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波：臣民道德與政治家道德——關於老、孔關係的思想史舊案 老子和孔子的關係，的確是一樁思想史的舊案。但之所以要舊案重提，是因為他對中國古 代的兩種古典解釋傳統、兩種政治意識關係重大。 　　 各位都熟悉，中國古代學分漢、宋，而我如果說一句話，說我們今天仍然處在宋學影響之 下，大概各位都會很害怕，都會認為是“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但這的確是事實——今天 下午，甘陽先生還在說宋代的東西很好，另外我還要提到陳寅恪。大家都知道，陳寅恪晚 年雙目失明以後，住在中山大學，沒有人敢去看他。後來他在清華研究院的一位老先生， 1949年後在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的蔣天樞（秉南）先生去看他，很著名的《贈蔣秉南序》 就是在這個時候寫成的，其中提到，“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 、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 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人們都習慣引述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怎麼可以有某種偏向呢？但他其實就是一個持宋學立場的人。 　　 跟漢學比較起來，宋學把基本的重心放在個人的“心”上，所以學者都習慣說宋學是心性 之學。漢學則是一個總體的、擴大的學問。另外，如果用現代學術語言來概括，我覺得宋 學講的是臣民道德，講求如何培養一個中世紀中國的良好公民；漢學講的是政治家道德， 講求如何做出合適的政治決斷。宋學的基本修養是什麼呢？是“此心可共白於天下”，是 “不欺暗室”，是揭破所有秘密的東西（但這秘密對於政治家道德來說確是必要的），是 “滿街都是堯舜”、“塗之人可以為禹”，是把哲人生活常識化、普及化。宋學發揮的極 致就是各位都知道的某位清代官僚，此公連晚上跟老婆過一次性生活都要在日記裏記一下 。——而這，其實就是中國人在聽說西方啟蒙之前所經歷過的、實質意義上的啟蒙。有人 說，中國的民主和啟蒙是從西方來的，我不願意這樣講，因為這種講法的思考角度有問題 。其實這是中國學術本身引出來的問題。 　　 無決斷的、常識性的臣民道德影響了人們對於古典的理解和政治的理解。“關關雎鳩，在 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很多上過我課的同學都來問我，“老師，這明明是愛情 詩啊”，他們沒有辦法理解漢代經師詮釋出來的那種“後妃之德”。以前的人喜歡說兩漢 人尤其是西漢人“去古未遠”，但今天的我們卻完全喪失了對他們的感覺，而這種局面的 出現，與宋學的出現關係密切。另外一個著名的例子：宋代以後的人沒有能力欣賞李商隱 的詩。有些自由派的中國文人說：一定要把李商隱從政治家的頭銜裏面解救出來，“嫦娥 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這怎麼能夠是唐代人所傳說的政治詩呢？這是十足的“ 愛情詩句”，李商隱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情聖”。但果真是這樣嗎？事實證明這不是一 個史料的問題，而是一個史觀選擇的問題。生在一個沒有辦法理解《詩經》的政治內涵而 只能處處從“人情之常”來看待古典的時代，人們似乎註定就沒有辦法具備古典所要求的 眼光和胸襟。因此我們得思考：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其實清代的漢學家已經或深或淺 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到後來常州學派復興西漢公羊學，到像戴望等學者用公羊學觀念全 面清洗被宋學列為經典的《論語》等古典，這派思潮遂成大觀。 　　 宋學影響下的中國士大夫也逐步喪失了認清政治之本質的能力。大家都知道王安石變法， 這場變法，無論是它的主張者王安石，還是它的反對者如二程和司馬光，這些人如果按照 宋學的標準來衡量，都是無可非議的道德君子。但問題是，這樣一群人集結起來，卻葬送 了這樣一場原本有希望取得成功的改革。這說明了什麼？離開了堅強的政治統一和政治決 斷，一個又一個道德君子簡單相加果然會造就一個理想國麼？——容我直言，很多宋代文 化的鼓吹者都太過浪漫，抽象意義上的文化繁盛和政治寬鬆成了這些鼓吹者不言自明的立 論前提。——這兩年大家都在談所謂“文化軟實力”，宋代文化，因為有了印刷術，所以 如果從數量來說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但因為只有文化，只有紛紛擾擾、不著邊際的爭 論，這種文化最終讓這個所謂“後三代”軟了下來。 　　 前些年，中國史研究有個重要的說法，叫做“唐宋變革期”，鼓吹者是一個美國人，叫包 弼德。包弼德不掩蓋自己的觀念來源，他承認自己受到了日本京都學派的重要啟示。那麼 ，日本京都學派的中國歷史觀在講些什麼？這個學派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學者，叫作宮崎市 定，他對中國歷史有一種看法，叫做野蠻征服文明。他認為：中國文化就其本體而言是一 種柔性的文化，儘管歷史上的很多王朝開始的時候都很強悍有力，但由於有這種柔性文化 的薰染，過段時間會柔下來，政治上就會弱下來，從而被下一個比較不柔弱的勢力推翻掉 。——如此循環往復，就是中國的歷史。宮崎提出，先秦五霸都是蠻夷，後來的漢唐帝國 ，最初的創業者，如果從文化出身的角度講也是蠻夷。在他看來，這場迴圈的最後一次表 現就是十七世紀滿洲人入關建立清朝。但，就是這個清朝，由於也已經被中華文明浸潤了 三百年，目前也到了滅亡的邊緣。——研究歷史從來是為了回答現實問題。宮崎的結論是 什麼呢？他認為，從他那個時代的國際形勢來看，下一個可以改變中國歷史的力量，只能 是有著武士道傳統的日本…… 　　 所以我說，宋學的意識、宋學的史觀、宋學的方法，它的問題非常之多。中國當然需要有 一種不亂穿馬路、不隨地吐痰、不亂寫亂畫的臣民道德，但中國更加需要一種審時度勢、 突破日常邏輯進行決斷的政治家道德。我非常佩服甘先生提出的“通三統”的觀念：中國 的士大夫，必須要有能力認識1949年的重大建國事件，必須要把這一事件納入到中國經典 敍事的實踐當中。從外觀上來看，這一建國事件的起點是野蠻的、血腥的，但它給中國立 定了一個根本，賦予了中國一個主權的意識，從而也就有可能讓中國人終結自從1840年之 後西方現代性公民道德與傳統宋學臣民道德聯手對中國士大夫頭腦和視野所施加的雙重局 限，重新體認並且創造性地運用漢學所提示出來的政治家道德。而要獲得這種能力，不超 越宋學的局限是不可能的。 　　 如上言論與老、孔關係的思想史舊案有何關聯？簡要來說，老子和孔子的關係問題，是中 國古代漢、宋之間學術演變的重大關節所在：主張孔子曾經向老子問道，認為孔子思想曾 受過老子影響的，可以納入漢學的範圍；主張孔子有獨立的道統，漠視或者否認老子思想 曾經對孔子產生過關鍵性影響的，可以納入宋學的範圍。而這中間變革的關鍵點，便是韓 愈。 　　 1. 中國近代有明確歷史意識的歷史學家，對老孔關係普遍持宋學立場（顧頡剛），錢穆 的《先秦諸子系年》是最集中、最無遮掩的表露。錢穆否認孔子曾經見過擁有《道德經》 之思想的那個老子。《先秦諸子系年》在總體學風上顯得謹慎，但惟獨在老孔關係的問題 上，錢氏的相關論斷顯得極其武斷。猜測、想像、訓詁學規則的濫用，在相關考證中體現 得格外明顯。這個問題不能依靠單獨的歷史考證來解決，但只要明白錢穆的學術立場就大 體而言是宋學，這個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2. 宋學對於老、孔關係問題的認識，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漸明確起來的。韓愈擯排佛 老，但在《師說》裏面，仍然承認孔子師老子；時至宋代，理學家們願意提及此點的便越 來越少。到朱子學成立之後，宋學家們遂全面反老，全面否認老、孔之間的思想關聯。 　　 3. 在漢代，孔子曾經問道於老子，孔子學說相對於老子學術的某種附屬地位，乃是各派 學者的定見。司馬遷所看到的那種“學老子者黜儒學，學儒學者黜老子”的局面，並沒有 維持很久。——《鹽鐵論》出現在主張“儒術獨尊”漢武帝去世之後，但其中充斥了老子 學的觀念。董仲舒、劉向被認為是漢代經學轉折的關鍵，著述中都有深刻的老子學成份。 《後漢書》和《世說新語》所記載的孔融在李膺家所開的李、孔乃是通家之好的玩笑，也 是明證。儒、玄融合歷來被學者看做是魏晉學風的獨特之處，殊不知，這種學風有漢代學 術的淵源。流傳的口頭語總是把漢代跟經學相聯繫，但漢代的經學如果離開了包括老子在 內的道家的思維方式和語言策略，就沒有辦法理解。 　　 4. 在宋學的觀點之外，重溫漢學的老孔關係論，意義何在？如上所述：宋學宣導的是主 張啟蒙的臣民道德，漢學主張的則是主張持守哲人身位的政治家道德。宋學的理想是“不 欺暗室”，是“此心可以共白於天下”，是“滿街皆是堯舜”，是以西方民主為範本，“ 開出”中國獨特的民主之路。漢學的理想則是“藐姑射”之上的精神純潔，是在保有崇高 理想的情況下極盡聰明地施展政治智慧的“溫柔如鴿、狡猾如蛇”。清代以來逐漸深入的 古典解讀歷史逐漸明確出來的問題是：如上的差別與如何看待老子跟孔子之間的關係密不 可分（廖平、康有為）。深入反省這重關係，便於認清當今中國政治和教育的若干關鍵性 問題。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9250357/ -- Pray for Obama: Psalm 10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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