发展的商业社会；这样的推论就大错特错。蜀汉没有商税纪录， 无从推估产业比例，直百钱不等同茶盐引、交会子，刘巴所说的「以 吏为官市」应和汉代盐铁专卖作对比，绝不等同宋代近於商税的榷茶 榷酒。无论如何，都没有坚强的证据证明蜀汉已拥有高度发展的商业 市场。 总之，若你想用宋代、明代先进的商业模式与当代完整的经济理 论，建构蜀汉的经济模型，那是缘木求鱼。如果你是科班生，建议你 先找你的老师谈谈。 最後，你对直百五铢、直百钱面额的理解绝对是错的。直百就是 直一百钱，否则「直百」二字没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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