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kamonline.com/C-Hist/WestHan03b.cfm 汉武帝之文治与武功 -- 『独尊儒术』与士人政府之出现 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8 年 　　武帝即位後，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有所改革，而且在思想文化 方面也大肆改弦更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乃把治政的主导思想由黄老 学说改成儒家说，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造成『士人政府 』之出现。 　　自秦代创下中央集权制之大帝国以後，秦、汉君主对统治思想之 采择，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原来春秋战国曾是诸子蜂起、百 家争鸣之时代，後战国时各国君主多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而进行改革， 其中尤以秦国为着。秦藉法家商鞅之变法而兴，采法家李斯之谋而兼 并六国，始皇更赤裸裸地以法家姿态而君临全国。然秦之二世而斩， 说明单凭严刑峻法等高压手段，实不足以长期统治中国之民众，加以 国家历经长期战祸、满目疮痍，故汉初君臣多祟尚道家之『无为而治 』。黄老之说对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确有助力，但因政治息事宁人、 经济放任自流、外交软弱无力，以致爆发七国之乱、匈奴时时侵扰。 这表明『清静无为』对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边防和扩展版图不利、亟 需另觅新径。於是儒家学说逐渐抬头，进而取代道家学说之地位。 　　儒家系春秋思想家孔子所创，战国时由孟子（约前三七二 -- 前 二八九）加以发扬。其学说主张仁义，提倡『德治』、『礼治』。秦 时儒说一度受到焚禁、排斥，但秦亡後其经典重新发现，儒士纷纷而 出，他们根据後来之统治经验对儒说不断地加以补充与发展，使其影 响逐渐扩大。武帝因舅田蚡（？ -- 前一三一）、师太子少傅王□均 为儒士，故幼时即受儒家之薰陶，即位後曾接连三次下诏，策问古今 治乱之道与天人关系等问题，大儒董仲舒（前一七九 -- 前一零四） 三次上书应对，即所谓『天人三策』，深受武帝称许。董仲舒撰有《 春秋繁露》等，其思想以儒为主，也杂揉了阴阳五行及法家之成份， 囊括了长期以来之统治经验而集其大成。他认为『天子受命於天』， 天下须『受命於天子』，『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本』，提出『妻者 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董仲舒所鼓吹的『君权神授』 、『忠君』、『大一统』思想，以及後来所概括的『三纲』（君为臣 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有 利於加强中央皇权之统治。因此，汉武帝遂采纳其议，决定『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其具体措施如下： 　　　　一、独尊儒术：董仲舒对武帝提出：『《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 　　　　　　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 　　　　　　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 　　　　　　其道，勿使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後统纪可一，而法 　　　　　　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武帝 　　　　　　采之，以儒学作为国家之统治思想，而其余诸说均被排 　　　　　　斥。 　　　　二、起用儒生：大量提拔儒生充当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 　　　　　　学之博士被罢免，自宰相至地方官几乎全数由士人充任 　　　　　　。汉初朝廷大臣多为功臣及其子弟，如宰相之职一般须 　　　　　　侯方可拜相。故高祖时的萧何，惠帝、吕后时的曹参、 　　　　　　王陵、陈平、审食其，文帝时的周勃、灌婴、张苍、申 　　　　　　屠嘉等，皆功臣也。景帝时之陶青、周亚夫、刘舍则以 　　　　　　功臣子嗣侯，其先亦军人也。但汉武帝究却开始打破常 　　　　　　规，他任命起自『布衣』的公孙弘（前二零零 -- 前一 　　　　　　二一）为宰相、封平津侯。公孙弘以治《春秋》而得拜 　　　　　　相封侯，表明由功臣、贵族、豪富及其子嗣垄断高官厚 　　　　　　禄之局面有所转变，读书人及其子弟入仕之门径比过去 　　　　　　宽广了。 　　　　三、传授儒说：设《诗》、《书》、《礼》、《易》、《春 　　　　　　秋》等五经博士，讲授儒家经典，并使其预闻政务，参 　　　　　　加重要政府会议。同时在京师设太学，在郡县办学校， 　　　　　　太学生即博士弟子，学而优则仕，其成绩优异者留京任 　　　　　　郎官，次等者遣原籍为郡国吏。 　　　　四、察举孝廉：下令郡国每岁举孝子、廉吏各一人，或『徵 　　　　　　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遣送京师供录用 　　　　　　。为促使察举制之实行，规定各郡国『不举孝，不奉诏 　　　　　　，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 　　　　　　武帝纪》）。 　　　　五、策选贤良：不定期地由公卿、郡国举茂才、贤良方正、 　　　　　　文学等，由皇帝亲自出题策问，以选拔各种人材。 　　自汉武帝尊祟儒术起，汉朝政府渐由宗室、功臣之组合，转成士 人参政之新局面。『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为相者往往皆一时之大儒，非儒者乃绝不能居於相位。本来刘邦认 为自己系『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无用，但儒生陆贾却提出『马上得天 下，不能马上治之』。因此，由汉初的『平民政府』转为武帝时之『 士人政府』，乃朝廷统治行政之需，盖推翻旧王朝而打天下可以治天 下却须依靠有识之士，是故『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乃得大 行其道。 　　不过应当指出，汉武帝一面虽尊崇儒术，另一面却重刑法、用酷 吏、讲聚歛、尚武功，故汲黯（？ -- 前一一二）曾批评其为『内多 欲而外饰仁义』。後世也称武帝系『阳尊儒术，阴究申、韩』，意即 儒其表、法其里。其实武帝系以後中国历代统治者又何尝不是如此。 须知汉代之儒学已不同於春秋时代之儒学，它已兼采有法家、阴阳家 诸说之成份，後世又出现儒、佛、道调和等趋势。总之，凡有利於统 治中国人民之任何思想学说，均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并奉为正统，否 则将受到摒弃，此为读史者不可不知之。 　　汉武帝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影响颇为深远。它不仅造成 『士人政府』之出现和汉代经学之发达，而且使儒家从此成为历代王 朝尊奉的正统思想，『三纲五常』等忠君思想、伦理观念支配中国社 会垂二千余载。同时，诸子百家之被黜，却又使学术自由研究之风受 阻，令中国文化蒙受重大损失。至於儒家思想为何长期宰制中国之思 想界，应与统治者之提倡及中国民众的『中庸之道』有关，此在本书 序论之中已略有分析。盖打着『仁义道德』之幌子，而又以严刑峻法 为後盾，最利於统治中国的老百姓。今日大家都喜欢高谈阔论『人治 』或『法治』的问题，本来在商鞅变法时已提出并实施过『王子犯法 ，庶民同罪』之原则，这实际上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不同版本 。但後来始皇过分推行严刑酷法，终於走向反面，使法家从此未能抬 头。因此，中国之所以长期盛行『人治』是否同法家被黜、儒学取胜 有关，颇值研究。 　　儒家在汉代以後虽长期居於尊贵的地位，然它并未成为『国教』 ，也没有对其他宗教、学术思想完全排斥。不过由於历代统治者对儒 学大力倡导，故凡发动民变以推翻旧王朝者，往往采取『反儒』、『 批孔』的态度。例如明李自成、清洪秀全等等。清朝灭亡之後，儒学 在思想界之统治地位亦随帝制之结束而告终。不过作为一种学术思想 ，它仍具有颇大的生命力，故经历民初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 ，以及现代『文化大革命』中之『批孔』，儒学依然能绝处逢生、再 闪光芒。盖其思想既有适合中国社会舆情的一面，又盛行了两千余年 ，早已深深植根於民众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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