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新见 陈桐生（湖北大学教授）[光明网] 　　 　　 　　上博简《孔子诗论》面世已有三年，海内外学界就其作者、时代、简序排列、 文字释读等问题展开热烈的探讨。当这些基础性研究告一段落之後，研究重点便 不可避免地要转向对竹书理论内涵的阐释。《孔子诗论》在《诗》学思想上有继 承更有创新，像崇德政、讲诚信、重孝道、尊贤才、尚福禄、观乐知政等等，都 是竹书对此前《诗》学思想的继承，而在说《诗》方法、解说《风》、《雅》、 《颂》几类诗大旨和建立说《诗》学理论模式几方面，则属於竹书的理论创新。 　　竹书之前的说《诗》方法大体都是断章取义。《孔子诗论》与此前说《诗》 方法的最大区别，就是作者从《诗三百》文本出发，直探《诗三百》本身题旨和 意义。《孔子诗论》是一部诗学散论，它有多种说诗形式：一是直接概括诗旨并 加以发挥，例如第八简：“《十月》善祢言。《雨亡正》、《即南山》，皆言上 之衰也，王公耻之。”这些简要的诗旨概括已经接近汉代的《诗序》。二是用一 个字来概括某一首作品主题，例如第二十六简：“《邶‧棰舟》闷，《谷风》背。” 三是发表“吾”对作品的看法，例如第二十二简：“《宛丘》曰：‘洵有情，而 亡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变，以御乱’，吾喜之。《缲鸠》曰：‘其 义一氏，心如结也’，吾信之。”“吾”所发表的评论可能是儒家辗转相传的孔 子言论，也可能是儒家後学借孔子之口说出自己的话。四是评点名句，例如第七 简：“‘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 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裕也，得乎？此命也。’”这是一种感兴式的 诗歌评论。五是评论诗作中的一章，如第二十五简：“《大田》之卒章，知言而 有礼。”多种形式并存，表明竹书尚未凝固成统一的说《诗》形式。尽管如此， 竹书作者就《诗》解《诗》，以《诗》为出发点，最後又回到《诗》的归宿，作 品的题旨和意义是固定的，不再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变化，这在方法论上 就是一个根本的革新。 　　《孔子诗论》在中国《诗》学史上第一次概括了《诗经》四类诗主旨。作者 认为，《颂》歌颂文、武平成天下之德，它们多出於文、武之後人之手，《颂》 的音乐安和、缓慢、简易，思绪深沉悠远，在内容上多写成功者的业绩（见第二 简）。《大雅》的主题是歌颂王公大人的“盛德”（见第二简）。《小雅》多歌 咏人生苦难，抒发诗人的怨愤情绪，反映王朝政治衰败，叹息为政者少德（见第 三简）。《国风》包容了各种事物，从风诗中可以普遍地观察民俗，风诗的语言 富有文采，风诗的乐声非常动听（见第三简）。《孔子诗论》对四类诗主题的总 结，有助於《诗》学研究走向体系化。先秦两汉时期儒家文学思想的核心是《诗》 教理论，而完整的《诗》教理论有赖於说《诗》的体系化。先秦两汉《诗》学体 系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孔子诗论》首次概括四类诗旨，为 说《诗》走向体系化奠定基础；汉初《鲁诗》在《孔子诗论》基础上提出“四始 说”，以四类诗始篇的主题来提挈四类诗旨，勾勒出我国第一个说《诗》体系， 这是《诗》学体系化的第二阶段；《毛诗》在《鲁诗》“四始说”的基础上再前 进一步，最後完成了始于《关雎》的说《诗》体系，这是《诗》学体系化的第三 阶段。把这个过程讲清楚了，《孔子诗论》概括四类诗旨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孔子诗论》最大的理论创新，是在初步确立《诗》学批评理论模式方面。 竹书作者受到当时两股学术思潮的影响：一是子思学派的性情理论，另一是礼学 家的礼义学说。竹书通过近60首《诗》作的评论，将子思学派的性情学说和礼 学家的礼义思想落实到《诗》学研究之中，作者不仅找到了以性情论《诗》这一 最佳切入点，而且坚持了儒家崇尚礼义的原则立场，率先为儒家处理文学创作中 情与礼的关系作出了理论探讨。 　　竹书作者吸收《性情论》崇尚真情性的思想，高扬《诗三百》中性情的价值， 伸张诗歌抒写“民性”的合理性。作者在论《诗》时反复指出，这是出於诗人的 性情，是“民性固然”。如第十六简：“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 见其美必欲反其本。”第二十简：“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第二十四简： “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 所为。恶其人者亦然。”在短短29支竹简中，就先後三次出现“民性固然”， 这绝不是作者由於疏忽而造成语意重复，而是有意识地张扬诗歌的性情内涵！作 者所说的“民性”，就是《性情论》所说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性”。 《葛覃》、《木瓜》、《甘棠》几首诗中所表现的归甯父母、投瓜报玉、思其人 必敬其树，都是出自诗人的自然天性。作者所说的“固然”，是说这些性情出自 人们生命的本原，它是诗人生命受到感动的真实体现，因而天生就应该是这样！ 对於《宛丘》、《燕燕》、《小雅‧缳杜》所表现的男女之情，《蓼莪》、《清 庙》、《烈文》所表达的孝亲之情，竹书作者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诗论》 以“民性”论《诗》，高扬诗歌真性情的价值，这表明竹书作者已经清醒地认识 到诗歌的抒发性情本质，已经接触到中国诗歌理论最核心的部分。 　　《孔子诗论》赞美了诗歌的真情，但千万不能认为作者是唯情主义者，因为 作者还有更重要的以礼节情思想。以作者评论《关雎》为例：《孔子诗论》第十 简说：“《关雎》以色喻於礼。”第十一简：“《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 第十二简：“好反纳於礼，不亦能改乎？”第十四简：“以琴瑟之悦，凝好色之 愿；以钟鼓之乐……”总括这几简的意思，是说《关雎》男主人公从开始“寤寐 求之”“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到後来欲以琴瑟钟鼓之礼迎即淑女，由好色 的冲动而悟出不应该非礼，心性从自然的情爱冲动“改”到礼仪之上，这就是将 性爱纳入礼义的轨道。又如《周南‧汉广》，《孔子诗论》用一个“智”字来评 价它，并赞美它“贤于其初”。《汉广》写的是诗人对汉江边上一位“游女”的 思念，一开始他就说追求这位女子有很大的难度，但他又实在无法遏止内心强烈 的相思之情，以致於他幻想着驾上马车去迎亲。可贵的是诗人没有让激情淹没理 性，诗的最後仍然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作结。《汉 广》主人公虽然思念美丽的异性，但他“不攻不可能”（第十三简），始终没有 任何非礼的行为，只是将这一份美好的感情深藏在心中，最初内心萌动、澎湃的 “情”始终被控制在“礼”的范围之内，这就是《汉广》“智”之所在，也就是 “贤于其初”的具体内涵，用後来《毛诗序》的话说，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 在批评《小雅》时，作者一方面肯定《小雅》抒写人生灾难、怨刺上政的正义性 与合理性，深以“上之衰”为耻；另一方面又没有对昏君暴政表现出决绝的态 度，而是更多地表现了惋惜、感叹与遗憾之情，体现了怨而不怒的《诗》教品格。 《孔子诗论》还揭示了《木瓜》、《鹿鸣》、《大田》等作品中的礼义内涵。作 者借评论《大雅》中歌颂文王的作品，赞美文王的“德”和“诚”，试图以文王 之性作为人性的一面旗帜，作为人性教化的归宿。 　　《孔子诗论》这三大理论创新意义深远，不仅影响了汉代的《诗》学，而且 关涉到此後儒家诗学理论的大方向。竹书新的说《诗》方法为汉代四家诗开辟了 先路，而竹书概括四类诗旨，对於《诗》学研究从零散的说《诗》走向体系化具 有重大意义，特别是竹书关於情与礼关系的论述，抓住了诗歌理论的要害，对此 後中国儒家诗学思想影响甚远。 　　（《光明日报》2005年02月0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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