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我有不同意見 這些寫得太長了 任何工會活動效率不彰，都不應該去責怪勞工對資方沉默 先進國家工會法普遍採強制入會，是因為資方太容易干擾工會的成立 工會難以組成 這沒有違憲問題，工會強制入會在外國早就受到承認 只要好處夠明顯，工會強制入會根本不生違憲問題 財團一般來說都會對這些法令申請釋憲， 但有智慧的大法官是挺勞工的，美國也是，財團瘋狂的聲請釋憲，幾乎都被打回票 勞動權，必須先有法令才會有興盛的勞工運動 這是這項憲法上權利最特別的地方 所以，要提升勞動權益，必須先抗爭修法，再談工會運動 以台灣現行法的破爛體系來說，台灣工會運動玩不起來 必須先抗爭修法，才有意義 ※ 引述《amraam (先進中程)》之銘言： :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158 : 記者更加沉默 媒體工會更加式微 : 呂東熹Oct 1, 2012 : 近月來，因為旺旺《中時》併購中嘉事件相關效應，引發新聞界在9月1日記者節發起大規 : 模遊行。這是繼18年前，因《自立》經營權移轉之後，新聞界再次走上街頭，而且規模更 : 甚18年前。 : 緊接著，香港《壹傳媒》集團在9月3日宣佈，正與第三方洽談台灣壹傳媒集團灣三家平面 : 印刷之購買事宜。10月1日下午，壹電視宣布易主，由有線電視系統台三大霸主之一，年 : 代電視董事長練台生接手。這兩起事件，再度引起媒體內部員工權益與專業自主權的探討 : 。 : 2011年11月，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曾發表「媒體改革，漫漫長路--紀錄與反思」 : (1999-2009)一書，書中收錄我寫的一篇文章：「沉默的新聞記者、式微的媒體工會」。 : 歷經兩年，這個問題仍然適用於當前的台灣新聞界，以此基礎，再度探討這個問題。 : 如果說，這十年來，我對媒體發展最大的感想，毫無疑問，我的想法是：媒體工會式微， : 而媒體工會式微的最大原因，則來自於新聞記者的沉默。 : 很多人也許會說，媒體工會的式微，主要來自於新聞媒體業的沒落，這當然有某種程度的 : 根據，因為「生存」才是人類最大的動力，何況是新聞記者。 : 但對以新聞專業作為追求目標的所謂「第四權」，權力本就不是天上掉下來；解嚴前後， : 從《中時》工會、《聯合報》工會、《自立》工會等相繼成立，以及「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 」的組成，都是如此。二十年前的往事，可以明顯發現，這是在當年平面媒體蓬勃發展的 : 時代背景下，所醞釀出來的效應。 : 早年，在黨國體制的控制下，執政當局對於報紙從業人員的管制，未如廣電媒體嚴峻，平 : 面媒體工作的新聞記者，其自主性與民主思維，本來就較廣電媒體工作的從業人員強烈； : 弔詭的是，當媒體開放之後，特別是電子媒體管制解禁後，新的情勢並未改變這樣的氛圍 : ，平面報紙更因為發行與廣告的消退，反而更屈服於經濟力的制約。 : 媒體開放之後，新聞記者的公信力與影響力，並未相對提升，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因素 : ： : 第一是政治的因素，自1996年台灣第一屆民選總統選舉開始，因為政治立場鮮明，評論角 : 度各取所需，立場也越趨鮮明； : 第二則是經濟因素，由於電子媒體與網路興起，原來媒體發展主流—報業受到很大的衝擊 : ，但電子媒體之間的競爭則更激烈，「置入性行銷」成為媒體廣告重要的來源，新聞置入 : 不但嚴重衝擊到新聞專業倫理，更讓記者與媒體的公信力與影響力，受到強烈質疑。 : 由於公信力下降，新聞記者從文化從業人員，蛻變為經濟作業員，新聞專業的成就感也更 : 降低，使命感被媒體內部的經濟文化凍結。 : 即使最不受所謂「置入性行銷」影響的港資媒體《蘋果日報》，其媒體的獨立性雖較國內 : 媒體自由，但因為其媒體的商業性特質，事實上也只是一個框架內的自由。所謂「框架的 : 自由」與台灣公投法被稱為所謂「鳥籠公投」一樣，記者能夠發揮的自由，只能在報館所 : 內化的商業價值觀報導，超出報館的商業價值範圍，記者所能發揮的空間十分有限。 : 以煽、色、腥來定位《壹傳媒》集團(或《蘋果日報》)式的新聞自由，不是十分公平，但 -- 工黨黨主席 放棄藍綠二分法 結合經濟、法律、政治、管理學等角度 替所有人民們說出真相 所有我的文章歡迎任意轉載，也歡迎記者抄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61.31.108.16 大家都很熱心 很多人認為強制入會，是違反集會結社自由的吧 許多大法官認為這是集會結社自由的例外 勞動三法一向是必須一起做檢討的 只修其中一法，成效都不好 勞動三法一起修，有助於勞工行使權利 發現好用了之後，勞工才會普遍的使用這些法令 勞工不是先了解法律再行使權利 而是行使權利後，有好的結果，才會跟進使用 老闆則是有一堆會計師及律師，可以馬上了解法律，甚至與政客聯合製造法令 之後我會再引些東西給大家看:) 你說的問題很多都的確存在，德國也有種概念叫做"法教" 這某位德國大砲教授提的，一般人比較少知道 就是以法律塑造價值觀 特別是非自然人權(比如說殺人是大家不能容忍的，所以立法) 的社會權，特別需要這種做法 我會不會說得太艱澀? 賣弄些術語故意讓人不了解， 台灣很常見，但我希望每個人都能仔細質疑及了解我在說什麼 ※ 編輯: atzkgb 來自: 61.31.108.16 (10/05 12:59) 社會環境當然是原因之一 但怪到社會環境上的話就無解了，只有怪在政府上，才有機會改變 有社會環境，當然無須強制入會；沒有社會環境，才需強制入會。 既然社會環境不同，變一下手段就好，最重要的是達到相同目的 手段都可以變通 原文中提到組成工會，很大的問題就是沒什麼人願意加入工會， 改變手段我想比改變社會環境容易太多了 社會環境是"可以"用法律解決的 以下是美國法制史作者的觀察，也是為什麼我會這麼認為的原因 1934年是美國華格納法案通過的年代，在1934年前的立法前夕是這樣子演變的 華格納法案的通過前後也都是驚滔駭浪，而不是強大社會共識下的產物。 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 儘管當時美國社會主流緩慢地接受了勞資合作，對工會的法律 地位和所享有的權利形成了一些共識，但這些共識的基礎十分脆弱的，並不能化成國家意 志的力量。只有這些社會共識(脆弱)變成絕大多數的政治共識，政治共識再通過國會變成 法律上的共識時，也就是社會共識上升為國家意志，形成法律的強制時，工會的法律地位 和法律權利才可能得到"社會的普遍承認"，勞資之間的集體談判也才可能被普遍接受，成 為解決美國勞資利益衝突的一種可行的選擇方式。 ※ 編輯: atzkgb 來自: 61.31.108.16 (10/06 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