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詩論》新見 陳桐生（湖北大學教授）[光明網] 　　 　　 　　上博簡《孔子詩論》面世已有三年，海內外學界就其作者、時代、簡序排列、 文字釋讀等問題展開熱烈的探討。當這些基礎性研究告一段落之後，研究重點便 不可避免地要轉向對竹書理論內涵的闡釋。《孔子詩論》在《詩》學思想上有繼 承更有創新，像崇德政、講誠信、重孝道、尊賢才、尚福祿、觀樂知政等等，都 是竹書對此前《詩》學思想的繼承，而在說《詩》方法、解說《風》、《雅》、 《頌》幾類詩大旨和建立說《詩》學理論模式幾方面，則屬於竹書的理論創新。 　　竹書之前的說《詩》方法大體都是斷章取義。《孔子詩論》與此前說《詩》 方法的最大區別，就是作者從《詩三百》文本出發，直探《詩三百》本身題旨和 意義。《孔子詩論》是一部詩學散論，它有多種說詩形式：一是直接概括詩旨並 加以發揮，例如第八簡：“《十月》善祢言。《雨亡正》、《即南山》，皆言上 之衰也，王公恥之。”這些簡要的詩旨概括已經接近漢代的《詩序》。二是用一 個字來概括某一首作品主題，例如第二十六簡：“《邶‧棰舟》悶，《谷風》背。” 三是發表“吾”對作品的看法，例如第二十二簡：“《宛丘》曰：‘洵有情，而 亡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變，以禦亂’，吾喜之。《缲鳩》曰：‘其 義一氏，心如結也’，吾信之。”“吾”所發表的評論可能是儒家輾轉相傳的孔 子言論，也可能是儒家後學借孔子之口說出自己的話。四是評點名句，例如第七 簡：“‘懷爾明德’，曷？誠謂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誠命之也，信 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雖裕也，得乎？此命也。’”這是一種感興式的 詩歌評論。五是評論詩作中的一章，如第二十五簡：“《大田》之卒章，知言而 有禮。”多種形式並存，表明竹書尚未凝固成統一的說《詩》形式。儘管如此， 竹書作者就《詩》解《詩》，以《詩》為出發點，最後又回到《詩》的歸宿，作 品的題旨和意義是固定的，不再因人、因時、因地、因事而變化，這在方法論上 就是一個根本的革新。 　　《孔子詩論》在中國《詩》學史上第一次概括了《詩經》四類詩主旨。作者 認為，《頌》歌頌文、武平成天下之德，它們多出於文、武之後人之手，《頌》 的音樂安和、緩慢、簡易，思緒深沉悠遠，在內容上多寫成功者的業績（見第二 簡）。《大雅》的主題是歌頌王公大人的“盛德”（見第二簡）。《小雅》多歌 詠人生苦難，抒發詩人的怨憤情緒，反映王朝政治衰敗，歎息為政者少德（見第 三簡）。《國風》包容了各種事物，從風詩中可以普遍地觀察民俗，風詩的語言 富有文采，風詩的樂聲非常動聽（見第三簡）。《孔子詩論》對四類詩主題的總 結，有助於《詩》學研究走向體系化。先秦兩漢時期儒家文學思想的核心是《詩》 教理論，而完整的《詩》教理論有賴於說《詩》的體系化。先秦兩漢《詩》學體 系的形成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孔子詩論》首次概括四類詩旨，為 說《詩》走向體系化奠定基礎；漢初《魯詩》在《孔子詩論》基礎上提出“四始 說”，以四類詩始篇的主題來提挈四類詩旨，勾勒出我國第一個說《詩》體系， 這是《詩》學體系化的第二階段；《毛詩》在《魯詩》“四始說”的基礎上再前 進一步，最後完成了始于《關雎》的說《詩》體系，這是《詩》學體系化的第三 階段。把這個過程講清楚了，《孔子詩論》概括四類詩旨的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 　　《孔子詩論》最大的理論創新，是在初步確立《詩》學批評理論模式方面。 竹書作者受到當時兩股學術思潮的影響：一是子思學派的性情理論，另一是禮學 家的禮義學說。竹書通過近60首《詩》作的評論，將子思學派的性情學說和禮 學家的禮義思想落實到《詩》學研究之中，作者不僅找到了以性情論《詩》這一 最佳切入點，而且堅持了儒家崇尚禮義的原則立場，率先為儒家處理文學創作中 情與禮的關係作出了理論探討。 　　竹書作者吸收《性情論》崇尚真情性的思想，高揚《詩三百》中性情的價值， 伸張詩歌抒寫“民性”的合理性。作者在論《詩》時反復指出，這是出於詩人的 性情，是“民性固然”。如第十六簡：“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詩，民性固然， 見其美必欲反其本。”第二十簡：“幣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第二十四簡： “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民性固然。甚貴其人，必敬其位；悅其人，必好其 所為。惡其人者亦然。”在短短29支竹簡中，就先後三次出現“民性固然”， 這絕不是作者由於疏忽而造成語意重複，而是有意識地張揚詩歌的性情內涵！作 者所說的“民性”，就是《性情論》所說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性”。 《葛覃》、《木瓜》、《甘棠》幾首詩中所表現的歸甯父母、投瓜報玉、思其人 必敬其樹，都是出自詩人的自然天性。作者所說的“固然”，是說這些性情出自 人們生命的本原，它是詩人生命受到感動的真實體現，因而天生就應該是這樣！ 對於《宛丘》、《燕燕》、《小雅‧缳杜》所表現的男女之情，《蓼莪》、《清 廟》、《烈文》所表達的孝親之情，竹書作者都給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詩論》 以“民性”論《詩》，高揚詩歌真性情的價值，這表明竹書作者已經清醒地認識 到詩歌的抒發性情本質，已經接觸到中國詩歌理論最核心的部分。 　　《孔子詩論》讚美了詩歌的真情，但千萬不能認為作者是唯情主義者，因為 作者還有更重要的以禮節情思想。以作者評論《關雎》為例：《孔子詩論》第十 簡說：“《關雎》以色喻於禮。”第十一簡：“《關雎》之改，則其思益矣。” 第十二簡：“好反納於禮，不亦能改乎？”第十四簡：“以琴瑟之悅，凝好色之 願；以鐘鼓之樂……”總括這幾簡的意思，是說《關雎》男主人公從開始“寤寐 求之”“寤寐思服”“輾轉反側”，到後來欲以琴瑟鐘鼓之禮迎即淑女，由好色 的衝動而悟出不應該非禮，心性從自然的情愛衝動“改”到禮儀之上，這就是將 性愛納入禮義的軌道。又如《周南‧漢廣》，《孔子詩論》用一個“智”字來評 價它，並讚美它“賢于其初”。《漢廣》寫的是詩人對漢江邊上一位“遊女”的 思念，一開始他就說追求這位女子有很大的難度，但他又實在無法遏止內心強烈 的相思之情，以致於他幻想著駕上馬車去迎親。可貴的是詩人沒有讓激情淹沒理 性，詩的最後仍然以“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作結。《漢 廣》主人公雖然思念美麗的異性，但他“不攻不可能”（第十三簡），始終沒有 任何非禮的行為，只是將這一份美好的感情深藏在心中，最初內心萌動、澎湃的 “情”始終被控制在“禮”的範圍之內，這就是《漢廣》“智”之所在，也就是 “賢于其初”的具體內涵，用後來《毛詩序》的話說，就是“發乎情，止乎禮義”。 在批評《小雅》時，作者一方面肯定《小雅》抒寫人生災難、怨刺上政的正義性 與合理性，深以“上之衰”為恥；另一方面又沒有對昏君暴政表現出決絕的態 度，而是更多地表現了惋惜、感歎與遺憾之情，體現了怨而不怒的《詩》教品格。 《孔子詩論》還揭示了《木瓜》、《鹿鳴》、《大田》等作品中的禮義內涵。作 者借評論《大雅》中歌頌文王的作品，讚美文王的“德”和“誠”，試圖以文王 之性作為人性的一面旗幟，作為人性教化的歸宿。 　　《孔子詩論》這三大理論創新意義深遠，不僅影響了漢代的《詩》學，而且 關涉到此後儒家詩學理論的大方向。竹書新的說《詩》方法為漢代四家詩開闢了 先路，而竹書概括四類詩旨，對於《詩》學研究從零散的說《詩》走向體系化具 有重大意義，特別是竹書關於情與禮關係的論述，抓住了詩歌理論的要害，對此 後中國儒家詩學思想影響甚遠。 　　（《光明日報》2005年02月0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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