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kamonline.com/C-Hist/WestHan03b.cfm 漢武帝之文治與武功 -- 『獨尊儒術』與士人政府之出現 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8 年 　　武帝即位後，不僅在政治、經濟方面有所改革，而且在思想文化 方面也大肆改弦更張。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乃把治政的主導思想由黃老 學說改成儒家說，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造成『士人政府 』之出現。 　　自秦代創下中央集權制之大帝國以後，秦、漢君主對統治思想之 採擇，經歷了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原來春秋戰國曾是諸子蜂起、百 家爭鳴之時代，後戰國時各國君主多以法家思想為指導而進行改革， 其中尤以秦國為著。秦藉法家商鞅之變法而興，採法家李斯之謀而兼 併六國，始皇更赤裸裸地以法家姿態而君臨全國。然秦之二世而斬， 說明單憑嚴刑峻法等高壓手段，實不足以長期統治中國之民眾，加以 國家歷經長期戰禍、滿目瘡痍，故漢初君臣多祟尚道家之『無為而治 』。黃老之說對休養生息、恢復經濟確有助力，但因政治息事寧人、 經濟放任自流、外交軟弱無力，以致爆發七國之亂、匈奴時時侵擾。 這表明『清靜無為』對加強中央集權、鞏固邊防和擴展版圖不利、亟 需另覓新徑。於是儒家學說逐漸抬頭，進而取代道家學說之地位。 　　儒家係春秋思想家孔子所創，戰國時由孟子（約前三七二 -- 前 二八九）加以發揚。其學說主張仁義，提倡『德治』、『禮治』。秦 時儒說一度受到焚禁、排斥，但秦亡後其經典重新發現，儒士紛紛而 出，他們根據後來之統治經驗對儒說不斷地加以補充與發展，使其影 響逐漸擴大。武帝因舅田蚡（？ -- 前一三一）、師太子少傅王□均 為儒士，故幼時即受儒家之薰陶，即位後曾接連三次下詔，策問古今 治亂之道與天人關係等問題，大儒董仲舒（前一七九 -- 前一零四） 三次上書應對，即所謂『天人三策』，深受武帝稱許。董仲舒撰有《 春秋繁露》等，其思想以儒為主，也雜揉了陰陽五行及法家之成份， 囊括了長期以來之統治經驗而集其大成。他認為『天子受命於天』， 天下須『受命於天子』，『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本』，提出『妻者 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董仲舒所鼓吹的『君權神授』 、『忠君』、『大一統』思想，以及後來所概括的『三綱』（君為臣 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有 利於加強中央皇權之統治。因此，漢武帝遂採納其議，決定『罷黜百 家，獨尊儒術』，其具體措施如下： 　　　　一、獨尊儒術：董仲舒對武帝提出：『《春秋》大一統者，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 　　　　　　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 　　　　　　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蓺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 　　　　　　其道，勿使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 　　　　　　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武帝 　　　　　　採之，以儒學作為國家之統治思想，而其餘諸說均被排 　　　　　　斥。 　　　　二、起用儒生：大量提拔儒生充當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 　　　　　　學之博士被罷免，自宰相至地方官幾乎全數由士人充任 　　　　　　。漢初朝廷大臣多為功臣及其子弟，如宰相之職一般須 　　　　　　侯方可拜相。故高祖時的蕭何，惠帝、呂后時的曹參、 　　　　　　王陵、陳平、審食其，文帝時的周勃、灌嬰、張蒼、申 　　　　　　屠嘉等，皆功臣也。景帝時之陶青、周亞夫、劉舍則以 　　　　　　功臣子嗣侯，其先亦軍人也。但漢武帝究卻開始打破常 　　　　　　規，他任命起自『布衣』的公孫弘（前二零零 -- 前一 　　　　　　二一）為宰相、封平津侯。公孫弘以治《春秋》而得拜 　　　　　　相封侯，表明由功臣、貴族、豪富及其子嗣壟斷高官厚 　　　　　　祿之局面有所轉變，讀書人及其子弟入仕之門徑比過去 　　　　　　寬廣了。 　　　　三、傳授儒說：設《詩》、《書》、《禮》、《易》、《春 　　　　　　秋》等五經博士，講授儒家經典，並使其預聞政務，參 　　　　　　加重要政府會議。同時在京師設太學，在郡縣辦學校， 　　　　　　太學生即博士弟子，學而優則仕，其成績優異者留京任 　　　　　　郎官，次等者遣原籍為郡國吏。 　　　　四、察舉孝廉：下令郡國每歲舉孝子、廉吏各一人，或『徵 　　　　　　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遣送京師供錄用 　　　　　　。為促使察舉制之實行，規定各郡國『不舉孝，不奉詔 　　　　　　，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漢書． 　　　　　　武帝紀》）。 　　　　五、策選賢良：不定期地由公卿、郡國舉茂才、賢良方正、 　　　　　　文學等，由皇帝親自出題策問，以選拔各種人材。 　　自漢武帝尊祟儒術起，漢朝政府漸由宗室、功臣之組合，轉成士 人參政之新局面。『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為相者往往皆一時之大儒，非儒者乃絕不能居於相位。本來劉邦認 為自己係『馬上得天下』要詩書無用，但儒生陸賈卻提出『馬上得天 下，不能馬上治之』。因此，由漢初的『平民政府』轉為武帝時之『 士人政府』，乃朝廷統治行政之需，蓋推翻舊王朝而打天下可以治天 下卻須依靠有識之士，是故『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乃得大 行其道。 　　不過應當指出，漢武帝一面雖尊崇儒術，另一面卻重刑法、用酷 吏、講聚歛、尚武功，故汲黯（？ -- 前一一二）曾批評其為『內多 欲而外飾仁義』。後世也稱武帝係『陽尊儒術，陰究申、韓』，意即 儒其表、法其裏。其實武帝係以後中國歷代統治者又何嘗不是如此。 須知漢代之儒學已不同於春秋時代之儒學，它已兼採有法家、陰陽家 諸說之成份，後世又出現儒、佛、道調和等趨勢。總之，凡有利於統 治中國人民之任何思想學說，均為歷代統治者所重視並奉為正統，否 則將受到摒棄，此為讀史者不可不知之。 　　漢武帝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影響頗為深遠。它不僅造成 『士人政府』之出現和漢代經學之發達，而且使儒家從此成為歷代王 朝尊奉的正統思想，『三綱五常』等忠君思想、倫理觀念支配中國社 會垂二千餘載。同時，諸子百家之被黜，卻又使學術自由研究之風受 阻，令中國文化蒙受重大損失。至於儒家思想為何長期宰制中國之思 想界，應與統治者之提倡及中國民眾的『中庸之道』有關，此在本書 序論之中已略有分析。蓋打著『仁義道德』之幌子，而又以嚴刑峻法 為後盾，最利於統治中國的老百姓。今日大家都喜歡高談闊論『人治 』或『法治』的問題，本來在商鞅變法時已提出並實施過『王子犯法 ，庶民同罪』之原則，這實際上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不同版本 。但後來始皇過分推行嚴刑酷法，終於走向反面，使法家從此未能抬 頭。因此，中國之所以長期盛行『人治』是否同法家被黜、儒學取勝 有關，頗值研究。 　　儒家在漢代以後雖長期居於尊貴的地位，然它並未成為『國教』 ，也沒有對其他宗教、學術思想完全排斥。不過由於歷代統治者對儒 學大力倡導，故凡發動民變以推翻舊王朝者，往往採取『反儒』、『 批孔』的態度。例如明李自成、清洪秀全等等。清朝滅亡之後，儒學 在思想界之統治地位亦隨帝制之結束而告終。不過作為一種學術思想 ，它仍具有頗大的生命力，故經歷民初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 ，以及現代『文化大革命』中之『批孔』，儒學依然能絕處逢生、再 閃光芒。蓋其思想既有適合中國社會輿情的一面，又盛行了兩千餘年 ，早已深深植根於民眾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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