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觀點》國學就是奴才學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02-16/114609 香港學者饒宗頤去世後，中聯辦在其官方網站發布消息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 克強、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政治局常委汪洋、副總理劉延東、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政 治局委員楊潔篪、中央組織部部長陳希、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前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前中 紀委書記王岐山等中央領導以不同方式表示悼念，並向其家屬表示慰問”。中聯辦主任王 志民當日即到饒宗頤家中慰問悼念，次日再度到饒宗頤家中，“轉達國家主席習近平、總 理李克強等國家領導人對饒宗頤先生的逝世表示悼念，對其家屬表示慰問”。中國央視更 是對其極盡讚譽之詞：“饒宗頤先生畢生學術耕耘不輟，藝術創作不止，文化傳承不斷， 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者，「一帶一路」文化傳播的踐行者，是中華文化自信的表率 。他的學術造詣、藝術成就和國家情懷受到廣泛稱讚，他是香港的自豪，也是國家的驕傲 。”甚至形容饒氏之辭世爲“文曲星歸天”。更有媒體評論説，國家最高領導人對一名在 海外生活的學者公開表示悼念，是「超規格」表現。饒宗頤的追悼安排，很可能會接近前 政協副主席霍英東離世時的追悼規格。 饒宗頤生前常常説自己「喜讀書，不喜交際」。然而，已經九十多歲時，他偏偏不辭辛勞 ，遠赴北京“朝聖”，雖然沒有見到聖上，倒是見到了兩朝宰相——一次謁見溫家寶，一 次謁見李克強。李克強在中南海紫光閣當面稱讚饒氏“近百歲高齡仍心繫國家發展，學術 耕耘不輟，藝術創作不斷，是香港特區的驕傲”。當時，有北京學者認為，這或可視作繼 習近平看望北京大學教授湯一介後，中共當局力圖推動傳統文化復興所釋放的又一訊號。 我對於共產黨捧的文人，首先就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因為共產黨不會輕易投入資源塑造“ 國學泰斗”，除非這個“國學泰斗”有益於其統治。從共產黨對待劉曉波和饒宗頤截然不 同的態度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不屈服的異議者，一定要囚禁、虐待致死，讓他人望而卻步 ；曲學阿世的乖乖綿羊，則可樹立爲奴才之樣板，讓後繼者絡繹不絕。 饒宗頤從來不是遺世獨立的世外高人。香港評論人古德明指出，饒氏雖故作清高，但香港 達官貴人聚會，常常見他身影。他更事君有道，深得中共歡心。二零一七年，香港易手紀 念日前夕，他告訴《廣州日報》記者：「香港回歸祖國懷抱那天，我心情激動，作《臨江 仙．賀香港回歸》一詞。」二零一三年，習近平提出「中國夢」不久，他又撰《中國夢當 有文化作為》一文響應。中共當局對於這些言行舉止，當然是看在眼中，樂在心頭。 饒宗頤除了與現任特首林鄭關係密切之外，與香港的建制派人士也關係友好；他是全國政 協副主席兼前特首董建華牽頭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之名譽顧問，過往亦至少兩度捐出 墨寶予中共在香港的傀儡政黨民建聯拍賣籌款。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民建聯於二零一四 年舉行的籌款晚宴上，拍賣饒宗頤的兩幅墨寶，分別籌得兩百萬及一百八十萬元。時任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首度公開拍賣書法作品，為民建聯籌得一千三百八十萬元，加上他獻唱一 曲《敢問路在何方》另籌得一千一百萬元，讓饒氏望塵莫及。事隔兩年，民建聯再舉行籌 款晚會，饒宗頤同樣捐出墨寶支持，但「只籌得」三百萬元。張曉明的字畫成交價高達一 千八百八十萬元。學富五車的泰斗被不學無術的貪官打敗，真是大大“有辱斯文”，不知 饒氏當作何感想？香港學者蔡子強評論説，饒宗頤墨寶的藝術價值肯定較張曉明的書法為 高，然而“捐款者以高價競投張曉明的作品，是希望討好民建聯與中聯辦”。可見，共產 黨雖然用他，亦不過“倡優蓄之”，共產黨官僚及親共的香港商人，並不是真心尊重其學 術成就及書法藝術，真是自取其辱。 當代中國的“國學熱”，並非自然生成的，而是官方可以引導的。其源頭是六四屠殺之後 中國出現信仰及文化真空，中共當局深知馬列毛主義對大眾失去了吸引力，只好重新抬出 文革中被毛澤東摧抑的傳統文化，即譚嗣同所説的“兩千年皆秦制”，來蠱惑和麻醉人心 。穿不倫不類的漢服、讀“弟子規”、召開全球佛教大會、乃至抵制聖誕節等“洋節”， 甚囂塵上、蔚為大觀。於是，活得比同代人更長的季羨林熬成了“國學大師”。季羨林死 後，家人爭奪遺產，醜態百出，顯示國學大師連“齊家”這個最低標凖都未實現。 由此，饒宗頤成了碩果僅存的“國學大師”。這倒符合“香港城邦論”的倡導者陳雲所説 的“華夏文化的真傳在香港”。而台灣人對饒氏的尊崇，亦源於國民黨當年的“中華文化 復興運動”，以及國民黨長期的“中華文化中心主義”的洗腦教育。中華文化的神秘化和 巫術化，在香港和台灣這兩個形式上已經實現現代化的社會，甚至比在中國更加嚴重。據 說，饒宗頤冶學範圍極廣，涉及考古學、古文字學、史學、詞學、音樂史、目錄學、方志 學等；且精通多國文字，包括英、法、日、德、印、伊拉克語等，並通曉梵文、古巴比倫 楔形文字等——這些都是沒有多少人能懂的領域，不懂，人們自然就肅然起敬。饒氏的弟 子汪德邁指出，饒氏的工作能力異於常人，更形容老師是一座「行走的圖書館」：「驚人 的記憶力，是饒公成為卓越文獻學家的原因之一。」然而，實事求是地説，饒氏所做的僅 僅是資料收集和整理工作而已，他並沒有任何一部作出獨特思想創見的著作。他精通多種 文字且記憶力驚人，在古代農耕社會固然是一大特長，但在計算機和網路普及的現代社會 ，幾乎不具備多大的優勢。所謂「行走的圖書館」，難道比得上連小學生都會使用的維基 百科和谷歌蒐索引擎嗎？ 饒宗頤讀書固然很多，但沒有被真理所光照的知識，即便汗牛充棟、滿坑滿谷，也只是某 種讓他可以“貨與帝王家”的資本積累而已，而無法形成可以“因真理、得自由”的思想 和觀念。這就是西學與國學之根本性差異：西學從希臘和希伯來時代開始，就具備了強烈 的“求真意志”，以探索人的自由和解放爲旨歸，故而西學能逐漸建構起普通法傳統、法 治和契約精神、私有產權和人身自由的保障、代議制等近代文明的關鍵因素；而國學從春 秋戰國時代開始，就是合縱連橫，奔走列國，以權術爲方法，以權力爲導向，所謂“書中 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用學者黃文雄的話來說，不過是“帝王統治術、封建護 身符、思想的麻藥、倫理緊箍咒”。 當儒學成為國學之主流之後，更是成為生產奴隸和奴才的流水線。黃文雄指出：“儒教強 加在百姓身上的，如君君臣臣、夫婦有別，全是合理化社會不平等的奴才道德，大部分百 姓雖無力反抗，也不可能真心接受，因此只要統治者管不到，就不會乖乖遵守，所以看在 外國傳教士眼裡，自然是一群被動、缺少反省與良心的「良民」。至於少部分內化儒教道 德、自願當奴才的臣民，為了顯示盡忠盡孝，便以忠孝節義之名，上演一齣齣父食子、夫 殺妻、割股獻君、切肉餵父、易子而食的荒謬場景，終將中國社會帶領至無以復加的變態 、病態、畸形狀態。”對此，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思想家福澤諭吉感嘆説：“一個國家社 會，若儒術越發達，儒學愈興盛，只會造成更大的惡，人們的智慧德行每況愈下，惡人與 愚者大增，禍患無窮。”難怪福澤諭吉要竭盡全力帶領日本“脫亞入歐”——所謂“脫亞 入歐”，其實是“脫華入歐”，也就是擺脫如硫酸般具有腐蝕作用的中國文化的影響，邁 向自由獨立的西方文明。 饒宗頤是一名中了儒學之毒甚深的凡夫俗子、趨炎附勢之徒，在遙遠的帝國邊緣的香港， 至多算是一名三心二意的“幫閑”，其作惡程度遠遠比不上那些在中國“擼其袖子蠻幹” 的幫凶，如林毅夫、胡鞍鋼、余秋雨、于丹、莫言之流。饒宗頤得享長壽，得益於香港作 為英國殖民地的自由與法治的保障，否則，若他在中國，說不定熬不過反右、文革等疾風 暴雨的政治運動，即便倖存下來，也沒有一間書房、一張書桌供他吟詩作賦。所以，他當 感激的不是共產黨，而是英國人。 畸形的中國文化遵奉“人死為大”的變態原則，為什麼人死了就能享有免於被批評的豁免 權呢？既然每個人（特別是公共人物）都需要“蓋棺論定”，那麽對死者的評論乃至批評 就是理所當然的。我常常在某些公眾人物離世時發出“不和諧”的聲音，如季羨林、陳映 真、楊絳，惹得很多他們的粉絲乃至為數眾多的“厚道人”不快甚至憤怒。但我堅持認為 ，既然他們在公共領域享受了讚譽，獲得了有形無形的資源，他們就必須付出接受多元評 論乃至負面評論的代價。 饒宗頤當然不是大奸大惡之徒，若是他生長、生活在歐美社會，他不過是一名普普通通的 大學教授，他的學問固然有一定的價值，但不會像在華人世界那樣被視為“國寶”。美國 沒有“國學”，也沒有對所謂“國學大師”的五體投地，美國是一個平等的社會，開餐廳 的人並不會覺得自己比當教授的人低人一等，當教授的人也並不會覺得自己比開餐廳的人 高一等。而華人世界對瑣碎的知識和人的記憶力的怪異崇拜，乃是源於千年科舉制度的遺 風。雖然饒氏沒有狀元的冠冕，但最高元首習近平悼念其死亡，被人們引以爲人生中莫大 的榮耀。宋代理學家張載曾有所謂“橫渠四句”，認為讀書人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 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實不過是儒生書齋中的意淫。饒氏或許做到了“ 為往聖繼絕學”——然而，若這種“絕學”不能增進人類的自由和幸福，它不過是某種最 低層次的“考古學”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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