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先前論述諸葛誕的黨派時，提到他與司馬師是好麻吉的原因之一為浮華交友，這 篇文章的目的之一就是對此進行論證。本文第一節將對「浮華」的定義予以釐清，其次探 討浮華案的時間，第三判斷浮華案的名單。原文的第四小節為藉由浮華案探討九品官人的 改革，不過版友們或許對制度不敢興趣，因此暫且不PO。要是大家有興趣，小弟再把改革 選舉制的部分放上來。 在下以為三國歷史引人入勝之處在於人物魅力，浮華案的人物雖尚未給讀者陌生感， 但不可諱言這些三國後期人物的名氣遠不如漢末英雄，浮華案本身更非經典戰役或千古神 秘史詩，而是與現實生硬的制度密切相關。小弟先行感謝諸位先進有耐性看完此文， 若不吝給予指點，更加感激不盡 一 浮華的定義 二 浮華案的時間 1.太和四年說 2.太和六年說 3.青龍說 三 青龍浮華案的名單 四 青龍浮華案的意義與影響 1.改革九品官人法的問題 2.皇權的提升 曹魏政權在曹操、曹丕父子時代發生數起打擊朋黨的政治鬥爭。孔融因反對篡位及廣 結人脈被曹操冤殺。長年為曹操典選的崔琰先因晉爵魏王之事下獄，由於服刑期間「通賓 客，門若市人，對賓客?鬚直視，若有所瞋」 被迫自殺；與崔琰共為丞相東曹掾典選的毛 玠則以同情崔琰遭到廢黜，顯示曹操對打擊朋黨的堅決態度 。曹丕在魏王太子時便誅殺同 為沛人，卻在鄴城鳩合徒眾謀反的魏諷 ；篡位後亦殺害「與（孫）權交書求賄，欲以交 結京師」的曹偉 。曹操、曹丕父子對打擊朋黨不遺餘力。與朋黨相關，曹叡時代也發生上承漢末士風、下 啟正始之音的的浮華交友，參與者多數與曹魏政權元勛或當時權貴有關。此事在董昭上疏 後立刻引起皇帝震怒，參與者幾乎被下獄處分。表面上看來浮華友不過是探討玄學哲理的 一群青年，這種小事卻引起皇帝不滿，並採取重如黨錮之禍的迫害手段，卻在大肆逮捕後 又以「免官廢錮」的方法草草了事。此案牽涉的不僅僅是學術，實與政治密切相關，才會 引起皇帝關注，並成為明帝朝唯一一次的政治迫害。然而《三國志》卻對這件重要的政治 事件語焉不詳，不僅時間不明，連實際涉案人數也交代不清。裴松之的注解對解決以上問 題提供不少幫助，但仍留有不少疑問。為了釐清此一事件的影響，先弄清案發時間與涉案 人物是絕對必要的，本節擬先試析浮華案的時間與名單，最後討論明帝打擊朋黨與其父、 祖相異之處以及青龍浮華案的意義及影響。 一、 浮華的定義 浮華一詞雖已出現在《後漢書》，史籍卻從未加以解釋。賀昌群較早對此提出解釋，賀 氏依據晉人清談史料，認為「浮華一詞，乃漢人常語，魏晉之際，實指清談而言」 。周一 良則分析曹魏浮華案人物的政治交友與才性四本論的黨派，認為「所謂浮華，非指生活上 之奢華奢靡，而是從政治著眼，以才能互相標榜，結為朋黨」，並認為「賀昌群先生《魏 晉清談思想初論》謂浮華主要指玄談清議本身，似有未諦」。周氏注意到浮華與政治派系 的聯繫，唐長孺進一步認為諸葛誕等人的浮華交友，「暗中操縱了政府用人之柄」，魏明 帝發動浮華案是延續既有的控制輿論與加強政府用人權的政策 。劉蓉檢索《後漢書》、《 三國志》與《晉書》有關浮華的用詞，將東漢至西晉時浮華一詞用意歸納為五類：奢靡浪 費、不守章句禮法摒棄禮樂、有名無實不堪任事、輕薄放縱、朋黨。柳春新承襲唐長孺見 解並加以延伸，認為浮華在東漢因與選官有關始被皇帝重視，之後因「主荒政謬」士大夫 結為朋黨對抗濁流，開啟了結黨風氣，曹操殺害孔融、崔琰就是消滅不服於己的黨派領袖 以壟斷政權 。 綜合以上諸說，可知浮華雖可指文學、思想或言行方面的輕浮，其真正被 皇帝注意並加以禁絕的原因，則與政治結黨與選舉制度有關，這兩點特徵在本文所討論的 青龍浮華案更加明顯。由於浮華的定義將影響下文對青龍浮華案名單的判定，因此先行加 以界定。 二、 浮華案的時間 前文已提及浮華案的時間不明，史家討論此事也各自斷定此事在不同的時間點。雖然 諸說都確定浮華案發生在明帝朝，但確定年份無疑可以讓我們更瞭解明帝的政策演變與人 事異動的意義，因此本文將時間定點作為第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浮華案牽涉重大，論及曹魏九品官人法或正始黨爭者多半會提及此事，對於浮華案的 時間點大概有三種說法：太和四年(230)、太和六年(232)以及青龍年間(233－237)。禁浮 華之事不見於〈明帝紀〉，這是浮華案時間難以確定的最基本原因。由於夏侯玄等人遭到 「免官廢錮」的直接原因是董昭上疏請求禁絕浮華，〈董昭傳〉的記載就成為判斷浮華案 時間的重要資料，三種時間點也源自對這段史料的解釋不同，因此筆者打算先引史料，再 分段論述三種時間點的可能。《三國志》卷14〈董昭傳〉： 太和四年(230)，行司徒事，六年(232)，拜真。（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 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 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 ，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 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 群，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 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 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 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明）帝於 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八十一薨(236)，諡曰定侯。 《三國志》卷3〈明帝紀〉記載董昭死於236年五月 。結合兩段史料，很明顯浮華案的可能 時間下限是236年五月董昭死前，上限則是230或232年。以下便討論三種說法。 1. 太和四年(230)說 首倡此說者為司馬光，近人有郭熹微。《資治通鑑》繫此事於太和四年，胡三省亦未 解釋，主因可能是該年二月魏明帝下達一道禁絕浮華的詔書： （太和）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 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 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資治通鑑》認為此詔乃受到董昭刺激，所以在書法上先記董昭上疏，接著記載明帝下此 詔禁浮華，並在詔書下接著寫到諸葛誕、鄧颺等人因此遭到免職。《通鑑》大概是依據這 道推崇儒學抵制浮華的詔書斷定年限的。這個主張有其道理，但用心鑽研董昭所上奏文的 字句以及相關人士的任職履歷，就會出現一些矛盾。董昭上疏中有「伏惟前後聖詔，深疾 浮偽」之語，「前後聖詔」四字說明皇帝下達禁止浮華的詔書實際上不止一次，太和四年 詔書可能只是董昭所謂「前後聖詔」之一，因此以太和四年詔書作為董昭上奏時間點的說 法也產生動搖。另外還可考察浮華人物的任職履歷，浮華案主角之一的何晏 在太和六年 (232)明帝移居許昌時隨行前往，並在許昌景福殿落成後獻上〈景福殿賦〉，一位被免官禁 錮的人應當不能隨行許昌並獻上文賦 。如果說浮華案後明帝對他們加以赦免並再次任用也 不合理，畢竟〈曹爽傳〉上記載何晏等人被免官後，一直未曾復職，等到曹爽輔政才「復 進敘，任為腹心」，可知何晏等人未被明帝再次啟用。結合以上兩種考慮，筆者不能不對 《資治通鑑》的記年存疑。郭熹微依據《通鑑》亦主太和四年之說，並認為《三國志》先 記董昭於太和六年升任司徒，後敘奏文乃因「陳壽為行文方便，先敘董昭官職升遷，易為 人誤解上疏亦在太和六年」。為行文方便採用倒敘法不是不可能，但若加入以上兩點考察 ，則浮華案發生在太和四年以後當屬明確無疑。 2. 太和六年(232)說 幾乎所有關於浮華案的論著皆主此說，主要有唐長孺 、周一良 、王曉毅 、劉蓉 等 人，主要依據史料為上文所引〈董昭傳〉奏文。由於史傳中董昭上書的記事緊接在太和六 年就任司徒之下，主此說者幾乎不需要對時間點多加論證，只有王曉毅另舉何晏〈景福殿 賦〉、劉蓉提出曹植之死作為旁證。本小節便針對這三點進行辯證。 由於何晏亦受浮華案牽連，而被免官廢錮的人無法跟隨皇帝共赴許昌，因此何晏的 〈景福殿賦〉必定寫在浮華案前，這篇文賦寫於何時就成為浮華案時間點的旁證。要確定 〈景福殿賦〉的寫作時間，就要先確定景福殿何時完工，這方面可以依靠史料與考古發掘 。《三國志》卷3〈明帝紀〉記載曹叡於太和六年九月「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王 曉毅便據此認定景福殿成於太和六年九月。但是「起」字很難代表完工之意，王氏恐怕有 誤解之處。既然史書並未記載景福殿落成於何時，考古研究就是最重要的證據。景福殿是 許昌宮的正殿，專供大朝會使用，要在三個月內竣工恐怕很難，傅熹年結合考古報告研究 三國的都城與宮殿規格，認為「（太和六年）232年9月，為了準備大修洛陽宮時暫住於此 （許昌），魏明帝下令先修許昌宮，大約一年左右完成。到234年開始修洛陽宮後，魏明帝 大部分時間住許昌宮」。如此則景福殿大約完工於233年9月，此時已為青龍元年，那麼 〈景福殿賦〉自然不會寫在尚未完工的太和六年，因此這項證據無法成立。 劉蓉認為魏明 帝禁浮華的目的為對付曹植，並引以下史料證明曹叡感到叔父壓力： （228年正月，魏明帝親赴長安抵禦諸葛亮）是時?言，云帝（曹叡）已崩，從駕群 臣迎立雍丘王（曹）植。京師自卞太后群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卞太后悲 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劉氏據此推定卞太后與鍾繇、華歆、王朗、陳群等老臣心向曹植，參與浮華交友的青年官 僚行徑則與曹植年少輕狂時的通脫相似，因此浮華案指向曹植 。關於曹植是否值得魏明帝 發動浮華案加以對抗，可以從曹植勢力與穎川集團的轉變探討。曹操最後選擇曹丕而放棄 曹植，周一良、柳春新皆認為與曹丕贊同禪代、曹植反對篡位有關 。支持曹植最明顯的屬 楊修與丁儀兄弟。雖然曾經猶疑不定，曹操在確定太子身份後便支持曹丕培養班底，曹植 的黨羽反而受到打壓，因此曹操死前以「漏泄言教，交關諸侯」的罪名處死楊修。胡三省 解釋此八字為「以（楊）脩豫作答教，謂之洩漏；與（曹）植往來，謂之交關諸侯」，正 說明曹操藉此削弱曹植勢力。曹丕繼任魏王便迅速殺害丁儀兄弟，篡位後又藉故殺害曾經 稱讚曹植的楊俊，曹植勢力基本上已不復存在。漢魏革命後的穎川集團也不可能與曹植勾 結。荀彧因反對篡位自殺，鍾繇被魏諷謀反牽連失勢，陳群以東宮四友之故在文帝朝成為 司空，以錄尚書事掌權。陳群主動為曹丕提出新官制，可見他並不反對曹魏政權，穎川集 團的領袖尚且如此，如何斷定其餘成員仍舊心向漢室，支持曹植？此說既難以成立，曹植 死於232年11月，與浮華案應該毫無關係。 討論浮華案的論著中，將時間點訂在太和六年的比例最高。〈董昭傳〉的記載是無法 否定的基本史料，筆者原本亦主張浮華案發生於太和六年，但在研讀柳春新著作後轉而認 定在青龍年間，以下便說明原因。 3. 青龍(233－237)說 諸多討論浮華案的既有論文中，唯一主張此案發生於青龍年間的就是柳春新。柳氏依 靠盧毓就任吏部尚書的時間加以推定，《三國志》卷22〈盧毓傳〉記載： 青龍二年（234），入為侍中…在職三年，多所駁爭…（明帝下詔任命盧毓為吏部尚 書）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 「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柳春新以為〈董昭傳〉的行文先證明了浮華案發生於太和六年董昭就任司徒後至青龍四年 （236）卒於任上之間，接著依〈盧毓傳〉推定盧毓轉任吏部尚書的時間點在青龍四年底或 景初元年（237）初，明帝特地下詔提醒「選舉莫取有名」，正因此時剛發生浮華案，因此 浮華案發生時間當在青龍三年至四年間，最早亦不超過青龍元年 。 以往論者引用明帝「選舉莫取有名」的詔書時，總認為在太和六年案發後皇帝依舊心 有餘悸，因此在景初元年特下此詔。柳春新以盧毓就任吏部尚書的年份推算浮華案時間是 前人未加利用的方法，而筆者以為尚有兩點資料可為青龍說佐證。第一為何晏創作〈景福 殿賦〉的時間，上文已經論述景福殿落成於青龍元年（233），如此則必須質疑太和年間 （227－232）發生浮華案的可能性。第二項證據為在盧毓之前負責選舉的衛臻的轉遷。衛 臻出自曹操的「兗州元從」，其父衛茲以家產為曹操募兵，並死於討伐董卓的戰爭，衛家 對曹魏政權的支持由此可見。再依照《三國志》本傳以及萬斯同〈魏將相大臣年表〉記載 ，衛臻於黃初六年（225）被曹丕任命為吏部尚書，太和四年（230年）被曹叡升遷為尚書 右僕射典選舉，接著在青龍四年（236）盧毓任吏部尚書後失去典選權，並在青龍五年 （237）升為司空 。自黃初六年至青龍四年為止，衛臻前後典選達十二年（225－236）， 占曹魏王朝四十六年歷史（220－265）四分之一強，幾乎壟斷整個明帝朝（226－239）的 吏部，是曹魏史上典選最久的官員 ，可看出曹叡對衛臻的信任度。 正因衛臻如此備受信任，令他喪失典選權的理由就絕不會是小事件。〈明帝紀〉與 〈衛臻傳〉均未提及衛臻升任司空的理由，也使這位幾乎是明帝御用吏部尚書的名氣不如 之後的盧毓、何晏。筆者以為唯一能夠說明衛臻喪失選舉權的史料存在於浮華案中，衛臻 之子衛烈參與諸葛誕等人的浮華交友，名列「三豫」 。浮華案令皇帝憤怒之處在於當朝名 士模仿漢末士人進行無視皇權存在的共相題表。魏文帝實施九品官人法的原因之一便是打 算將鄉里清議與士人品評的權力收回朝廷，魏明帝繼承父祖政策加強中央集權，卻在其統 治末年出現存在於皇權之外的私人品評，自然不能不採取行動。衛臻深受明帝信任長年典 選，其子卻參與浮華交友妨礙朝廷的人物評鑑，實為一大諷刺。所以衛臻先在236年失去典 選權，接著在237年升任位尊卻實權已遭侵奪的三公。 放在這樣的因果背景下就可明白，為何盧毓剛剛接替吏部尚書的職位，明帝便下詔交 代他「選舉莫取有名」。前任的衛臻剛因兒子獵取名聲的行為失去典選權，這道詔書恐怕 是皇帝對新任吏部尚書的警告。也因此曹叡在聽完盧毓小心謹慎的回答後，決定製作考課 法加強對官員的考核。加上〈諸葛誕傳〉記載他被免官後有「會（明）帝崩，正始初， （夏侯）玄等並在職」 之語，依「會」字語氣則夏侯玄等人復職在浮華案後未久，如此則 浮華案的時間，當斷定在青龍末年，尤以青龍三年至四年五月最有可能。 柳春新將浮華案的時間訂在青龍年間，是他見人所未見的卓識，可惜柳氏僅只引用盧 毓就任吏部尚書的時間為證。筆者加引衛臻去職緣由，應當能作為浮華案發生於青龍年間 的另一佐證。既已斷定時間，下節便將論述浮華案的參與名單。 三、 浮華案的名單 浮華案的參與名單也和案發時間一樣眾說紛紜，本節擬先引相關史料，再討論諸家長 短。在《三國志》中零零散散可見的浮華案名單大約有以下七條： 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 ，皆抑黜之；及（曹）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 初，（鄧）颺與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 明帝禁浮華，而人白（李）勝堂有四窗（當作）四聰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 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 （諸葛誕）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 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 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 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 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凡十五人。（明）帝以構長浮華，皆免 官廢錮。 （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明）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師）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 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玄）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師）是 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 對釐清浮華案名單幫助最大的史料無疑是〈諸葛誕傳〉注引《世語》所載，這是一個包括 「四聰」、「八達」、「三豫」等一共十五人的浮華團體。《世語》提到有「玄、疇四人 」與「誕、備八人」，疇、備不知所指為何，當時也沒有其他可能在洛陽參與浮華交友又 名為疇、備的人物。《資治通鑑》記此事為「玄等四人」、「誕輩八人」 ，文理較通，似 當從之。因此史料所提及的人名共有何晏、鄧颺、李勝、丁謐、畢軌、諸葛誕、夏侯玄、 劉熙、孫密、衛烈、司馬師等十一人，浮華案的名單便只能從這十一人中進行篩選。論述 浮華案的論文極多，不過專門探討涉案名單的僅佔少數。在諸家論述中，以上名單被一致 公認參與浮華案無疑的為鄧颺、李勝、諸葛誕、夏侯玄、劉熙、孫密、衛烈等七人，有爭 議的是何晏、丁謐、畢軌、司馬師等四人 。以下便對此四人進行辯析。 最早主張主張何晏、丁謐、畢軌並未參與浮華案的是楊耀坤，之後有柳春新 。楊、柳 二氏主張何晏並未參與浮華交友主要依據《魏略》的記載： （何）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曹丕）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 之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 二者因此認為何晏不獲重用乃因服飾僭越引起皇帝不快，筆者以為這不能作為明帝厭惡何 晏的理由，而何晏在明帝朝「頗為冗官」也不代表他未受浮華案牽連遭到罷免。上文論述 浮華案發生於青龍末年，已是明帝晚期，何晏先長年擔任「冗官」再被浮華案罷免，也是 說得通的。上引《魏氏春秋》記載何晏對自己與夏侯玄、司馬師進行品評，是最明顯符合 浮華案中惹怒皇帝的行為，因此筆者以為此條史料應當與浮華案有關，故何晏也受此案牽 連。 關於畢軌與丁謐二人，楊耀坤與柳春新認為兩者並未捲入浮華案的論點當屬無誤。丁 謐於太和中在鄴城對諸王無禮被打入鄴獄，因功臣子之故未受責罰，明帝聽說他的才幹特 別授與度支郎中職位，曹爽並不斷向皇帝推薦丁謐才用，可見他並未受到打壓。畢軌亦與 浮華案無關，他擔任并州刺史時間為231－240年，在明帝朝無緣參與洛陽的浮華交遊；且 畢軌之所以能官拜并州刺史，大概因其為明帝東宮舊屬，畢軌之子又娶曹魏公主為妻，以 這樣深受寵信的外戚身份，實無培育身價干涉選舉的必要。相比之下何晏雖亦「尚公主」 ，卻只是擔任「冗官」，亦未獲明帝信任，因此有需要交結黨派 。 論證司馬師與浮華案有關略為大膽，唯一可能說明司馬師參與浮華交友的直接史料為 《魏氏春秋》記載他與何晏、夏侯玄的交往，既有論著中僅有王曉毅〈論曹魏太和"浮華案 "〉一文認為司馬師參與浮華案。與柳春新的嚴格相比，王曉毅認定名單的方式較為寬鬆， 王氏將所有曾在明帝朝與何晏、夏侯玄等人討論玄理思想者皆列入浮華案名單，因此在該 文中加入了劉曄子陶、荀彧子粲、裴徽、李豐與傅嘏，使浮華名單成為十六人，已超越史 料提及的十五人。然而，與結黨品評干涉朝廷人事權相比，玄理討論並不是皇帝所擔心的 問題，董昭奏文中嚴厲批評浮華名士交結朋黨，卻隻字未提清談哲理，可見思想問題並非 明帝與董昭所關心的，因此李豐、傅嘏等當與此案無涉。至於司馬師是否參與浮華案，由 於浮華案史料本身就極其零碎殘缺，現有的資料無法證明他直接參與，但似可看出他與浮 華名士並非絕對無關。首先，《魏氏春秋》的內容並未未記載三人交結的時間點，因此一 向被視為正始年間的事蹟。筆者以為何晏那段言行有可能發生在正始朝，但也無法證明並 非發生在明帝朝，且話語中很明顯對何晏、司馬師、夏侯玄進行評鑑排名，這與浮華名士 自相提表為「四聰八達」的行為一致，因此這可能就是浮華名士的「四聰」評價，至於「 八達」的品評已無法得知。 第二個依據為司馬師與夏侯玄的關係。夏侯玄之妹為司馬師首任正妻 ，司馬懿死後夏 侯玄曾分析司馬懿將自己當作「通家年少」包容，並判定司馬師絕對會殺害自己 。由兩家 通婚以及夏侯玄能確切分析懿、師父子之別來看，夏侯玄與司馬師並不陌生。兩人既是年 齡相近的姻親，司馬師藉由浮華交友增加人脈也不無可能。第三點為司馬師的履歷。依照 《晉書‧宣帝紀》以及〈景帝紀〉記載，司馬師在明帝朝並未擔任任何官職。宮崎市定認 為九品官人法中，父親官位與兒子起家官的對應關係保留了漢代任子制的精神，甚至曹魏 的人事十分功利，只看重當世的權勢家族而無視過去人物 。司馬懿在明帝朝最高職位為大 將軍，可說是荷國厚任，師、昭兄弟卻無官可做，相較之下與司馬師年齡相近的夏侯玄早 已經歷散騎、黃門恃郎這兩個貴戚子弟常任的起家官，何晏亦「頗為冗官」，這其中應該 有什麼原因。筆者以為魏明帝雖任用司馬懿，心中仍時時提防，因此諸葛亮一死司馬懿便 在隔年降為太尉，其子也未獲任用。司馬師恐怕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參與浮華案謀取名聲 ，卻在東窗事發後遭到廢錮，直到明帝駕崩才改善待遇。與此相關的另一條史料為司馬懿 征遼東之際（238年）留下的詩句： 帝（司馬懿）歎息，悵然有感，為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 遐方。將掃群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司馬懿在歷史上並不以文學聞名，史書也很少在本紀中留下詩句，或許記下此詩不能單從 文學價值來看。司馬懿成就了南擒孟達、西拒諸葛的功業，卻作勢將在討平遼東後以待罪 之身還鄉，這實在是不合情理。或許司馬懿欲藉機抱怨自己被外放為地方都督遠離中樞， 司馬師又因浮華案遭到禁錮，所以才有「告成歸老，待罪舞陽」的感嘆。 通過以上考察，浮華案的可考名單當有何晏、夏侯玄、司馬師、諸葛誕、鄧颺、李勝 、劉熙、孫密、衛烈等九人，另外六人已不可考。在這九人中，何晏、夏侯玄、司馬師當 屬「四聰」，諸葛誕、鄧颺、李勝似為「八達」，劉熙、孫密、衛烈則確屬「三豫」無疑 。再考察這九人的出身，除司馬師外，其餘八人皆與汝穎世族無關：何晏為曹操養子，夏 侯玄為夏侯尚子，兩人出自譙沛集團；鄧颺雖為東漢開國功臣鄧禹之後，然其父、祖無聞 ，鄧家當已沒落，與汝穎世族亦無交集；李勝父休本為張魯舊部，曾勸張魯歸順，李勝本 人更與曹爽相善，因此和「三豫」一樣是在曹魏興起的新貴而非世族；諸葛誕祖先諸葛豐 本就帶有酷吏風格，其從兄諸葛亮治蜀亦走法家路線，諸葛氏顯然異於儒學世族；司馬氏 雖屬世族，其家風實異於以儒學傳家的汝穎世族。依《三國志‧魏書‧司馬朗傳》及《晉 書‧宣帝紀》追溯家世的記載，河內司馬氏為將門之後，東漢中葉司馬鈞仍以征西將軍討 伐羌族，至漢末司馬?（司馬懿祖父）始有儒學色彩，所以司馬氏與經典的儒學世族有異。 而且司馬氏雖身為汝穎集團，早年的婚姻對象卻不及於高等世族。司馬懿岳父僅為縣 令，岳母為被司馬懿稱做「小族」的河內山氏 ；司馬師前兩任正妻分別為夏侯尚與吳質之 女，兩人皆為魏文帝時崛起的新貴，可見此時司馬氏主動依附曹魏皇權的態度；司馬師最 後一位正妻出自九世二千石的泰山羊氏，師妻羊徽瑜本身更是漢末大儒蔡邕外孫女 。同樣 地，司馬昭正妻為經學家王肅之女，很明顯是一種轉變，正如佐藤達郎所指出的，司馬懿 一家的婚配對象先由同郡人士轉向靠攏曹魏權貴，之後又與曹魏皇權切割，轉與全國知名 的儒學名門結合 。據此可知司馬氏經歷長久演變才成為典型世族，司馬師參與浮華交友， 恐怕亦因此時司馬氏尚未與汝穎世族完全結合。 那麼為何這種模仿漢末名士的交友品評由 當時權貴與譙沛集團的人物主導，同樣身為曹魏政權組成份子，又是典型儒門的汝穎集團 卻無人參與呢？筆者以為這與九品官人法有關。夏侯玄等人的作風指向選舉制的改革，下 節將對此點進行論述。而汝穎集團身為九品官人法的推行者兼維護者，自然不會進行其他 干涉選舉的行為。而皇帝與世族一同維護九品官人法，似乎可以顯示雙方互相利用的一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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