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wilkinson (威金逊)》之铭言： ※ 引述《windhong (登登)》之铭言： : : 但如果我们承认战国到秦汉的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很强， : : 又得要处理这种控制力如何消失的问题。 : : 如果换个比较新潮的名词， : : 就是傅科谈的「治理性」是不是在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出现过了， : : 而後来又怎麽样退化？ : 有个小例子可以提供参考。 : 我爸小时候是农村子弟，当时卖药的在到每户家里，钉个袋子， : 然後把几种不同的药放在里面，每个月来一次，看你吃多少收多少。 : 可是随着人口逐渐外移到都市、工厂，这种生意就没办法做了； : 因为外来人口都是用租屋的，卖药的这个月放药，可能下个月人跟药都不见光光。 : 如果以这个来作为户口控制的参考，大概可以猜出这种控制力是怎麽消失的。 嗯，这个例子其实跟我要说的有点不同。 如果看刘子健〈刘宰与赈饥〉这篇文章，或是史景迁的《妇人王氏之死》， 我们会看到他们描述的地方政府能力相当薄弱。 在谷川道雄描绘下的中古时代，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也似乎不强 （虽然侯旭东〈造像记〉有对谷川的豪族共同体论提出批评， 但就我所见还没有足以取代谷川理论的论述） 隋唐行租庸调，对於地方应该有一定的控制力。 但宋以後，似乎学界的共识是对於基层渗透力不强。 也是宋以後，有所谓士绅阶层论跟胥吏政治的问题， 认为政府在地方必须跟士绅合作才能够推行政务。 而地方政府又被胥吏把持。 从这些後例看起来，秦汉简书中所呈现的政府控制力 （基本上里耶秦简的户籍资料包括爵位、家庭成员， 居延汉简的纪录更详细，但那是对於军人的纪录，参杜正胜《编户齐民》） 跟後面明清政府只纪录「丁」，而丁还不一定跟家庭人口的男丁数相符合， 这其中有不小的差异。 所以我谈的问题在於说， 就我目前的阅读所及，传统中国政府对於地方的统制， 在秦汉显示出几乎能和现代媲美的能力，但後来何以衰落？ 或者没有衰落过，只是政府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某个层面， 而前後的政府重点不同？ 这部份满复杂的，它可能跟政府组织、政治结构本身有关， 也可能跟社会变迁、人口变动有关。 您谈的问题，就我的理解是有关於人民流动性跟控制力的问题， 这点传统政府多有措意，例如汉代的打击游侠集团， 以及历代的重农政策（如朱元璋的重农政策，元代的户计其实也有这样的意含）。 但这其中是工业化社会跟农业社会的断裂， 这种断裂就我的了解主要依靠现代官僚政府能力的加强， （尽管你一直迁移，我还是找得到你徵税）、 还有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工作机会转移）。 而且您举出的例子是在国民党的准列宁主义党国体制（若林正丈语）下产生的状况 （如果您是台湾人的话，姑且让我假定如此）， 因此这个例子又变得比较复杂。 这涉及的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性质究竟如何的问题， 它已经是一个现代社会下的问题，而不是传统社会下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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