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691年，阿拉伯伍麥葉王朝的哈里發阿卜杜勒‧麥利克‧本‧麥爾旺在耶路撒冷修建 一座清真寺，稱“大石圓頂寺”；705年，哈里發麥爾旺又修建了“阿克薩寺”。大石圓 頂寺和阿克薩寺都修建在猶太教聖殿的遺址上，它下面就是西牆，是當今世界猶太人的第 一聖址。 在猶太人的聖地修建伊斯蘭教的清真寺，世界上恐怕沒有比這更親密的“文明對話”了。 但是，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帶來的卻是永遠難以化解的仇怨和曠日持久的 血腥戰爭。從中世紀的十字軍，到現在的阿以戰爭，都是這種“文明對話”的直接成果。 在儒家的聖地修建基督教堂，如果真的能稱為一種“文明對話”，那就和伊斯蘭教與猶太 -基督教的這種對話方式沒有什麼兩樣。它的對話工具不是紙筆和書卷，而是刀劍與槍炮 。今天，雙方的爭論還只是口頭上的；但若此堂一建，不要說曲阜一地，恐怕全中國，乃 至整個世界，都將拜此種文明對話之賜，陷入永無寧日的衝突之中。這對儒家固然是一種 巨大的恥辱，但對愛好和平的基督徒而言，恐怕也是一個不願看到的結果。 有人說，在曲阜修建教堂，考驗的是儒家的寬容；十教授的聯名反對，被認為是文化強權 和頑固的保守主義。確實，這個事件是對中國學者的寬容與自由的考驗，但該接受考驗的 恰恰是那些基督徒和捍衛“宗教自由”的人們。將自己的教堂修建到孔廟的大門口，不懂 得尊重他人（如果他們認為這是“他人”）的信仰和文化傳統的人，談什麼寬容？打著文 明對話的旗號，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妄談自由，還有什麼比這更像文化強權的？十教授從未 否定過基督教的教義，也不曾蔑視基督徒的信仰，當然更沒有主張把孔廟修到哪家教堂的 門口。他們只是記得孔子的一句話“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恭恭敬敬地請入侵者退避三 舍。如果這也算作文化強權，那些基督徒的面目該算什麼呢？ 在討論中，有人回憶起古代皇帝的胸襟，說今天的儒家學者還比不上古代帝王。這些人們 應該記得，就在歐洲的天主教與新教陷入血腥的戰爭的時候，中國文化曾以怎樣的胸襟接 納天主教信仰。康熙皇帝雖然並不知道西洋人好不容易才頒佈的，主張宗教寬容的南特敕 令，但他又是題詩，又是寫對聯，與傳教士們切磋繪畫，交流算學。就在法王路易十四廢 除南特敕令的時候，天主教卻在中國自由地發展著。世界上恐怕很少能有如此胸襟的帝王 和如此寬容的文化了。但是，羅馬教皇英諾森十世卻諭令禁止中國教徒拜孔子和祖先。康 熙皇帝多次派使者與教皇商談，請求撤銷禁令；也數次接見教皇特使，表現出了極大的耐 心，直到確信教皇已經不可能收回禁命，康熙才禁止傳教。等到1939年，教皇取消了禁令 ，中西禮儀之爭才宣告終結。這是中國天主教歷史上的常識。 任何文明中的宗教自由，都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宗教自由，絕不是允許對方有侮辱 自己的文化傳統的自由；沒有自信而強大的文明主體，怎麼談得上對話與自由？今天的基 督徒，遠遠沒有利瑪竇的胸襟，其咄咄逼人的氣勢，卻超過了英諾森十世；今天的十教授 ，其耐心並不亞於康熙皇帝，而他們為中國文化所做的，卻比康熙皇帝溫和得多。 英諾森十世要做的，是不准信仰基督的部分中國人祭孔和祭祖；但今天的中國基督徒所做 的，卻是要以高大的教堂直逼儒家的聖地孔廟大殿。康熙皇帝在與教皇多次交涉未果之後 ，宣佈不准天主教傳教；但十教授所希望的，只是讓中國的基督徒對孔子不要那麼盛氣淩 人。康熙皇帝面對的，是對中國文化毫無知識的教皇，將祭孔祭祖宣佈為異端；但今天的 十教授面對的，卻是自稱孔子後裔的基督教牧師，號稱代表基督教來和儒家對話了。 因此，有人還拿出了一個理由，說既然曲阜沒有什麼聖地的氣氛了，既然連孔子的後裔都 不願守住這個傳統了，為什麼還要重視這塊地方呢？基督徒以此為名，來破壞禮樂文明的 象徵，簡直是趁火打劫的強盜行為，和當年的哈里發趁著猶太人不在耶路撒冷，修建兩個 清真寺一樣。確實，儒家從來沒有像猶太教那樣宣稱，只有耶路撒冷的聖殿才是真正的聖 殿；儒家的真正中心也確實不在曲阜了。不過，曲阜三孔卻和耶路撒冷的聖殿一樣，具有 不可替代的文化象徵意義，始終是儒家文化乃至整個中國禮樂文明的標誌。這些基督徒破 壞的，不僅是曲阜，不僅是儒家，而且是整個中國文明，是中國基督徒的尊嚴與道德，是 他們宣稱的“文明對話”與“宗教自由”，這些可貴的現代精神。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6729426/ -- Pray for Obama: Psalm 10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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