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者，依朱熹的說法，《大學》後文中解釋「至善」乃是說要知道所該止的地方，這其實 : 也就衍生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經 : 過這樣的知止、定、靜、安、律，終而能得。朱熹的解釋是說這樣方能達到至善，但若如 : 此，則前述明德、親民皆是大學之道，也是可以達到至善的方法。相比之下，這樣的「知 : 、定、靜、安、律、得」的過程似乎只是自「明明德」的過程，而未能有親民之用。 : 朱熹注「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因此初學之儒須先立定志向。故而《 : 大學》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須與前言合觀，君子須先志 : 於道，方知事有輕重緩急，何事須先為，何者又可先不顧而無關緊要。但若如前所述「知 : 、定、靜、安、律、得」即可先「至善」，則可說終究儒家或者《大學》中求的乃是個人 : 道德，再推及政治秩序。 其實這裡就是所謂「內聖」與「外王」 而定、靜、安、慮、得 是內聖的工夫(？) : 中國古代的道德秩序與政治秩序乃是合而為一可說已是常識，如孔子便曾說「君子之德風 :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只要在上位者，君子能夠修得以為人民模範，則在下 : 位者自然感受。 這裡有點奇怪。親親與尊尊應該分開來看 政治秩序是源於對方取得客觀地位 我才尊重他 君臣 或所謂的上對下關係都是如此 而道德秩序則是主觀的道德價值 例如父子、夫婦、兄弟 五倫當中還是有其分別的 所以中國的道德秩序並不完全跟政治秩序相結合 : 照錢穆先生的看法，儘管是人民各安其份之意涵，但此未免略有與現實妥協之 : 感。若當真傳道於世，則為何不激勵人心使人皆向至善？這其實是在儒家將道德與政治結 : 合而為至善之時便已經隱約存在的矛盾：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達到至善。若要說修身就是 : 「至善」，每個人都能修身、明明德，則親民又所為何來？ 這裡也很奇怪， 儒家是建立道德主體，立下一個大原則 所以其原則是永續的、恒遠的 但他可沒辦法拿刀架在你脖子上 逼你一定得修身 你哪裡看到儒家沒激勵人心使其向至善？ : 不能說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就都是「至善」或者說就是「道」的體現。既然事有先後 : 順序輕重緩急之分，則必當須有一標準來評斷行事的先後。除非儒家，或說《大學》的作 : 者打從一開始就不認為人人皆明明德的世界可能存在，因此只能寄托一個明道親民的君王 : 來實踐此三綱之教。 : 再者，若原本應當明道親民的王者卻不明德親民之時，則君子、儒士又該如何自處？孔子 : 曾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但是天下無道之時，君子們在習研《大學》之法後 : 又安能獨善其身的無動於衷？「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眼看天下無道，已經明明德的君 : 子們當真能庶幾無愧？儘管此非《大學》中所言及之事，但是儒家政治理想中的明德之君 : 又曾幾何時出現過？固然此處《大學》所云乃只是儒者入門之法，但若入門之法便已提及 : 可說是終極關懷的理想，卻又將此終極關懷的落實寄託在一個不可知、未可知的明君身上 : ，則此或許是儒家思想在政治實踐上始終未能超脫而有所根本缺憾的難點。 從一個政治制度要過渡到另一個政治制度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法家在推動井田到郡縣的過程中做了犧牲 革命志士在推動民主立國的過程也做了犧牲 外在現實如此 內在心靈亦復如是 古代誰想得到現代的民主思想？ 而你所看到的 有絕對權力的君主 一個無限制的君主 是從法家以後強調「術」、「勢」才形成的 這和儒家所提倡的精神根本上不合 儒家可沒有提倡一個擁有絕對權力而無限制的君主 黃宗羲《原君》裡面也提到 那些「規規然」的小儒 說什麼「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才致使愚忠之論推尊君主於至高境地 在無限制的君主面前 什麼學派都是白搭 儒墨道法陰陽名 哪一派能在無限制的君主前有所對治？ 所以我們檢討的應該是君主專制本身給無限制君主的過度的權力 而不是檢討儒家體制何以無法在政治實踐上對付一個不修身治國的君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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