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15165 序 作者序（節錄） 　　讀者自然會問：為什麼只寫當代中國哲學的知識論，而不寫古代的呢？答案很簡單， 在中國的哲學傳統中，並未有開拓出知識論來。知識論是一種以哲學思考來研究知識的學 問，例如知識的成素、認知的機能、範疇的作用，如何對外再建立客觀而有效的知識等。 這是比較重視理論、概念的問題。中國人一向都重視實踐，特別是道德實踐，不重視理論 的建構。孔子的《論語》便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前面幾句都涉及道德實踐，只有最後的「文」，有點知識的意味。但 這是要做妥前面的幾項，如果還有餘暇、精力，才需要留意知識的事情。這樣的思想與生 活，深入人心，對爾後有極大的影響。宋明儒講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德性之知的重點在 道德實踐，見聞之知則關聯一般的知識、技術的問題。但宋明儒重視德性之知，遠過於見 聞之知。至王陽明提出良知，雖有「知」一語詞，但與知是完全無關，而是指道德良心， 道德理性，這尤其要在日常生活中推廣、實現出來，因此便有「致良知」的說法。 　　有人可能會提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造紙術、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中國也出 過天文學家張衛、僧一行（張遂）、數學家祖沖之、藥物學家李時珍，道教的葛洪也有一 定程度的化學知識，另外精神分析家榮格也常提到中國的冶金術。這些雖然都與科學知識 有關，但只限於李約瑟（J. Needtham）所編撰的《中學科學與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科技而已，與作為一種具有高度哲學性的知識論談不上直接 的關連。 　　中國的傳統哲學是不是完全沒有涉及知識論的問題呢？有是有的，只是涉入不深，與 西方及印度方面比較，落差很大。荀子是經驗論者，他曾提過有關認知的問題，但只限於 是感性、感覺，未有進一步闡發。墨子與公孫龍子的思想，亦有某種程度的邏輯關聯，但 未成系統，未能與西方的亞里斯多德的傳統邏輯並列，往後發展出來的符號邏輯更不用說 了。我在這裏所說的知識論，是從比較嚴格的角度來看的，內心有印度哲學特別是西方哲 學的知識論為參照。如現量（pratyak）與比量（anumāna）的明確區分，或感性（Sinnlichkeit）與知性（Verstand）的區分， 又如對時空與範疇（Kategorie）的行事作用的探討。 　　依於此，在中國傳統哲學成素中可以拿出來作知識論的確認便很少：光是泛泛地說「 見聞之知」是不算數的。大陸學者夏甄陶寫了兩書本的《中國認識論思想史稿》（北京： 中國人文大學出版社，1992，1996）所提出的知識論的內容，幾乎全部都不能算數。舉佛 教為例子，他把天台宗智顗的止觀說、華嚴宗法藏的妄盡還源觀、禪宗慧能的無念為宗的 說法，都作知識論的思想看，也列出僧肇得般若無知觀，這些都是說宗教的實踐、修行項 目，與知識論扯不上關係。「般若無知」中所無掉、否定掉的「知」，才是與知性或理論 理性（theoretische Vernunft）有直接關連的知。把這種知無掉而達致的般若（prajñ ā），是一種觀照空這種終極真理的智慧，是一種睿智的直覺（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不能成就一般所理解的知識。 佛教知識論的真正奠立與發展，要到陳那（Dignāga）的《集量論》（Pramāamuccgya） 和法稱（Dharmakirti）的《量評釋》（Pramāarmakirti）才算是正式開始。陳那另外有 《觀所緣緣論》（ambanaparik??），那是討論認知對象的，這本書有玄奘的漢譯本，但這是翻譯，不能說是表示玄奘的知識 論思想，玄奘自己撰寫的《八識規矩頌》，未有充分展現他的知識論觀點。夏甄陶在他的 書的上卷的〈後記〉中說，在中國傳統哲學中，有豐富的知識論思想，是敷衍的說法，不 能認真解讀，不能作準。與夏書的說法相對比，羅中樞的說法便比較接近事實。他在其書 《重玄之思：成玄黃的重玄方法和認識論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0）的〈導言〉中 說，認識論在中國沒有像宇宙論本體論、價值論和人生哲學那樣得到充分的發展，也缺少 概念的規定和理論的系統。 吳汝鈞先生這本書的自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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