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认识的董仲舒 　　历代儒家先贤中，再也没有比董仲舒遭受的误解更多、更严重的了。宋、明儒对董仲 舒就不乏微词，过去一百年间，几乎所有人都厌恶、痛恨董仲舒。我所敬重的梁启超先生 就说，由於引阴阳之说入儒学，董仲舒之儒学已绝非孔、孟、荀以来之学术。我的《你可 能不认识的孔子》见报，有朋友说，孔子确实不错，孟子也很好，董仲舒却让儒家走上一 条歧路，变成专制的帮凶。 　　我要说，宋明儒的微词不够公允，盛行百年的看法更是荒谬绝伦。回到当时历史语境 中，再纵观董仲舒以来的中国历史，完全可以说，董仲舒是孔子之後最伟大的儒家人物， 也是中国历史演变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正是他，提出了天道宪政主义变革规划，对推 动儒家秦制实施了一次有效而彻底的变革，建立一个具有一定程度宪政主义性质的「共治 体制」。由此，华夏文明才部分告别秦制，获得生机。听起来有点太疯狂？容我慢慢道来 。 盛世危机 　　要理解董仲舒在做什麽，先得弄清楚董仲舒要解决什麽问题。 　　论起源，儒家与专制制度是两个毫不相关的事物。如果硬要说两者有什麽关系的话， 那也只是，孔子在专制即将降临的时刻，就对其保持警惕，而主张「复封建」，以礼治对 抗王权的刑治，以封建性的君臣关系对抗绝对的命令-服从关系。这构成了儒家的基本价 值立场：反对权力的专制，追求人的自由和尊严。 　　当然，现实自有其残酷的逻辑。孔子之後，封建制崩溃，进入权力狂欢时期，是为战 国。这一强权政治让秦这样的野蛮邦国获得了机会。它以绝对的权力集中资源，攻灭六国 ，建立了绝对主义的皇权统治秩序。 　　但是，试图用权力控制每一个人的制度，注定了是无法维持的。秦始皇一死，秦制立 刻崩溃。不过，刘邦攻灭群雄後所建立的政制架构，完全沿用了秦制。最为典型的就是官 制，秦、汉几乎一模一样。 　　当然，汉的统治确与秦不同。其观念上的不同就表现为，从法家转化为「黄老之术」 。近几年一直活跃在NGO领域的杨鹏先生，曾出版过一本厚书，研究黄老思想，对其给予 很高评价，认为它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但其实，黄老之术是不配得到这麽高的评价的。 　　黄老主张「清静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统治的狡计。秦制十分专制，那麽，汉初就 需要一场根本性变革。这需要大有为。黄老却主张，在保留秦制基本结构的前提下，采取 放权让利的权宜性策略。统治者不再像秦代那样紧紧地进行全面的控制，而是适当放松一 下控制。 　　应当说，放权让利政策还是很有效果的。民间被压制的活力迅速释放出来，经历了战 国的战乱和秦的反文化的统治，人们的心灵完全是物质主义的。所有人都投入到发财与争 权的事业中。由此，汉初出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甚至出现了有数千人的大企业。很有 可能，这样的经济繁荣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然後就到了汉武帝时代。靠着繁荣的 积累，他终於有财力上马一些宏大的政绩工程了，这包括北逐匈奴。 　　但这样的繁荣没有持续多久，社会就陷入深重危机。这是黄老无为式繁荣的必然结局 。归根到底，权力仍然居於支配地位，而没有在制度上被控制。随着财富增长，财富对权 力的诱惑日益增大，权力入市变现的冲动日益强烈，权钱交易逐渐体制化。当权钱交易的 空间变小後，权力乾脆直接上阵：一方面，政府进入民间所发现的最为盈利的行业，以官 办企业取代私人企业。另一方面，政府采取种种财政措施，直接搜刮、抢夺民众财富。民 众曾经富裕过，但很快，财富就大规模转移到政府手中。 　　因而，汉武帝时代，民怨沸腾，官民冲突激化。面对这种局面，皇权本能地回归秦制 ，重用「酷吏」。《史记》、《汉书》专门列有《酷吏列传》，而酷吏最多的时代，正是 汉武帝时代。这些酷吏无所不用其极，杀人如麻，甚或流血十里。 　　这是一幅怪异的图景：这个盛世看起来金光灿烂，却要靠酷吏来维持。从皇帝到劳工 ，所有人都不满，所有人都找不到方向，惶惶不安。这就是董仲舒登上历史舞台前的基本 社会政治格局：秩序的根底是专制的秦制，表面上一片繁荣，人心却已彻底败坏，秩序已 经接近溃散。也就是说，缓和了的秦制已经走投无路。 　　这样看来，汉武帝还是非常明智的：他允许儒家发挥作用。这一点是汉武帝比秦始皇 伟大的地方。而儒家也确实想出了办法，拯救了这个已经走向深渊的社会，其领袖正是广 川董仲舒。 董仲舒的理想：去秦制 　　汉武帝一登基，就准备接纳儒家。不过，他只是想让儒家点缀太平，塑造盛事景象， 比如，为他安排封禅的仪式。此即时人所说的「改制」。儒家却不满足於此。他们要求「 更化」，那就是摒弃秦政。 　　《汉书‧董仲舒传》全文收录了董仲舒上汉武帝「天人三策」，在第一策中，董仲舒 就明确要求汉武帝进行「更化」。所谓更化，就是根本性变革，其核心则是抛弃秦制。董 仲舒分析了战国时代的混乱局面，接着指出： 　　秦继其後，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 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 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 於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 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 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 ，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 　　董仲舒在这里指出了秦制的根本问题所在：专制。它有两大最为突出的表现：第一， 严厉地禁止百家思想的自由争鸣，消灭思想、学术、文化事业，进而消灭民间社会。第二 ，任用刑罚、酷吏，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员警国家。在价值被消灭、人人被权力控制的秩序 中，人人自然都成为物质主义者。这样的统治所造成的最大的恶果是国民心灵的普遍败坏 ： 　　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 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後，如朽木、粪墙矣 。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 亡益也。 　　董仲舒还直率地指出汉初黄老之治下，官、商勾结所产生的严重社会与政治恶果：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古之所予禄者，不食於力，不动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 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 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 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 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 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上面的文字清楚地表明了，董仲舒认为，体制已经完全败坏，其根源则是不受限制的 权力。要摆脱危机，就必须终结秦制，终结汉初形成的宽和的秦制。如何做到这一点？秦 制的关键是皇权独断专制，酷吏之治、权钱勾结是从这样的绝对权力引申出来的。因此， 约束皇权就成为董仲舒所代表的汉儒所思考的首要问题。 「天人感应」的宪政意图 　　为了约束秦制创造出来的绝对主义皇权，董仲舒提出了「天道宪政主义」方案。这个 方案的神学根底是「天下相应说」。梁启超、胡适二贤受「唯科学主义」影响，把「天人 相应说」斥为迷信。这样轻率的指责说明他们不了解古典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道信仰是古代中国治理秩序的关键性基础。这一信仰至少从尧舜时代就已形成，且 尧舜以降夏商周三代历史已证明了这样一个命题：优良的治理以虔诚的天道信仰、尤其是 国王的虔信为前提，一旦这种信仰松动、瓦解，君王必然放纵欲望和权力，整个社会必然 陷入混乱与危机之中。 　　为什麽？《尚书‧泰誓上》篇有过一番论证。首先：「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 物之灵。」天地为万物之父母，其中也包括人。人为天地之子，天爱万民，因此，「天佑 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而幸福的生活需要秩序，为让万民过上幸福生活，上天在人间 设立君王。 　　这句话也就指示了君王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上天乃是基於其对万民之爱而设立君王的 ，因此，君王唯一的职责就是让万民过上幸福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够「克相上帝，宠绥 四方」。为保障君王始终履行这一义务，天以其人格化的存在形态——「上帝」——监察 着人间：「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间秩序是否合理，君王统治是否可取， 是由万民判断的，上帝无条件接受万民的判断，上天一定顺从万民的意愿。 　　《泰誓中》篇简明地概括了天道宪政主义的基本框架：「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辟」就是君王。上天照顾人民，君王遵奉上天。从政治哲学意义上说，君王固然高於万民 ；但在政治神学中，万民高於君王。而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君王都在天-上帝之下，因此 ，君王不是最高的权威。君王须敬畏上天。借助於天的权威，礼或者法律才具有压倒君王 的权威，人民才有免於君王的意志之暴虐统治的可能性。 　　秦制的根本特徵也正在於，秦始皇完全不信仰天-上帝。他巡游各地勒铭纪念，铭文 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天。这与周初诸王虔诚的天道信仰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因为没有天道信 仰，所以，秦始皇相信，自己不仅是人间的统治者，也是整个宇宙的统治者，他甚至有权 惩罚神灵。这样的皇帝的权力是真正绝对的，法律也就根本不能约束他。有人说，「和尚 打伞，无法无天」。其实，正确的说法是「无天无法」：皇帝不承认天的权威，也就不可 能承认法的权威。拥有如此绝对之权力的皇帝，当然可以任意处置任何人。 　　汉儒深知这一点，因此，为驯服秦制而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重建天道信仰。而董仲 舒的宪政方案也正是天道宪政主义。《天人三策》第一策中说：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 。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 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於天。 　　这是董仲舒天道宪政主义规划的基本原理。治理人间的皇帝必须服从天的权威。由於 天的引入，秦制下无条件地命令-服从的君、民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开篇即这样概括：「《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 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现代宪政制度发源於英格兰，紮根於中世纪宪政制度，其基本原则被十三世纪英格兰 普通法法律家布拉克顿概括如下：「国王在万民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董仲舒提 出的原则是相同的：皇帝在万民之上，但在天之下。 　　有人会说，可是，董仲舒不也说，「以人随君」，「屈民而伸君」麽？这并非董仲舒 的主张，这是在描述他所面临的事实。儒家毕竟不是革命者，而是宪政主义者，因此，他 承认皇帝的权威，但接下来要求，「以君随天」，「屈君而伸天」，这才是他的真正主张 。 　　据此董仲舒主张，人间治理秩序必须模仿天道秩序。比如，阳为主，阴为辅，阳主生 ，阴主杀，那麽，「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为政而任刑，不顺於天， 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董仲舒按照天道秩序论证了，必须废除员警国家式的刑治。 　　更进一步，皇帝必须按照天意进行日常治理。这就是「天人相应说」的功用。周代的 天只是在非常时期决定治理权的转移。在董仲舒的体系中，天对人间的监察则日常化了， 天具有了生命，他始终在监察着人间，并通过「灾异」的方式，对人间，主要是对皇帝、 大臣发出警告。而皇帝必须对此正确的回应。 　　因此，在董仲舒的体系中，皇帝权威之绝对性被消解了。既然如此，对人间治理来说 ，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某处发生了一个灾异，需要立刻弄清，它究竟意味着什麽？又该 如何对此天意做出正确的回应？这就是「独尊儒术」所要解决的问题。 「独尊儒术」的宪政内涵 　　「独尊儒术」之说是在《天人三策》第三策的最後提出的：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 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 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天道宪政主义治理方案用於控制皇权的关键因素是顺应「天意」。至关重要的是，董 仲舒断言，皇帝没有能力理解天意，只有儒者具有这种能力。因为，理解天意，需要知识 ，「智」。首先需要确定，究竟哪些异常现象属於「灾异」。其次需要确定，灾异的具体 指向究竟是什麽，上天对人间的哪条法律、哪项措施不满；第三需要研究，采取什麽样的 措施才能令上天满意。第四，需要及时地制定出这样的措施，并有效地实施它。 　　凡此种种，都需要「天人之际」的综合性知识和立法的能力。也即，需要司马迁所说 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知识和能力。而遍观当时各个群体，唯有儒者具备这样 的知识和能力。儒者接受过经典教育，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春秋》。《春秋》就是「天人 之际」的「先例汇编」。通过研读这些先例，儒生掌握了理解和回应天意的技艺。因此， 皇帝要对天意做出正确回应，就须听从儒生的指令。 　　也就是说，人间治理被纳入到天道秩序中的政治後果是，皇权被置於儒生共同体之下 。儒生获得了立法权，皇帝的职能不过是执行儒生共同体制定的法律、政策。如此一来， 容纳儒者进入政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关於在此之前的政府组成，董仲舒这样描述：「夫长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 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在秦制和汉初宽和的秦制下，官员多为「官二代」 和「富二代」。这是一个特权性政府。董仲舒则提出，各地「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 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这里的贤者就是通儒术者。由此逐渐形成「察举制度」 ，各地举荐孝廉、贤良、文学出任官员。如司马迁所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 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由此，政府结构逐渐发生根本变化，形成钱穆先生所说的「士人政府」，从而形成了 一种「共治体制」。「共治」的一方是皇权，另一方则是儒家士大夫。余英时先生在《朱 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捻出「共治」一词，形容宋代儒家士大 夫的治理理想。受此启发，我检视文献发现，正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君臣不约而同地谈 论「共治天下」、「共理天下」。这样的「共治」存在於多个层面： 　　首先是皇帝与士人政府的共治。官二代、富二代构成的秦、汉初政府，以追逐权、钱 为基本价值，而皇帝对此拥有支配权，因此，官吏们争当皇帝的忠实工具，精於揣摩上意 的酷吏和替皇权搜刮民财的「兴利之臣」不断涌现。 　　儒家士人则有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价值信念，对於皇帝的命令，他们会用自己的价值 进行判断。他们所提出的制度与政策设想也都指向三代之治的理想。由此，皇权与政府分 离，士人组成的政府不再是皇权的工具，而具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政治目标。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府与社会的共治。春秋以来，儒家就在民间结社，主要是结成 思想学术社团。现在，儒家有机会进入政府，思想学术结社更为繁多。儒家士大夫又借助 自己在政府中之「溢出」权威，返回基层，在基层构建「社会」，其载体主要是家族。家 族制度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儒家士人从西汉中期开始构建出来的。「社会」也不是自然 地就存在的。儒家士人借助儒生社团和家族制度，构造出「社会自主治理」的基础性制度 之後，中国才有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 　　秦制下，皇帝的权力通过漫长的官吏体系直接控制每个人，县以下竟然有亭、乡两级 政府。更化之後，皇权逐渐退出，仅及於县，县以下则由儒家士人组织自主治理，人民生 活的大多数领域是自治的。 　　在此制度基础上形成了刑律与礼俗的共治。刑律是政府制定的，礼俗则是自发形成的 ，儒生则在其中注入儒家理想。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利、义务，包括民事的、人身的、 商业的权利、义务，主要是由礼俗规范，由自治的社会执行的。刑律可能被专制的皇权利 用来进行镇压，礼俗却保障人民的自由。 　　相对於秦制，这样的共治体制带有强烈宪政主义性质。汉宣帝曾形容汉家法度为「霸 、王道杂之」。霸道就是秦制，它依赖刑律、酷吏。但现在，即便是相对较为专制的汉宣 帝也不得不承认，王道也是汉家宪制的根本组成部分，这个王道，就体现为道统、士人政 府、社会自主治理、礼俗等。 　　也就是说，董仲舒所代表的汉儒的天道宪政主义努力，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此後大多 数时间，中国的治理架构不是什麽封建，也不是专制，而是半宪政半专制的「共治」。秦 制式绝对权力部分地受到控制，其控制者就是儒家士大夫，人民因此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 由。 　　当然，董仲舒的努力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因而，不能说古代中国就已经是宪政国家 。但是，古代中国治理架构中确实已经具有了部分程度的宪政结构。也因此，清末儒家可 以顺利地接受西方宪政理念和制度，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短短十几年时间，就基本完 成了宪政政体的构建。只要看一下儒家绅士们的主张，就可以明白这其中的奥秘：开国会 、地方自治，不过就是把他们已经行使了两千年的自治性权利予以正规化。 　　当你在评价董仲舒的时候，请记住一个简单的事实：清末主张宪政最力的康有为，就 是以董仲舒思想为典范的。 独尊儒术与思想自由是两回事 　　一种常见的批评是，「独尊儒术」造成思想学术垄断、宗教垄断，要为中国思想、文 化的停滞负责。然而，检视历史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真正毁灭思想学术的罪魁是秦制。先秦四大家中，法家帮助建立秦制，而合乎逻辑的 是，专制制度只要建立，法家就必然归於消亡——事实上，商鞅、韩非、李斯等法家代表 人物都横死於他们所帮助建立的专制制度之手。何炳棣先生近年的研究则表明，墨家很可 能融入秦制，变成了专制统治体系内的专家、官吏。这是因为，墨家内在地具有专制倾向 。道家思想以黄老之术的形态变成汉初宽和的秦制的统治思想，并为法家保驾护航。但武 帝时代的社会危机让它自行消亡。 　　也就是说，法、道、墨三家都被其所支持的制度拖累而衰败。儒家以在野的身份，在 秦汉之际百多年中，既反抗秦制，也反对宽和的秦制。因而，儒家既被秦始皇镇压，也被 支持黄老之术的窦太后压制。但是，凭藉着来自遥远的古典时代的丰厚文化积淀，儒家以 顽强的生命力在民间积聚力量，等待和创造时机。当儒家获得了治国的权威之後，则采取 了与法家完全不同的文化政策：宽容。 　　董仲舒确实要求「罢黜百家」，但百家既已自然消亡，当然影响较大的也就是官吏中 的法家观念和黄老观念。因此，董仲舒要求罢黜百家，其实就是要求从皇帝和官吏的思想 中清除这两种专制的意识形态。 　　除此之外，董仲舒、儒家士大夫从来没有要求禁止过任何思想学术活动。事实上，在 此之後，道家持续发展，并演化出道教。魏晋南北朝时代，以道家为基础的玄学几乎替代 了儒家。此後，道家思想一直深植於普通士人、尤其是文人的精神结构中，而有所谓「儒 道互补」之说。 　　儒家思想也没有妨碍宗教自由。玄学兴盛之同时，西来的佛教日趋繁荣。明朝末年， 基督教又传入中国。历史上确曾发生过「三武灭佛」事件，清初也禁止过基督教。但是， 这不是儒家思想在围剿佛教、基督教，而是皇帝为了世俗的利益而打击寺院，为了闭关锁 国而查禁基督教。至於儒家士人，比如韩愈以後的宋、明儒者，虽竭力从思想上辟佛，但 在生活中，与佛教关系非常密切。现代儒家代表人物粱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诸先生，都 与佛教有很深渊源。 　　归根到底，「儒术」是一种治国之道。儒家确有宗教性，但不是十分强烈。它关注的 焦点始终是人间的优良治理秩序。所以，儒家对神灵信仰大体保持一种宽容心态，只要其 有助於塑造人们敬畏的心态，而不是放纵人们的欲望、或者大量耗费钱财。 　　至於有人怪罪独尊儒术妨碍了「科学」在中国出现，那他们也应当追问：为什麽基督 教经院哲学没有发展出科学体系？为什麽印度人没有发展出科学？ 　　「独尊儒术」也没有妨碍儒家自身的发展。西汉立经学博士，的确有所选择，侧重於 今文学。不过，政府从来没有采取过措施打压其他学派。因此，儒家本身仍然保持巨大活 力。比如，到东汉，经古文学就相当盛行，替代了今文学。宋代又出现了理学、道学。到 现代，曾国藩、康有为等人也发展了儒学。 　　确实，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政府打压过思想学术的事情，最为突出的是明初、清初 中期的文字狱。但是，这种思想文化专制与儒家本身毫无关系，相反，儒家始终是被迫害 者，遭到迫害的人都是最为出色的儒者。 　　董仲舒本人就因为批评汉武帝，而差点被杀头。面对如此专制的权力，董仲舒的态度 当然只有一个：反对它，控制它，限制它。董仲舒的方案可能没有完全成功，但他反抗专 制的决心是不容否认的；而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设计宪政制度的理性和智慧 ，永远值得後人尊重。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30-22237.shtml ==== 这篇好文章说出太多我的心里话了。我之前也说过，讲什麽「XX思想家扭曲原始XX」的人 ，若不是出於极端偏颇狭隘的宗派主义，否定一种思想或宗教有在历史中不断发展的必要 性与必然性，就是别有用心，企图否定现存的该思想或宗教本身。然而很遗憾地这种似是 而非的论调流传过广，连薛仁明都在这上面误入歧途，否定後儒的贡献。 董子是被妖魔化100年的不幸人物，本文虽然讲得比较浅显，但也足够让大家对他略有正 确的认识了。另外後半段也提到了「李约瑟问题」从前提上的根本错误:现代科学与工业 文明根本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特殊、畸形产物，除了西方这个特例，日本、韩国、印度、蒙 古、伊斯兰、非洲、美洲、东欧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所以问「中国文明为什麽没有发 展出现代科学」，就好像问一个普通人「你为什麽没有得先天性心脏病」或「你为什麽没 有成为连环杀人狂」一样荒谬。 另外，秋风先生一直强调儒家的宽容，这虽然大致上正确，但话未免讲得太满，容易遭到 攻击；历代儒者中有许多人都攻击佛教，虽然大部分时候都仅止於口头上。 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出来，本文乍看写西汉，其实处处在写当今的大陆。 -- Pray for Obama: Psalm 109:8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218.168.217.46 ※ 编辑: qilai 来自: 218.168.217.46 (08/04 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