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691年，阿拉伯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本‧麦尔旺在耶路撒冷修建 一座清真寺，称“大石圆顶寺”；705年，哈里发麦尔旺又修建了“阿克萨寺”。大石圆 顶寺和阿克萨寺都修建在犹太教圣殿的遗址上，它下面就是西墙，是当今世界犹太人的第 一圣址。 在犹太人的圣地修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更亲密的“文明对话”了。 但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带来的却是永远难以化解的仇怨和旷日持久的 血腥战争。从中世纪的十字军，到现在的阿以战争，都是这种“文明对话”的直接成果。 在儒家的圣地修建基督教堂，如果真的能称为一种“文明对话”，那就和伊斯兰教与犹太 -基督教的这种对话方式没有什麽两样。它的对话工具不是纸笔和书卷，而是刀剑与枪炮 。今天，双方的争论还只是口头上的；但若此堂一建，不要说曲阜一地，恐怕全中国，乃 至整个世界，都将拜此种文明对话之赐，陷入永无宁日的冲突之中。这对儒家固然是一种 巨大的耻辱，但对爱好和平的基督徒而言，恐怕也是一个不愿看到的结果。 有人说，在曲阜修建教堂，考验的是儒家的宽容；十教授的联名反对，被认为是文化强权 和顽固的保守主义。确实，这个事件是对中国学者的宽容与自由的考验，但该接受考验的 恰恰是那些基督徒和扞卫“宗教自由”的人们。将自己的教堂修建到孔庙的大门口，不懂 得尊重他人（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他人”）的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人，谈什麽宽容？打着文 明对话的旗号，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妄谈自由，还有什麽比这更像文化强权的？十教授从未 否定过基督教的教义，也不曾蔑视基督徒的信仰，当然更没有主张把孔庙修到哪家教堂的 门口。他们只是记得孔子的一句话“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恭恭敬敬地请入侵者退避三 舍。如果这也算作文化强权，那些基督徒的面目该算什麽呢？ 在讨论中，有人回忆起古代皇帝的胸襟，说今天的儒家学者还比不上古代帝王。这些人们 应该记得，就在欧洲的天主教与新教陷入血腥的战争的时候，中国文化曾以怎样的胸襟接 纳天主教信仰。康熙皇帝虽然并不知道西洋人好不容易才颁布的，主张宗教宽容的南特敕 令，但他又是题诗，又是写对联，与传教士们切磋绘画，交流算学。就在法王路易十四废 除南特敕令的时候，天主教却在中国自由地发展着。世界上恐怕很少能有如此胸襟的帝王 和如此宽容的文化了。但是，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却谕令禁止中国教徒拜孔子和祖先。康 熙皇帝多次派使者与教皇商谈，请求撤销禁令；也数次接见教皇特使，表现出了极大的耐 心，直到确信教皇已经不可能收回禁命，康熙才禁止传教。等到1939年，教皇取消了禁令 ，中西礼仪之争才宣告终结。这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常识。 任何文明中的宗教自由，都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宗教自由，绝不是允许对方有侮辱 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自由；没有自信而强大的文明主体，怎麽谈得上对话与自由？今天的基 督徒，远远没有利玛窦的胸襟，其咄咄逼人的气势，却超过了英诺森十世；今天的十教授 ，其耐心并不亚於康熙皇帝，而他们为中国文化所做的，却比康熙皇帝温和得多。 英诺森十世要做的，是不准信仰基督的部分中国人祭孔和祭祖；但今天的中国基督徒所做 的，却是要以高大的教堂直逼儒家的圣地孔庙大殿。康熙皇帝在与教皇多次交涉未果之後 ，宣布不准天主教传教；但十教授所希望的，只是让中国的基督徒对孔子不要那麽盛气淩 人。康熙皇帝面对的，是对中国文化毫无知识的教皇，将祭孔祭祖宣布为异端；但今天的 十教授面对的，却是自称孔子後裔的基督教牧师，号称代表基督教来和儒家对话了。 因此，有人还拿出了一个理由，说既然曲阜没有什麽圣地的气氛了，既然连孔子的後裔都 不愿守住这个传统了，为什麽还要重视这块地方呢？基督徒以此为名，来破坏礼乐文明的 象徵，简直是趁火打劫的强盗行为，和当年的哈里发趁着犹太人不在耶路撒冷，修建两个 清真寺一样。确实，儒家从来没有像犹太教那样宣称，只有耶路撒冷的圣殿才是真正的圣 殿；儒家的真正中心也确实不在曲阜了。不过，曲阜三孔却和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样，具有 不可替代的文化象徵意义，始终是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礼乐文明的标志。这些基督徒破 坏的，不仅是曲阜，不仅是儒家，而且是整个中国文明，是中国基督徒的尊严与道德，是 他们宣称的“文明对话”与“宗教自由”，这些可贵的现代精神。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6729426/ -- Pray for Obama: Psalm 10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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