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者，依朱熹的说法，《大学》後文中解释「至善」乃是说要知道所该止的地方，这其实 : 也就衍生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经 : 过这样的知止、定、静、安、律，终而能得。朱熹的解释是说这样方能达到至善，但若如 : 此，则前述明德、亲民皆是大学之道，也是可以达到至善的方法。相比之下，这样的「知 : 、定、静、安、律、得」的过程似乎只是自「明明德」的过程，而未能有亲民之用。 : 朱熹注「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因此初学之儒须先立定志向。故而《 : 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此须与前言合观，君子须先志 : 於道，方知事有轻重缓急，何事须先为，何者又可先不顾而无关紧要。但若如前所述「知 : 、定、静、安、律、得」即可先「至善」，则可说终究儒家或者《大学》中求的乃是个人 : 道德，再推及政治秩序。 其实这里就是所谓「内圣」与「外王」 而定、静、安、虑、得 是内圣的工夫(？) : 中国古代的道德秩序与政治秩序乃是合而为一可说已是常识，如孔子便曾说「君子之德风 :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只要在上位者，君子能够修得以为人民模范，则在下 : 位者自然感受。 这里有点奇怪。亲亲与尊尊应该分开来看 政治秩序是源於对方取得客观地位 我才尊重他 君臣 或所谓的上对下关系都是如此 而道德秩序则是主观的道德价值 例如父子、夫妇、兄弟 五伦当中还是有其分别的 所以中国的道德秩序并不完全跟政治秩序相结合 : 照钱穆先生的看法，尽管是人民各安其份之意涵，但此未免略有与现实妥协之 : 感。若当真传道於世，则为何不激励人心使人皆向至善？这其实是在儒家将道德与政治结 : 合而为至善之时便已经隐约存在的矛盾：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达到至善。若要说修身就是 : 「至善」，每个人都能修身、明明德，则亲民又所为何来？ 这里也很奇怪， 儒家是建立道德主体，立下一个大原则 所以其原则是永续的、恒远的 但他可没办法拿刀架在你脖子上 逼你一定得修身 你哪里看到儒家没激励人心使其向至善？ : 不能说明明德、亲民、止於至善就都是「至善」或者说就是「道」的体现。既然事有先後 : 顺序轻重缓急之分，则必当须有一标准来评断行事的先後。除非儒家，或说《大学》的作 : 者打从一开始就不认为人人皆明明德的世界可能存在，因此只能寄托一个明道亲民的君王 : 来实践此三纲之教。 : 再者，若原本应当明道亲民的王者却不明德亲民之时，则君子、儒士又该如何自处？孔子 : 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是天下无道之时，君子们在习研《大学》之法後 : 又安能独善其身的无动於衷？「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眼看天下无道，已经明明德的君 : 子们当真能庶几无愧？尽管此非《大学》中所言及之事，但是儒家政治理想中的明德之君 : 又曾几何时出现过？固然此处《大学》所云乃只是儒者入门之法，但若入门之法便已提及 : 可说是终极关怀的理想，却又将此终极关怀的落实寄托在一个不可知、未可知的明君身上 : ，则此或许是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上始终未能超脱而有所根本缺憾的难点。 从一个政治制度要过渡到另一个政治制度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法家在推动井田到郡县的过程中做了牺牲 革命志士在推动民主立国的过程也做了牺牲 外在现实如此 内在心灵亦复如是 古代谁想得到现代的民主思想？ 而你所看到的 有绝对权力的君主 一个无限制的君主 是从法家以後强调「术」、「势」才形成的 这和儒家所提倡的精神根本上不合 儒家可没有提倡一个拥有绝对权力而无限制的君主 黄宗羲《原君》里面也提到 那些「规规然」的小儒 说什麽「君臣之义无所逃於天地之间」 才致使愚忠之论推尊君主於至高境地 在无限制的君主面前 什麽学派都是白搭 儒墨道法阴阳名 哪一派能在无限制的君主前有所对治？ 所以我们检讨的应该是君主专制本身给无限制君主的过度的权力 而不是检讨儒家体制何以无法在政治实践上对付一个不修身治国的君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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