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先前论述诸葛诞的党派时，提到他与司马师是好麻吉的原因之一为浮华交友，这 篇文章的目的之一就是对此进行论证。本文第一节将对「浮华」的定义予以厘清，其次探 讨浮华案的时间，第三判断浮华案的名单。原文的第四小节为藉由浮华案探讨九品官人的 改革，不过版友们或许对制度不敢兴趣，因此暂且不PO。要是大家有兴趣，小弟再把改革 选举制的部分放上来。 在下以为三国历史引人入胜之处在於人物魅力，浮华案的人物虽尚未给读者陌生感， 但不可讳言这些三国後期人物的名气远不如汉末英雄，浮华案本身更非经典战役或千古神 秘史诗，而是与现实生硬的制度密切相关。小弟先行感谢诸位先进有耐性看完此文， 若不吝给予指点，更加感激不尽 一 浮华的定义 二 浮华案的时间 1.太和四年说 2.太和六年说 3.青龙说 三 青龙浮华案的名单 四 青龙浮华案的意义与影响 1.改革九品官人法的问题 2.皇权的提升 曹魏政权在曹操、曹丕父子时代发生数起打击朋党的政治斗争。孔融因反对篡位及广 结人脉被曹操冤杀。长年为曹操典选的崔琰先因晋爵魏王之事下狱，由於服刑期间「通宾 客，门若市人，对宾客?须直视，若有所瞋」 被迫自杀；与崔琰共为丞相东曹掾典选的毛 玠则以同情崔琰遭到废黜，显示曹操对打击朋党的坚决态度 。曹丕在魏王太子时便诛杀同 为沛人，却在邺城鸠合徒众谋反的魏讽 ；篡位後亦杀害「与（孙）权交书求贿，欲以交 结京师」的曹伟 。曹操、曹丕父子对打击朋党不遗余力。与朋党相关，曹叡时代也发生上承汉末士风、下 启正始之音的的浮华交友，参与者多数与曹魏政权元勋或当时权贵有关。此事在董昭上疏 後立刻引起皇帝震怒，参与者几乎被下狱处分。表面上看来浮华友不过是探讨玄学哲理的 一群青年，这种小事却引起皇帝不满，并采取重如党锢之祸的迫害手段，却在大肆逮捕後 又以「免官废锢」的方法草草了事。此案牵涉的不仅仅是学术，实与政治密切相关，才会 引起皇帝关注，并成为明帝朝唯一一次的政治迫害。然而《三国志》却对这件重要的政治 事件语焉不详，不仅时间不明，连实际涉案人数也交代不清。裴松之的注解对解决以上问 题提供不少帮助，但仍留有不少疑问。为了厘清此一事件的影响，先弄清案发时间与涉案 人物是绝对必要的，本节拟先试析浮华案的时间与名单，最後讨论明帝打击朋党与其父、 祖相异之处以及青龙浮华案的意义及影响。 一、 浮华的定义 浮华一词虽已出现在《後汉书》，史籍却从未加以解释。贺昌群较早对此提出解释，贺 氏依据晋人清谈史料，认为「浮华一词，乃汉人常语，魏晋之际，实指清谈而言」 。周一 良则分析曹魏浮华案人物的政治交友与才性四本论的党派，认为「所谓浮华，非指生活上 之奢华奢靡，而是从政治着眼，以才能互相标榜，结为朋党」，并认为「贺昌群先生《魏 晋清谈思想初论》谓浮华主要指玄谈清议本身，似有未谛」。周氏注意到浮华与政治派系 的联系，唐长孺进一步认为诸葛诞等人的浮华交友，「暗中操纵了政府用人之柄」，魏明 帝发动浮华案是延续既有的控制舆论与加强政府用人权的政策 。刘蓉检索《後汉书》、《 三国志》与《晋书》有关浮华的用词，将东汉至西晋时浮华一词用意归纳为五类：奢靡浪 费、不守章句礼法摒弃礼乐、有名无实不堪任事、轻薄放纵、朋党。柳春新承袭唐长孺见 解并加以延伸，认为浮华在东汉因与选官有关始被皇帝重视，之後因「主荒政谬」士大夫 结为朋党对抗浊流，开启了结党风气，曹操杀害孔融、崔琰就是消灭不服於己的党派领袖 以垄断政权 。 综合以上诸说，可知浮华虽可指文学、思想或言行方面的轻浮，其真正被 皇帝注意并加以禁绝的原因，则与政治结党与选举制度有关，这两点特徵在本文所讨论的 青龙浮华案更加明显。由於浮华的定义将影响下文对青龙浮华案名单的判定，因此先行加 以界定。 二、 浮华案的时间 前文已提及浮华案的时间不明，史家讨论此事也各自断定此事在不同的时间点。虽然 诸说都确定浮华案发生在明帝朝，但确定年份无疑可以让我们更了解明帝的政策演变与人 事异动的意义，因此本文将时间定点作为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浮华案牵涉重大，论及曹魏九品官人法或正始党争者多半会提及此事，对於浮华案的 时间点大概有三种说法：太和四年(230)、太和六年(232)以及青龙年间(233－237)。禁浮 华之事不见於〈明帝纪〉，这是浮华案时间难以确定的最基本原因。由於夏侯玄等人遭到 「免官废锢」的直接原因是董昭上疏请求禁绝浮华，〈董昭传〉的记载就成为判断浮华案 时间的重要资料，三种时间点也源自对这段史料的解释不同，因此笔者打算先引史料，再 分段论述三种时间点的可能。《三国志》卷14〈董昭传〉： 太和四年(230)，行司徒事，六年(232)，拜真。（董）昭上疏陈末流之弊曰：「凡 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 近魏讽则伏诛建安之末，曹伟则斩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後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 ，常用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权势，莫能纠擿，毁坏风俗，侵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 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 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 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当吞之 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 探问。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无以加也。」（明）帝於 是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扬等。昭年八十一薨(236)，諡曰定侯。 《三国志》卷3〈明帝纪〉记载董昭死於236年五月 。结合两段史料，很明显浮华案的可能 时间下限是236年五月董昭死前，上限则是230或232年。以下便讨论三种说法。 1. 太和四年(230)说 首倡此说者为司马光，近人有郭熹微。《资治通监》系此事於太和四年，胡三省亦未 解释，主因可能是该年二月魏明帝下达一道禁绝浮华的诏书： （太和）四年春二月壬午，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後生进 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 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资治通监》认为此诏乃受到董昭刺激，所以在书法上先记董昭上疏，接着记载明帝下此 诏禁浮华，并在诏书下接着写到诸葛诞、邓扬等人因此遭到免职。《通监》大概是依据这 道推崇儒学抵制浮华的诏书断定年限的。这个主张有其道理，但用心钻研董昭所上奏文的 字句以及相关人士的任职履历，就会出现一些矛盾。董昭上疏中有「伏惟前後圣诏，深疾 浮伪」之语，「前後圣诏」四字说明皇帝下达禁止浮华的诏书实际上不止一次，太和四年 诏书可能只是董昭所谓「前後圣诏」之一，因此以太和四年诏书作为董昭上奏时间点的说 法也产生动摇。另外还可考察浮华人物的任职履历，浮华案主角之一的何晏 在太和六年 (232)明帝移居许昌时随行前往，并在许昌景福殿落成後献上〈景福殿赋〉，一位被免官禁 锢的人应当不能随行许昌并献上文赋 。如果说浮华案後明帝对他们加以赦免并再次任用也 不合理，毕竟〈曹爽传〉上记载何晏等人被免官後，一直未曾复职，等到曹爽辅政才「复 进叙，任为腹心」，可知何晏等人未被明帝再次启用。结合以上两种考虑，笔者不能不对 《资治通监》的记年存疑。郭熹微依据《通监》亦主太和四年之说，并认为《三国志》先 记董昭於太和六年升任司徒，後叙奏文乃因「陈寿为行文方便，先叙董昭官职升迁，易为 人误解上疏亦在太和六年」。为行文方便采用倒叙法不是不可能，但若加入以上两点考察 ，则浮华案发生在太和四年以後当属明确无疑。 2. 太和六年(232)说 几乎所有关於浮华案的论着皆主此说，主要有唐长孺 、周一良 、王晓毅 、刘蓉 等 人，主要依据史料为上文所引〈董昭传〉奏文。由於史传中董昭上书的记事紧接在太和六 年就任司徒之下，主此说者几乎不需要对时间点多加论证，只有王晓毅另举何晏〈景福殿 赋〉、刘蓉提出曹植之死作为旁证。本小节便针对这三点进行辩证。 由於何晏亦受浮华案牵连，而被免官废锢的人无法跟随皇帝共赴许昌，因此何晏的 〈景福殿赋〉必定写在浮华案前，这篇文赋写於何时就成为浮华案时间点的旁证。要确定 〈景福殿赋〉的写作时间，就要先确定景福殿何时完工，这方面可以依靠史料与考古发掘 。《三国志》卷3〈明帝纪〉记载曹叡於太和六年九月「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王 晓毅便据此认定景福殿成於太和六年九月。但是「起」字很难代表完工之意，王氏恐怕有 误解之处。既然史书并未记载景福殿落成於何时，考古研究就是最重要的证据。景福殿是 许昌宫的正殿，专供大朝会使用，要在三个月内竣工恐怕很难，傅熹年结合考古报告研究 三国的都城与宫殿规格，认为「（太和六年）232年9月，为了准备大修洛阳宫时暂住於此 （许昌），魏明帝下令先修许昌宫，大约一年左右完成。到234年开始修洛阳宫後，魏明帝 大部分时间住许昌宫」。如此则景福殿大约完工於233年9月，此时已为青龙元年，那麽 〈景福殿赋〉自然不会写在尚未完工的太和六年，因此这项证据无法成立。 刘蓉认为魏明 帝禁浮华的目的为对付曹植，并引以下史料证明曹叡感到叔父压力： （228年正月，魏明帝亲赴长安抵御诸葛亮）是时?言，云帝（曹叡）已崩，从驾群 臣迎立雍丘王（曹）植。京师自卞太后群公尽惧。及帝还，皆私察颜色。卞太后悲 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将何所推？」 刘氏据此推定卞太后与锺繇、华歆、王朗、陈群等老臣心向曹植，参与浮华交友的青年官 僚行径则与曹植年少轻狂时的通脱相似，因此浮华案指向曹植 。关於曹植是否值得魏明帝 发动浮华案加以对抗，可以从曹植势力与颖川集团的转变探讨。曹操最後选择曹丕而放弃 曹植，周一良、柳春新皆认为与曹丕赞同禅代、曹植反对篡位有关 。支持曹植最明显的属 杨修与丁仪兄弟。虽然曾经犹疑不定，曹操在确定太子身份後便支持曹丕培养班底，曹植 的党羽反而受到打压，因此曹操死前以「漏泄言教，交关诸侯」的罪名处死杨修。胡三省 解释此八字为「以（杨）修豫作答教，谓之泄漏；与（曹）植往来，谓之交关诸侯」，正 说明曹操藉此削弱曹植势力。曹丕继任魏王便迅速杀害丁仪兄弟，篡位後又藉故杀害曾经 称赞曹植的杨俊，曹植势力基本上已不复存在。汉魏革命後的颖川集团也不可能与曹植勾 结。荀彧因反对篡位自杀，锺繇被魏讽谋反牵连失势，陈群以东宫四友之故在文帝朝成为 司空，以录尚书事掌权。陈群主动为曹丕提出新官制，可见他并不反对曹魏政权，颖川集 团的领袖尚且如此，如何断定其余成员仍旧心向汉室，支持曹植？此说既难以成立，曹植 死於232年11月，与浮华案应该毫无关系。 讨论浮华案的论着中，将时间点订在太和六年的比例最高。〈董昭传〉的记载是无法 否定的基本史料，笔者原本亦主张浮华案发生於太和六年，但在研读柳春新着作後转而认 定在青龙年间，以下便说明原因。 3. 青龙(233－237)说 诸多讨论浮华案的既有论文中，唯一主张此案发生於青龙年间的就是柳春新。柳氏依 靠卢毓就任吏部尚书的时间加以推定，《三国志》卷22〈卢毓传〉记载： 青龙二年（234），入为侍中…在职三年，多所驳争…（明帝下诏任命卢毓为吏部尚 书）前此诸葛诞、邓扬等驰名誉，有四聪八达之诮，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 「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 柳春新以为〈董昭传〉的行文先证明了浮华案发生於太和六年董昭就任司徒後至青龙四年 （236）卒於任上之间，接着依〈卢毓传〉推定卢毓转任吏部尚书的时间点在青龙四年底或 景初元年（237）初，明帝特地下诏提醒「选举莫取有名」，正因此时刚发生浮华案，因此 浮华案发生时间当在青龙三年至四年间，最早亦不超过青龙元年 。 以往论者引用明帝「选举莫取有名」的诏书时，总认为在太和六年案发後皇帝依旧心 有余悸，因此在景初元年特下此诏。柳春新以卢毓就任吏部尚书的年份推算浮华案时间是 前人未加利用的方法，而笔者以为尚有两点资料可为青龙说佐证。第一为何晏创作〈景福 殿赋〉的时间，上文已经论述景福殿落成於青龙元年（233），如此则必须质疑太和年间 （227－232）发生浮华案的可能性。第二项证据为在卢毓之前负责选举的卫臻的转迁。卫 臻出自曹操的「兖州元从」，其父卫兹以家产为曹操募兵，并死於讨伐董卓的战争，卫家 对曹魏政权的支持由此可见。再依照《三国志》本传以及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记载 ，卫臻於黄初六年（225）被曹丕任命为吏部尚书，太和四年（230年）被曹叡升迁为尚书 右仆射典选举，接着在青龙四年（236）卢毓任吏部尚书後失去典选权，并在青龙五年 （237）升为司空 。自黄初六年至青龙四年为止，卫臻前後典选达十二年（225－236）， 占曹魏王朝四十六年历史（220－265）四分之一强，几乎垄断整个明帝朝（226－239）的 吏部，是曹魏史上典选最久的官员 ，可看出曹叡对卫臻的信任度。 正因卫臻如此备受信任，令他丧失典选权的理由就绝不会是小事件。〈明帝纪〉与 〈卫臻传〉均未提及卫臻升任司空的理由，也使这位几乎是明帝御用吏部尚书的名气不如 之後的卢毓、何晏。笔者以为唯一能够说明卫臻丧失选举权的史料存在於浮华案中，卫臻 之子卫烈参与诸葛诞等人的浮华交友，名列「三豫」 。浮华案令皇帝愤怒之处在於当朝名 士模仿汉末士人进行无视皇权存在的共相题表。魏文帝实施九品官人法的原因之一便是打 算将乡里清议与士人品评的权力收回朝廷，魏明帝继承父祖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却在其统 治末年出现存在於皇权之外的私人品评，自然不能不采取行动。卫臻深受明帝信任长年典 选，其子却参与浮华交友妨碍朝廷的人物评监，实为一大讽刺。所以卫臻先在236年失去典 选权，接着在237年升任位尊却实权已遭侵夺的三公。 放在这样的因果背景下就可明白，为何卢毓刚刚接替吏部尚书的职位，明帝便下诏交 代他「选举莫取有名」。前任的卫臻刚因儿子猎取名声的行为失去典选权，这道诏书恐怕 是皇帝对新任吏部尚书的警告。也因此曹叡在听完卢毓小心谨慎的回答後，决定制作考课 法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加上〈诸葛诞传〉记载他被免官後有「会（明）帝崩，正始初， （夏侯）玄等并在职」 之语，依「会」字语气则夏侯玄等人复职在浮华案後未久，如此则 浮华案的时间，当断定在青龙末年，尤以青龙三年至四年五月最有可能。 柳春新将浮华案的时间订在青龙年间，是他见人所未见的卓识，可惜柳氏仅只引用卢 毓就任吏部尚书的时间为证。笔者加引卫臻去职缘由，应当能作为浮华案发生於青龙年间 的另一佐证。既已断定时间，下节便将论述浮华案的参与名单。 三、 浮华案的名单 浮华案的参与名单也和案发时间一样众说纷纭，本节拟先引相关史料，再讨论诸家长 短。在《三国志》中零零散散可见的浮华案名单大约有以下七条： 南阳何晏、邓扬、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於时，明帝以其浮华 ，皆抑黜之；及（曹）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 初，（邓）扬与李胜等为浮华友，及在中书，浮华事发，被斥出，遂不复用。 明帝禁浮华，而人白（李）胜堂有四窗（当作）四聪八达，各有主名。用是被收， 以其所连引者多，故得原，禁锢数岁。 （诸葛诞）累迁御史中丞尚书，与夏侯玄、邓扬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 者以诞、扬等修浮华，合虚誉，渐不可长。明帝恶之，免诞官。 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扬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 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 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明）帝以构长浮华，皆免 官废锢。 （董）昭上疏陈末流之弊曰…（明）帝於是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扬等。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时，司马景王（师）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 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玄）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师）是 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 对厘清浮华案名单帮助最大的史料无疑是〈诸葛诞传〉注引《世语》所载，这是一个包括 「四聪」、「八达」、「三豫」等一共十五人的浮华团体。《世语》提到有「玄、畴四人 」与「诞、备八人」，畴、备不知所指为何，当时也没有其他可能在洛阳参与浮华交友又 名为畴、备的人物。《资治通监》记此事为「玄等四人」、「诞辈八人」 ，文理较通，似 当从之。因此史料所提及的人名共有何晏、邓扬、李胜、丁谧、毕轨、诸葛诞、夏侯玄、 刘熙、孙密、卫烈、司马师等十一人，浮华案的名单便只能从这十一人中进行筛选。论述 浮华案的论文极多，不过专门探讨涉案名单的仅占少数。在诸家论述中，以上名单被一致 公认参与浮华案无疑的为邓扬、李胜、诸葛诞、夏侯玄、刘熙、孙密、卫烈等七人，有争 议的是何晏、丁谧、毕轨、司马师等四人 。以下便对此四人进行辩析。 最早主张主张何晏、丁谧、毕轨并未参与浮华案的是杨耀坤，之後有柳春新 。杨、柳 二氏主张何晏并未参与浮华交友主要依据《魏略》的记载： （何）晏无所顾惮，服饰拟於太子，故文帝（曹丕）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 之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立，颇为冗官。 二者因此认为何晏不获重用乃因服饰僭越引起皇帝不快，笔者以为这不能作为明帝厌恶何 晏的理由，而何晏在明帝朝「颇为冗官」也不代表他未受浮华案牵连遭到罢免。上文论述 浮华案发生於青龙末年，已是明帝晚期，何晏先长年担任「冗官」再被浮华案罢免，也是 说得通的。上引《魏氏春秋》记载何晏对自己与夏侯玄、司马师进行品评，是最明显符合 浮华案中惹怒皇帝的行为，因此笔者以为此条史料应当与浮华案有关，故何晏也受此案牵 连。 关於毕轨与丁谧二人，杨耀坤与柳春新认为两者并未卷入浮华案的论点当属无误。丁 谧於太和中在邺城对诸王无礼被打入邺狱，因功臣子之故未受责罚，明帝听说他的才干特 别授与度支郎中职位，曹爽并不断向皇帝推荐丁谧才用，可见他并未受到打压。毕轨亦与 浮华案无关，他担任并州刺史时间为231－240年，在明帝朝无缘参与洛阳的浮华交游；且 毕轨之所以能官拜并州刺史，大概因其为明帝东宫旧属，毕轨之子又娶曹魏公主为妻，以 这样深受宠信的外戚身份，实无培育身价干涉选举的必要。相比之下何晏虽亦「尚公主」 ，却只是担任「冗官」，亦未获明帝信任，因此有需要交结党派 。 论证司马师与浮华案有关略为大胆，唯一可能说明司马师参与浮华交友的直接史料为 《魏氏春秋》记载他与何晏、夏侯玄的交往，既有论着中仅有王晓毅〈论曹魏太和"浮华案 "〉一文认为司马师参与浮华案。与柳春新的严格相比，王晓毅认定名单的方式较为宽松， 王氏将所有曾在明帝朝与何晏、夏侯玄等人讨论玄理思想者皆列入浮华案名单，因此在该 文中加入了刘晔子陶、荀彧子粲、裴徽、李丰与傅嘏，使浮华名单成为十六人，已超越史 料提及的十五人。然而，与结党品评干涉朝廷人事权相比，玄理讨论并不是皇帝所担心的 问题，董昭奏文中严厉批评浮华名士交结朋党，却只字未提清谈哲理，可见思想问题并非 明帝与董昭所关心的，因此李丰、傅嘏等当与此案无涉。至於司马师是否参与浮华案，由 於浮华案史料本身就极其零碎残缺，现有的资料无法证明他直接参与，但似可看出他与浮 华名士并非绝对无关。首先，《魏氏春秋》的内容并未未记载三人交结的时间点，因此一 向被视为正始年间的事蹟。笔者以为何晏那段言行有可能发生在正始朝，但也无法证明并 非发生在明帝朝，且话语中很明显对何晏、司马师、夏侯玄进行评监排名，这与浮华名士 自相提表为「四聪八达」的行为一致，因此这可能就是浮华名士的「四聪」评价，至於「 八达」的品评已无法得知。 第二个依据为司马师与夏侯玄的关系。夏侯玄之妹为司马师首任正妻 ，司马懿死後夏 侯玄曾分析司马懿将自己当作「通家年少」包容，并判定司马师绝对会杀害自己 。由两家 通婚以及夏侯玄能确切分析懿、师父子之别来看，夏侯玄与司马师并不陌生。两人既是年 龄相近的姻亲，司马师藉由浮华交友增加人脉也不无可能。第三点为司马师的履历。依照 《晋书‧宣帝纪》以及〈景帝纪〉记载，司马师在明帝朝并未担任任何官职。宫崎市定认 为九品官人法中，父亲官位与儿子起家官的对应关系保留了汉代任子制的精神，甚至曹魏 的人事十分功利，只看重当世的权势家族而无视过去人物 。司马懿在明帝朝最高职位为大 将军，可说是荷国厚任，师、昭兄弟却无官可做，相较之下与司马师年龄相近的夏侯玄早 已经历散骑、黄门恃郎这两个贵戚子弟常任的起家官，何晏亦「颇为冗官」，这其中应该 有什麽原因。笔者以为魏明帝虽任用司马懿，心中仍时时提防，因此诸葛亮一死司马懿便 在隔年降为太尉，其子也未获任用。司马师恐怕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参与浮华案谋取名声 ，却在东窗事发後遭到废锢，直到明帝驾崩才改善待遇。与此相关的另一条史料为司马懿 征辽东之际（238年）留下的诗句： 帝（司马懿）叹息，怅然有感，为歌曰：「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 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司马懿在历史上并不以文学闻名，史书也很少在本纪中留下诗句，或许记下此诗不能单从 文学价值来看。司马懿成就了南擒孟达、西拒诸葛的功业，却作势将在讨平辽东後以待罪 之身还乡，这实在是不合情理。或许司马懿欲藉机抱怨自己被外放为地方都督远离中枢， 司马师又因浮华案遭到禁锢，所以才有「告成归老，待罪舞阳」的感叹。 通过以上考察，浮华案的可考名单当有何晏、夏侯玄、司马师、诸葛诞、邓扬、李胜 、刘熙、孙密、卫烈等九人，另外六人已不可考。在这九人中，何晏、夏侯玄、司马师当 属「四聪」，诸葛诞、邓扬、李胜似为「八达」，刘熙、孙密、卫烈则确属「三豫」无疑 。再考察这九人的出身，除司马师外，其余八人皆与汝颖世族无关：何晏为曹操养子，夏 侯玄为夏侯尚子，两人出自谯沛集团；邓扬虽为东汉开国功臣邓禹之後，然其父、祖无闻 ，邓家当已没落，与汝颖世族亦无交集；李胜父休本为张鲁旧部，曾劝张鲁归顺，李胜本 人更与曹爽相善，因此和「三豫」一样是在曹魏兴起的新贵而非世族；诸葛诞祖先诸葛丰 本就带有酷吏风格，其从兄诸葛亮治蜀亦走法家路线，诸葛氏显然异於儒学世族；司马氏 虽属世族，其家风实异於以儒学传家的汝颖世族。依《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及《晋 书‧宣帝纪》追溯家世的记载，河内司马氏为将门之後，东汉中叶司马钧仍以征西将军讨 伐羌族，至汉末司马?（司马懿祖父）始有儒学色彩，所以司马氏与经典的儒学世族有异。 而且司马氏虽身为汝颖集团，早年的婚姻对象却不及於高等世族。司马懿岳父仅为县 令，岳母为被司马懿称做「小族」的河内山氏 ；司马师前两任正妻分别为夏侯尚与吴质之 女，两人皆为魏文帝时崛起的新贵，可见此时司马氏主动依附曹魏皇权的态度；司马师最 後一位正妻出自九世二千石的泰山羊氏，师妻羊徽瑜本身更是汉末大儒蔡邕外孙女 。同样 地，司马昭正妻为经学家王肃之女，很明显是一种转变，正如佐藤达郎所指出的，司马懿 一家的婚配对象先由同郡人士转向靠拢曹魏权贵，之後又与曹魏皇权切割，转与全国知名 的儒学名门结合 。据此可知司马氏经历长久演变才成为典型世族，司马师参与浮华交友， 恐怕亦因此时司马氏尚未与汝颖世族完全结合。 那麽为何这种模仿汉末名士的交友品评由 当时权贵与谯沛集团的人物主导，同样身为曹魏政权组成份子，又是典型儒门的汝颖集团 却无人参与呢？笔者以为这与九品官人法有关。夏侯玄等人的作风指向选举制的改革，下 节将对此点进行论述。而汝颖集团身为九品官人法的推行者兼维护者，自然不会进行其他 干涉选举的行为。而皇帝与世族一同维护九品官人法，似乎可以显示双方互相利用的一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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