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認識的董仲舒 　　歷代儒家先賢中，再也沒有比董仲舒遭受的誤解更多、更嚴重的了。宋、明儒對董仲 舒就不乏微詞，過去一百年間，幾乎所有人都厭惡、痛恨董仲舒。我所敬重的梁啟超先生 就說，由於引陰陽之說入儒學，董仲舒之儒學已絕非孔、孟、荀以來之學術。我的《你可 能不認識的孔子》見報，有朋友說，孔子確實不錯，孟子也很好，董仲舒卻讓儒家走上一 條歧路，變成專制的幫兇。 　　我要說，宋明儒的微詞不夠公允，盛行百年的看法更是荒謬絕倫。回到當時歷史語境 中，再縱觀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歷史，完全可以說，董仲舒是孔子之後最偉大的儒家人物， 也是中國歷史演變進程中最為重要的人物。正是他，提出了天道憲政主義變革規劃，對推 動儒家秦制實施了一次有效而徹底的變革，建立一個具有一定程度憲政主義性質的「共治 體制」。由此，華夏文明才部分告別秦制，獲得生機。聽起來有點太瘋狂？容我慢慢道來 。 盛世危機 　　要理解董仲舒在做什麼，先得弄清楚董仲舒要解決什麼問題。 　　論起源，儒家與專制制度是兩個毫不相關的事物。如果硬要說兩者有什麼關係的話， 那也只是，孔子在專制即將降臨的時刻，就對其保持警惕，而主張「復封建」，以禮治對 抗王權的刑治，以封建性的君臣關係對抗絕對的命令-服從關係。這構成了儒家的基本價 值立場：反對權力的專制，追求人的自由和尊嚴。 　　當然，現實自有其殘酷的邏輯。孔子之後，封建制崩潰，進入權力狂歡時期，是為戰 國。這一強權政治讓秦這樣的野蠻邦國獲得了機會。它以絕對的權力集中資源，攻滅六國 ，建立了絕對主義的皇權統治秩序。 　　但是，試圖用權力控制每一個人的制度，註定了是無法維持的。秦始皇一死，秦制立 刻崩潰。不過，劉邦攻滅群雄後所建立的政制架構，完全沿用了秦制。最為典型的就是官 制，秦、漢幾乎一模一樣。 　　當然，漢的統治確與秦不同。其觀念上的不同就表現為，從法家轉化為「黃老之術」 。近幾年一直活躍在NGO領域的楊鵬先生，曾出版過一本厚書，研究黃老思想，對其給予 很高評價，認為它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但其實，黃老之術是不配得到這麼高的評價的。 　　黃老主張「清靜無為」，這本身就是一個統治的狡計。秦制十分專制，那麼，漢初就 需要一場根本性變革。這需要大有為。黃老卻主張，在保留秦制基本結構的前提下，採取 放權讓利的權宜性策略。統治者不再像秦代那樣緊緊地進行全面的控制，而是適當放鬆一 下控制。 　　應當說，放權讓利政策還是很有效果的。民間被壓制的活力迅速釋放出來，經歷了戰 國的戰亂和秦的反文化的統治，人們的心靈完全是物質主義的。所有人都投入到發財與爭 權的事業中。由此，漢初出現了奇跡般的經濟增長，甚至出現了有數千人的大企業。很有 可能，這樣的經濟繁榮在中國歷史上是數一數二的。然後就到了漢武帝時代。靠著繁榮的 積累，他終於有財力上馬一些宏大的政績工程了，這包括北逐匈奴。 　　但這樣的繁榮沒有持續多久，社會就陷入深重危機。這是黃老無為式繁榮的必然結局 。歸根到底，權力仍然居於支配地位，而沒有在制度上被控制。隨著財富增長，財富對權 力的誘惑日益增大，權力入市變現的衝動日益強烈，權錢交易逐漸體制化。當權錢交易的 空間變小後，權力乾脆直接上陣：一方面，政府進入民間所發現的最為盈利的行業，以官 辦企業取代私人企業。另一方面，政府採取種種財政措施，直接搜刮、搶奪民眾財富。民 眾曾經富裕過，但很快，財富就大規模轉移到政府手中。 　　因而，漢武帝時代，民怨沸騰，官民衝突激化。面對這種局面，皇權本能地回歸秦制 ，重用「酷吏」。《史記》、《漢書》專門列有《酷吏列傳》，而酷吏最多的時代，正是 漢武帝時代。這些酷吏無所不用其極，殺人如麻，甚或流血十里。 　　這是一幅怪異的圖景：這個盛世看起來金光燦爛，卻要靠酷吏來維持。從皇帝到勞工 ，所有人都不滿，所有人都找不到方向，惶惶不安。這就是董仲舒登上歷史舞臺前的基本 社會政治格局：秩序的根底是專制的秦制，表面上一片繁榮，人心卻已徹底敗壞，秩序已 經接近潰散。也就是說，緩和了的秦制已經走投無路。 　　這樣看來，漢武帝還是非常明智的：他允許儒家發揮作用。這一點是漢武帝比秦始皇 偉大的地方。而儒家也確實想出了辦法，拯救了這個已經走向深淵的社會，其領袖正是廣 川董仲舒。 董仲舒的理想：去秦制 　　漢武帝一登基，就準備接納儒家。不過，他只是想讓儒家點綴太平，塑造盛事景象， 比如，為他安排封禪的儀式。此即時人所說的「改制」。儒家卻不滿足於此。他們要求「 更化」，那就是摒棄秦政。 　　《漢書‧董仲舒傳》全文收錄了董仲舒上漢武帝「天人三策」，在第一策中，董仲舒 就明確要求漢武帝進行「更化」。所謂更化，就是根本性變革，其核心則是拋棄秦制。董 仲舒分析了戰國時代的混亂局面，接著指出： 　　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 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 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 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 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 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 ，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 　　董仲舒在這裏指出了秦制的根本問題所在：專制。它有兩大最為突出的表現：第一， 嚴厲地禁止百家思想的自由爭鳴，消滅思想、學術、文化事業，進而消滅民間社會。第二 ，任用刑罰、酷吏，實際上建立了一個員警國家。在價值被消滅、人人被權力控制的秩序 中，人人自然都成為物質主義者。這樣的統治所造成的最大的惡果是國民心靈的普遍敗壞 ： 　　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 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 。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 亡益也。 　　董仲舒還直率地指出漢初黃老之治下，官、商勾結所產生的嚴重社會與政治惡果：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 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 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 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 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不上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 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 　　上面的文字清楚地表明了，董仲舒認為，體制已經完全敗壞，其根源則是不受限制的 權力。要擺脫危機，就必須終結秦制，終結漢初形成的寬和的秦制。如何做到這一點？秦 制的關鍵是皇權獨斷專制，酷吏之治、權錢勾結是從這樣的絕對權力引申出來的。因此， 約束皇權就成為董仲舒所代表的漢儒所思考的首要問題。 「天人感應」的憲政意圖 　　為了約束秦制創造出來的絕對主義皇權，董仲舒提出了「天道憲政主義」方案。這個 方案的神學根底是「天下相應說」。梁啟超、胡適二賢受「唯科學主義」影響，把「天人 相應說」斥為迷信。這樣輕率的指責說明他們不瞭解古典政治的運作邏輯。 　　天道信仰是古代中國治理秩序的關鍵性基礎。這一信仰至少從堯舜時代就已形成，且 堯舜以降夏商周三代歷史已證明了這樣一個命題：優良的治理以虔誠的天道信仰、尤其是 國王的虔信為前提，一旦這種信仰鬆動、瓦解，君王必然放縱欲望和權力，整個社會必然 陷入混亂與危機之中。 　　為什麼？《尚書‧泰誓上》篇有過一番論證。首先：「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 物之靈。」天地為萬物之父母，其中也包括人。人為天地之子，天愛萬民，因此，「天佑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而幸福的生活需要秩序，為讓萬民過上幸福生活，上天在人間 設立君王。 　　這句話也就指示了君王的不可推卸的責任：上天乃是基於其對萬民之愛而設立君王的 ，因此，君王唯一的職責就是讓萬民過上幸福生活。只有這樣，才能夠「克相上帝，寵綏 四方」。為保障君王始終履行這一義務，天以其人格化的存在形態——「上帝」——監察 著人間：「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人間秩序是否合理，君王統治是否可取， 是由萬民判斷的，上帝無條件接受萬民的判斷，上天一定順從萬民的意願。 　　《泰誓中》篇簡明地概括了天道憲政主義的基本框架：「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辟」就是君王。上天照顧人民，君王遵奉上天。從政治哲學意義上說，君王固然高於萬民 ；但在政治神學中，萬民高於君王。而不管在何種情況下，君王都在天-上帝之下，因此 ，君王不是最高的權威。君王須敬畏上天。借助於天的權威，禮或者法律才具有壓倒君王 的權威，人民才有免於君王的意志之暴虐統治的可能性。 　　秦制的根本特徵也正在於，秦始皇完全不信仰天-上帝。他巡遊各地勒銘紀念，銘文 中從來沒有提到過天。這與周初諸王虔誠的天道信仰形成了鮮明對比。正因為沒有天道信 仰，所以，秦始皇相信，自己不僅是人間的統治者，也是整個宇宙的統治者，他甚至有權 懲罰神靈。這樣的皇帝的權力是真正絕對的，法律也就根本不能約束他。有人說，「和尚 打傘，無法無天」。其實，正確的說法是「無天無法」：皇帝不承認天的權威，也就不可 能承認法的權威。擁有如此絕對之權力的皇帝，當然可以任意處置任何人。 　　漢儒深知這一點，因此，為馴服秦制而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重建天道信仰。而董仲 舒的憲政方案也正是天道憲政主義。《天人三策》第一策中說：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 。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 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 　　這是董仲舒天道憲政主義規劃的基本原理。治理人間的皇帝必須服從天的權威。由於 天的引入，秦制下無條件地命令-服從的君、民關係，就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開篇即這樣概括：「《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屈民而伸君，屈君 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現代憲政制度發源於英格蘭，紮根於中世紀憲政制度，其基本原則被十三世紀英格蘭 普通法法律家布拉克頓概括如下：「國王在萬民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董仲舒提 出的原則是相同的：皇帝在萬民之上，但在天之下。 　　有人會說，可是，董仲舒不也說，「以人隨君」，「屈民而伸君」麼？這並非董仲舒 的主張，這是在描述他所面臨的事實。儒家畢竟不是革命者，而是憲政主義者，因此，他 承認皇帝的權威，但接下來要求，「以君隨天」，「屈君而伸天」，這才是他的真正主張 。 　　據此董仲舒主張，人間治理秩序必須模仿天道秩序。比如，陽為主，陰為輔，陽主生 ，陰主殺，那麼，「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 故先王莫之肯為也。」董仲舒按照天道秩序論證了，必須廢除員警國家式的刑治。 　　更進一步，皇帝必須按照天意進行日常治理。這就是「天人相應說」的功用。周代的 天只是在非常時期決定治理權的轉移。在董仲舒的體系中，天對人間的監察則日常化了， 天具有了生命，他始終在監察著人間，並通過「災異」的方式，對人間，主要是對皇帝、 大臣發出警告。而皇帝必須對此正確的回應。 　　因此，在董仲舒的體系中，皇帝權威之絕對性被消解了。既然如此，對人間治理來說 ，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某處發生了一個災異，需要立刻弄清，它究竟意味著什麼？又該 如何對此天意做出正確的回應？這就是「獨尊儒術」所要解決的問題。 「獨尊儒術」的憲政內涵 　　「獨尊儒術」之說是在《天人三策》第三策的最後提出的：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 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天道憲政主義治理方案用於控制皇權的關鍵因素是順應「天意」。至關重要的是，董 仲舒斷言，皇帝沒有能力理解天意，只有儒者具有這種能力。因為，理解天意，需要知識 ，「智」。首先需要確定，究竟哪些異常現象屬於「災異」。其次需要確定，災異的具體 指向究竟是什麼，上天對人間的哪條法律、哪項措施不滿；第三需要研究，採取什麼樣的 措施才能令上天滿意。第四，需要及時地制定出這樣的措施，並有效地實施它。 　　凡此種種，都需要「天人之際」的綜合性知識和立法的能力。也即，需要司馬遷所說 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知識和能力。而遍觀當時各個群體，唯有儒者具備這樣 的知識和能力。儒者接受過經典教育，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春秋》。《春秋》就是「天人 之際」的「先例彙編」。通過研讀這些先例，儒生掌握了理解和回應天意的技藝。因此， 皇帝要對天意做出正確回應，就須聽從儒生的指令。 　　也就是說，人間治理被納入到天道秩序中的政治後果是，皇權被置於儒生共同體之下 。儒生獲得了立法權，皇帝的職能不過是執行儒生共同體制定的法律、政策。如此一來， 容納儒者進入政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關於在此之前的政府組成，董仲舒這樣描述：「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 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在秦制和漢初寬和的秦制下，官員多為「官二代」 和「富二代」。這是一個特權性政府。董仲舒則提出，各地「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 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這裏的賢者就是通儒術者。由此逐漸形成「察舉制度」 ，各地舉薦孝廉、賢良、文學出任官員。如司馬遷所說，「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 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由此，政府結構逐漸發生根本變化，形成錢穆先生所說的「士人政府」，從而形成了 一種「共治體制」。「共治」的一方是皇權，另一方則是儒家士大夫。余英時先生在《朱 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撚出「共治」一詞，形容宋代儒家士大 夫的治理理想。受此啟發，我檢視文獻發現，正是從漢武帝時代開始，君臣不約而同地談 論「共治天下」、「共理天下」。這樣的「共治」存在於多個層面： 　　首先是皇帝與士人政府的共治。官二代、富二代構成的秦、漢初政府，以追逐權、錢 為基本價值，而皇帝對此擁有支配權，因此，官吏們爭當皇帝的忠實工具，精於揣摩上意 的酷吏和替皇權搜刮民財的「興利之臣」不斷湧現。 　　儒家士人則有自己的道德理想主義價值信念，對於皇帝的命令，他們會用自己的價值 進行判斷。他們所提出的制度與政策設想也都指向三代之治的理想。由此，皇權與政府分 離，士人組成的政府不再是皇權的工具，而具有了自己獨立的價值和政治目標。 　　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政府與社會的共治。春秋以來，儒家就在民間結社，主要是結成 思想學術社團。現在，儒家有機會進入政府，思想學術結社更為繁多。儒家士大夫又借助 自己在政府中之「溢出」權威，返回基層，在基層構建「社會」，其載體主要是家族。家 族制度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儒家士人從西漢中期開始構建出來的。「社會」也不是自然 地就存在的。儒家士人借助儒生社團和家族制度，構造出「社會自主治理」的基礎性制度 之後，中國才有了嚴格意義上的「社會」。 　　秦制下，皇帝的權力通過漫長的官吏體系直接控制每個人，縣以下竟然有亭、鄉兩級 政府。更化之後，皇權逐漸退出，僅及於縣，縣以下則由儒家士人組織自主治理，人民生 活的大多數領域是自治的。 　　在此制度基礎上形成了刑律與禮俗的共治。刑律是政府制定的，禮俗則是自發形成的 ，儒生則在其中注入儒家理想。人們生活各個方面的權利、義務，包括民事的、人身的、 商業的權利、義務，主要是由禮俗規範，由自治的社會執行的。刑律可能被專制的皇權利 用來進行鎮壓，禮俗卻保障人民的自由。 　　相對於秦制，這樣的共治體制帶有強烈憲政主義性質。漢宣帝曾形容漢家法度為「霸 、王道雜之」。霸道就是秦制，它依賴刑律、酷吏。但現在，即便是相對較為專制的漢宣 帝也不得不承認，王道也是漢家憲制的根本組成部分，這個王道，就體現為道統、士人政 府、社會自主治理、禮俗等。 　　也就是說，董仲舒所代表的漢儒的天道憲政主義努力，取得了偉大的成果：此後大多 數時間，中國的治理架構不是什麼封建，也不是專制，而是半憲政半專制的「共治」。秦 制式絕對權力部分地受到控制，其控制者就是儒家士大夫，人民因此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 由。 　　當然，董仲舒的努力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因而，不能說古代中國就已經是憲政國家 。但是，古代中國治理架構中確實已經具有了部分程度的憲政結構。也因此，清末儒家可 以順利地接受西方憲政理念和制度，從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短短十幾年時間，就基本完 成了憲政政體的構建。只要看一下儒家紳士們的主張，就可以明白這其中的奧秘：開國會 、地方自治，不過就是把他們已經行使了兩千年的自治性權利予以正規化。 　　當你在評價董仲舒的時候，請記住一個簡單的事實：清末主張憲政最力的康有為，就 是以董仲舒思想為典範的。 獨尊儒術與思想自由是兩回事 　　一種常見的批評是，「獨尊儒術」造成思想學術壟斷、宗教壟斷，要為中國思想、文 化的停滯負責。然而，檢視歷史就會發現，這種說法毫無根據。 　　真正毀滅思想學術的罪魁是秦制。先秦四大家中，法家幫助建立秦制，而合乎邏輯的 是，專制制度只要建立，法家就必然歸於消亡——事實上，商鞅、韓非、李斯等法家代表 人物都橫死於他們所幫助建立的專制制度之手。何炳棣先生近年的研究則表明，墨家很可 能融入秦制，變成了專制統治體系內的專家、官吏。這是因為，墨家內在地具有專制傾向 。道家思想以黃老之術的形態變成漢初寬和的秦制的統治思想，並為法家保駕護航。但武 帝時代的社會危機讓它自行消亡。 　　也就是說，法、道、墨三家都被其所支持的制度拖累而衰敗。儒家以在野的身份，在 秦漢之際百多年中，既反抗秦制，也反對寬和的秦制。因而，儒家既被秦始皇鎮壓，也被 支持黃老之術的竇太后壓制。但是，憑藉著來自遙遠的古典時代的豐厚文化積澱，儒家以 頑強的生命力在民間積聚力量，等待和創造時機。當儒家獲得了治國的權威之後，則採取 了與法家完全不同的文化政策：寬容。 　　董仲舒確實要求「罷黜百家」，但百家既已自然消亡，當然影響較大的也就是官吏中 的法家觀念和黃老觀念。因此，董仲舒要求罷黜百家，其實就是要求從皇帝和官吏的思想 中清除這兩種專制的意識形態。 　　除此之外，董仲舒、儒家士大夫從來沒有要求禁止過任何思想學術活動。事實上，在 此之後，道家持續發展，並演化出道教。魏晉南北朝時代，以道家為基礎的玄學幾乎替代 了儒家。此後，道家思想一直深植於普通士人、尤其是文人的精神結構中，而有所謂「儒 道互補」之說。 　　儒家思想也沒有妨礙宗教自由。玄學興盛之同時，西來的佛教日趨繁榮。明朝末年， 基督教又傳入中國。歷史上確曾發生過「三武滅佛」事件，清初也禁止過基督教。但是， 這不是儒家思想在圍剿佛教、基督教，而是皇帝為了世俗的利益而打擊寺院，為了閉關鎖 國而查禁基督教。至於儒家士人，比如韓愈以後的宋、明儒者，雖竭力從思想上辟佛，但 在生活中，與佛教關係非常密切。現代儒家代表人物粱漱溟、熊十力、馬一浮諸先生，都 與佛教有很深淵源。 　　歸根到底，「儒術」是一種治國之道。儒家確有宗教性，但不是十分強烈。它關注的 焦點始終是人間的優良治理秩序。所以，儒家對神靈信仰大體保持一種寬容心態，只要其 有助於塑造人們敬畏的心態，而不是放縱人們的欲望、或者大量耗費錢財。 　　至於有人怪罪獨尊儒術妨礙了「科學」在中國出現，那他們也應當追問：為什麼基督 教經院哲學沒有發展出科學體系？為什麼印度人沒有發展出科學？ 　　「獨尊儒術」也沒有妨礙儒家自身的發展。西漢立經學博士，的確有所選擇，側重於 今文學。不過，政府從來沒有採取過措施打壓其他學派。因此，儒家本身仍然保持巨大活 力。比如，到東漢，經古文學就相當盛行，替代了今文學。宋代又出現了理學、道學。到 現代，曾國藩、康有為等人也發展了儒學。 　　確實，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政府打壓過思想學術的事情，最為突出的是明初、清初 中期的文字獄。但是，這種思想文化專制與儒家本身毫無關係，相反，儒家始終是被迫害 者，遭到迫害的人都是最為出色的儒者。 　　董仲舒本人就因為批評漢武帝，而差點被殺頭。面對如此專制的權力，董仲舒的態度 當然只有一個：反對它，控制它，限制它。董仲舒的方案可能沒有完全成功，但他反抗專 制的決心是不容否認的；而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設計憲政制度的理性和智慧 ，永遠值得後人尊重。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30-22237.shtml ==== 這篇好文章說出太多我的心裡話了。我之前也說過，講什麼「XX思想家扭曲原始XX」的人 ，若不是出於極端偏頗狹隘的宗派主義，否定一種思想或宗教有在歷史中不斷發展的必要 性與必然性，就是別有用心，企圖否定現存的該思想或宗教本身。然而很遺憾地這種似是 而非的論調流傳過廣，連薛仁明都在這上面誤入歧途，否定後儒的貢獻。 董子是被妖魔化100年的不幸人物，本文雖然講得比較淺顯，但也足夠讓大家對他略有正 確的認識了。另外後半段也提到了「李約瑟問題」從前提上的根本錯誤:現代科學與工業 文明根本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特殊、畸形產物，除了西方這個特例，日本、韓國、印度、蒙 古、伊斯蘭、非洲、美洲、東歐都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所以問「中國文明為什麼沒有發 展出現代科學」，就好像問一個普通人「你為什麼沒有得先天性心臟病」或「你為什麼沒 有成為連環殺人狂」一樣荒謬。 另外，秋風先生一直強調儒家的寬容，這雖然大致上正確，但話未免講得太滿，容易遭到 攻擊；歷代儒者中有許多人都攻擊佛教，雖然大部分時候都僅止於口頭上。 當然大家也可以看出來，本文乍看寫西漢，其實處處在寫當今的大陸。 -- Pray for Obama: Psalm 10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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