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波：臣民道德与政治家道德——关於老、孔关系的思想史旧案 老子和孔子的关系，的确是一桩思想史的旧案。但之所以要旧案重提，是因为他对中国古 代的两种古典解释传统、两种政治意识关系重大。 　　 各位都熟悉，中国古代学分汉、宋，而我如果说一句话，说我们今天仍然处在宋学影响之 下，大概各位都会很害怕，都会认为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但这的确是事实——今天 下午，甘阳先生还在说宋代的东西很好，另外我还要提到陈寅恪。大家都知道，陈寅恪晚 年双目失明以後，住在中山大学，没有人敢去看他。後来他在清华研究院的一位老先生， 1949年後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蒋天枢（秉南）先生去看他，很着名的《赠蒋秉南序》 就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其中提到，“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 、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 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人们都习惯引述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怎麽可以有某种偏向呢？但他其实就是一个持宋学立场的人。 　　 跟汉学比较起来，宋学把基本的重心放在个人的“心”上，所以学者都习惯说宋学是心性 之学。汉学则是一个总体的、扩大的学问。另外，如果用现代学术语言来概括，我觉得宋 学讲的是臣民道德，讲求如何培养一个中世纪中国的良好公民；汉学讲的是政治家道德， 讲求如何做出合适的政治决断。宋学的基本修养是什麽呢？是“此心可共白於天下”，是 “不欺暗室”，是揭破所有秘密的东西（但这秘密对於政治家道德来说确是必要的），是 “满街都是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是把哲人生活常识化、普及化。宋学发挥的极 致就是各位都知道的某位清代官僚，此公连晚上跟老婆过一次性生活都要在日记里记一下 。——而这，其实就是中国人在听说西方启蒙之前所经历过的、实质意义上的启蒙。有人 说，中国的民主和启蒙是从西方来的，我不愿意这样讲，因为这种讲法的思考角度有问题 。其实这是中国学术本身引出来的问题。 　　 无决断的、常识性的臣民道德影响了人们对於古典的理解和政治的理解。“关关雎鸠，在 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很多上过我课的同学都来问我，“老师，这明明是爱情 诗啊”，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汉代经师诠释出来的那种“後妃之德”。以前的人喜欢说两汉 人尤其是西汉人“去古未远”，但今天的我们却完全丧失了对他们的感觉，而这种局面的 出现，与宋学的出现关系密切。另外一个着名的例子：宋代以後的人没有能力欣赏李商隐 的诗。有些自由派的中国文人说：一定要把李商隐从政治家的头衔里面解救出来，“嫦娥 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怎麽能够是唐代人所传说的政治诗呢？这是十足的“ 爱情诗句”，李商隐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情圣”。但果真是这样吗？事实证明这不是一 个史料的问题，而是一个史观选择的问题。生在一个没有办法理解《诗经》的政治内涵而 只能处处从“人情之常”来看待古典的时代，人们似乎注定就没有办法具备古典所要求的 眼光和胸襟。因此我们得思考：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麽？其实清代的汉学家已经或深或浅 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到後来常州学派复兴西汉公羊学，到像戴望等学者用公羊学观念全 面清洗被宋学列为经典的《论语》等古典，这派思潮遂成大观。 　　 宋学影响下的中国士大夫也逐步丧失了认清政治之本质的能力。大家都知道王安石变法， 这场变法，无论是它的主张者王安石，还是它的反对者如二程和司马光，这些人如果按照 宋学的标准来衡量，都是无可非议的道德君子。但问题是，这样一群人集结起来，却葬送 了这样一场原本有希望取得成功的改革。这说明了什麽？离开了坚强的政治统一和政治决 断，一个又一个道德君子简单相加果然会造就一个理想国麽？——容我直言，很多宋代文 化的鼓吹者都太过浪漫，抽象意义上的文化繁盛和政治宽松成了这些鼓吹者不言自明的立 论前提。——这两年大家都在谈所谓“文化软实力”，宋代文化，因为有了印刷术，所以 如果从数量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因为只有文化，只有纷纷扰扰、不着边际的争 论，这种文化最终让这个所谓“後三代”软了下来。 　　 前些年，中国史研究有个重要的说法，叫做“唐宋变革期”，鼓吹者是一个美国人，叫包 弼德。包弼德不掩盖自己的观念来源，他承认自己受到了日本京都学派的重要启示。那麽 ，日本京都学派的中国历史观在讲些什麽？这个学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叫作宫崎市 定，他对中国历史有一种看法，叫做野蛮征服文明。他认为：中国文化就其本体而言是一 种柔性的文化，尽管历史上的很多王朝开始的时候都很强悍有力，但由於有这种柔性文化 的薰染，过段时间会柔下来，政治上就会弱下来，从而被下一个比较不柔弱的势力推翻掉 。——如此循环往复，就是中国的历史。宫崎提出，先秦五霸都是蛮夷，後来的汉唐帝国 ，最初的创业者，如果从文化出身的角度讲也是蛮夷。在他看来，这场回圈的最後一次表 现就是十七世纪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但，就是这个清朝，由於也已经被中华文明浸润了 三百年，目前也到了灭亡的边缘。——研究历史从来是为了回答现实问题。宫崎的结论是 什麽呢？他认为，从他那个时代的国际形势来看，下一个可以改变中国历史的力量，只能 是有着武士道传统的日本…… 　　 所以我说，宋学的意识、宋学的史观、宋学的方法，它的问题非常之多。中国当然需要有 一种不乱穿马路、不随地吐痰、不乱写乱画的臣民道德，但中国更加需要一种审时度势、 突破日常逻辑进行决断的政治家道德。我非常佩服甘先生提出的“通三统”的观念：中国 的士大夫，必须要有能力认识1949年的重大建国事件，必须要把这一事件纳入到中国经典 敍事的实践当中。从外观上来看，这一建国事件的起点是野蛮的、血腥的，但它给中国立 定了一个根本，赋予了中国一个主权的意识，从而也就有可能让中国人终结自从1840年之 後西方现代性公民道德与传统宋学臣民道德联手对中国士大夫头脑和视野所施加的双重局 限，重新体认并且创造性地运用汉学所提示出来的政治家道德。而要获得这种能力，不超 越宋学的局限是不可能的。 　　 如上言论与老、孔关系的思想史旧案有何关联？简要来说，老子和孔子的关系问题，是中 国古代汉、宋之间学术演变的重大关节所在：主张孔子曾经向老子问道，认为孔子思想曾 受过老子影响的，可以纳入汉学的范围；主张孔子有独立的道统，漠视或者否认老子思想 曾经对孔子产生过关键性影响的，可以纳入宋学的范围。而这中间变革的关键点，便是韩 愈。 　　 1. 中国近代有明确历史意识的历史学家，对老孔关系普遍持宋学立场（顾颉刚），钱穆 的《先秦诸子系年》是最集中、最无遮掩的表露。钱穆否认孔子曾经见过拥有《道德经》 之思想的那个老子。《先秦诸子系年》在总体学风上显得谨慎，但惟独在老孔关系的问题 上，钱氏的相关论断显得极其武断。猜测、想像、训诂学规则的滥用，在相关考证中体现 得格外明显。这个问题不能依靠单独的历史考证来解决，但只要明白钱穆的学术立场就大 体而言是宋学，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2. 宋学对於老、孔关系问题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明确起来的。韩愈摈排佛 老，但在《师说》里面，仍然承认孔子师老子；时至宋代，理学家们愿意提及此点的便越 来越少。到朱子学成立之後，宋学家们遂全面反老，全面否认老、孔之间的思想关联。 　　 3. 在汉代，孔子曾经问道於老子，孔子学说相对於老子学术的某种附属地位，乃是各派 学者的定见。司马迁所看到的那种“学老子者黜儒学，学儒学者黜老子”的局面，并没有 维持很久。——《盐铁论》出现在主张“儒术独尊”汉武帝去世之後，但其中充斥了老子 学的观念。董仲舒、刘向被认为是汉代经学转折的关键，着述中都有深刻的老子学成份。 《後汉书》和《世说新语》所记载的孔融在李膺家所开的李、孔乃是通家之好的玩笑，也 是明证。儒、玄融合历来被学者看做是魏晋学风的独特之处，殊不知，这种学风有汉代学 术的渊源。流传的口头语总是把汉代跟经学相联系，但汉代的经学如果离开了包括老子在 内的道家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策略，就没有办法理解。 　　 4. 在宋学的观点之外，重温汉学的老孔关系论，意义何在？如上所述：宋学宣导的是主 张启蒙的臣民道德，汉学主张的则是主张持守哲人身位的政治家道德。宋学的理想是“不 欺暗室”，是“此心可以共白於天下”，是“满街皆是尧舜”，是以西方民主为范本，“ 开出”中国独特的民主之路。汉学的理想则是“藐姑射”之上的精神纯洁，是在保有崇高 理想的情况下极尽聪明地施展政治智慧的“温柔如鸽、狡猾如蛇”。清代以来逐渐深入的 古典解读历史逐渐明确出来的问题是：如上的差别与如何看待老子跟孔子之间的关系密不 可分（廖平、康有为）。深入反省这重关系，便於认清当今中国政治和教育的若干关键性 问题。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9250357/ -- Pray for Obama: Psalm 10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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