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四、五个小时，好容易整理出上半场（前面一小时）的录音，後 面一个半小时的问答，虽然也很精彩，但我实在不想做了。如有热心人士想 要接手，我可以把我目前有记到的部份传给你。 　　时间：十月二十二日（一）19:00 - 21:30 　　地点：北京大学二院（历史学系）108室　　 　　这一日的讲座由阎步克（中）老师主持。我六点多就占了罗志田老师（ 左）及其右边（我後来坐的地方）两个位子。早来的同学很有礼让精神，多 只坐在後面，很少人占桌边和前面的位；我为了记录，当仁不让地坐前面了 。 阎步克老师： 　　今天非常高兴由陆扬先生给我们报告，我注意到他不用稿子，这对我来 说是不可想像的。上一次他也讨论了相当重要的问题。拜往复论坛之赐，云 中君的大名和才识都给了大家深刻的印象，我想这也是今天有那麽多同学来 的原因，有时候国际着名汉学家来都没有你...（那麽受欢迎）。我也希望陆 扬先生以後能再多来北大，因为他原来就是我们的校友。昨天我们在田余庆 先生那儿聊天的时候，他就希望陆扬先生来给我们开课。......下面就请陆 扬先生开始他的演讲。 陆扬先生： 　　感谢大家和阎先生的介绍，刚刚虽然阎先生说他离开稿子就不能讲话了 ，可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麽一回事。我这次来北大距离上次已有五年，我上 次来好像也是十月的最後一周。这五年内变化非常惊人，前几天机会和历史 系上的同学交流，这给了我很有启发性的机会，可惜那天我时差还没倒过来 ，回答时不太能完全集中，有些问题还没能深入表达。这次来也是因为罗志 田先生的建议，他希望我能作一个报告；我这次决定来北京其实是去西安开 会顺道来，而这顺道成了很有意义的事。 　　现在史学发展得很广泛，大家的着重点都不同，所以我如果讲一过於专 门的题目，对大家帮助可能有限；所以我选择了「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问题 与主义」这个非常宽泛的题目。大家知道问题与主义是二十世纪不光是史学 ，也是整个中国人文学一个重要讨论：你到底要讨论问题还是采纳主义。但 我今天的讨论和它当时涉及范围略有不同。 　　我想谈最近十几年来，尤其是这几年，我个人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些 体会。以我一个长年在海外研究中国史的学人的角度，从我的角度，可能观 察到的一些特别的现象。我个人的经验虽有限也未必好作参考，但我还是把 这些经验说出来。 　　下面我想大致集中在三到四个问题上。首先，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和中国 的中国史研究，至少就目前来讲，它相互的关联，可能有哪些大家一班不太 注意的层面。 　　再来是史学本身面临的危机，有哪些我们不能不正视的层面？尤其在中 国当前的情况下，我发现这问题显得特别突出。我不希望在这方面作一个很 悲观的宣告，但我觉得史学地位确实有下滑的趋势。史学家不只作为学者， 也应该要担任给公众提供史学经验与知识的角色，这两者如何平衡？你要怎 麽为自己的工作辩护？以前这辩护可以容易做到，现在却不容易，而我们又 有没有必要作这辩护？这也是我想约略涉及的一个部份。 　　还有，中国传统、史学本身有哪些可以发掘的资源？这些都是很大的题 目，我希望在这报告中能都涉及到，而且说出其中关联。 　　我想从第一个问题先谈。 　　在过去的五年，实际上中国史学界的工作受西方重视的程度，确实大幅 度的提高。这自然也必然是有其功利的一面，在学术史上这是很普遍的，它 不会因为这种功利性而只是一时的。这本身也是个很好的机会──我常讲未 来这十年是关键的十年，中国史学界，能否不但使自己的研究更成熟，也能 和外界对话？和外界对话未必是迎合外界，而是更能、更愿意表述自己。再 者，中国史学能否把自己变成世界史学研究经验的一部份？我觉得这非常重 要。 　　我也有一个较普遍的倾向，就是现在大家都感受到的西方史学对中国史 学的影响。这几天我也和阎步克、邓小南等几位先生交流，他们也给我很多 启发；对他们的着作我也算熟悉，但和他们的接触、交谈，又给我完全不同 的感受。我昨天和阎先生谈说：对人家的写作，各人会有各人解读的方式， 但你和他交谈以後，你再回去读他的作品，会有全然不同感受，这是很感性 的，很难用理论性语言概括，但这是非常实在的经验，而这於我非常有收获 。 　　回到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大家似有一普遍看法，就西方史学里 的中国史而言──我目前不能扩大到其他领域──它比较重视理论；中国史 学，似乎较重实证和对材料的解读分析。这讲法本身没问题，但它往往引起 西方对中国史学界的（偏差）评估，也影响到中国史学界的发展与自我评估 。 　　华语世界带领的渐渐影响扩展到西方世界。西方九十年代初，很少有探 讨任何中国二十世纪以来学术人物的研究，如陈寅恪先生，我记得很清楚， 我刚到普大时，杜希德先生，我的老师之一，他当年曾想跟陈先生读书，後 来因1949年後无法再到中国，他的计画没成功。但除此之外，很少有西方学 者知道陈寅恪先生之名，唯一一位，很有意思地，是罗马史权威Peter Brown先生，不但知道其名也知道其重要学术观点。但这几年，你可看到很多 西方学者都会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反覆提出来。虽然他们的解 读有各种各样的偏向，但这已成为你不能不接受的很重要的一个传统。这传 统包含罗先生所推动的大量工作，对学科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认为这资 源本身还可以进一步发掘。 　　我们还可看到，西方对中国史的研究也好，中国的中国史研就也好，它 们互相的关系实际上相当复杂。如二十世纪初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派、傅斯 年的史料学派、後来郭沫若用马克思理论重新断代中国史，这些学派本身， 在以前好像被简化为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之争。但我在前天和同学交流时也 提道，这分法其实是一种简化，它让我们常常误解，而影响了今天的判定。 如陈寅恪先生是史料派还是史观派？非常难讲。现在大家研究陈先生的很多 ，但能真正指出他对史学发展贡献的其实很少，如一些很基本的问题：陈寅 恪为何对唐史产生兴趣？我很少见到对这基本问题加以探讨的，这其实是一 个应该解释的问题。他在何时、何情况下发生兴趣，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唐 史上面？ 　　还有，大家都知道的，陈先生在三十年代有给清华学生出了「对对子」 考题的经历，引起了很多争议，後来他写了公开信也写了私人信写了缘由， 给这对对子的学术意义有了很大提升，而对此，大家的解释工作其实还很不 够。我唯一看到对这问题有较深入的讨论，只有桑兵教授几年前一篇文章， 但可惜他过度以中国语文的角度出发，反覆以中国语文作为文化最重要一部 份的角度去考虑。但你若仔细读陈先生的信，你会发现那讨论很表面，他讨 论的绝对不只是这个，他还提到：好的对子，好的上下联，本身是一个黑格 尔辩证法「正反合」的关系，我还没有看到对此加以探讨的，当然我的阅读 很有限。这事实上是一个史学问题，只是他尚未完全将之展开来。如他举的 吴伟业的歌行，决不只是一般意义上我们讲的对子。在他看来，一般的对子 水平不高，达不到正反合的境界，即：语言上不但要有对应，意思上还要有 史学上的完整叙事。哪怕是这麽小的对对子，都可以体现出史学叙事中本质 性的问题，这才是他要讲的，但很多人都不能完全体会他的这层意思。 　　另就前几天同学提到陈平原所说郭沫若和傅斯年的区别，说郭代表美国 的汉学传统，我後来回去想了一下，当然我不知道这转述是否精确，但我的 猜想，可能是有这个趋势。桑宾也提到说西洋汉学发展到美国汉学，从以实 证为考量的学科与分析方法，逐步演化到以社会科学为基本出发点的美国汉 学的传统，我觉得这分析有一种线性的问题存在──事实上很多真正重要的 思想，在早期就出现了。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他一方面受到顾颉刚疑古 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比如他对《诗经》的阅读，我觉得不可能没受到当 时法国很重要的人物葛兰言的影响，他把《诗经》的阅读完全象徵化──《 诗经》所提到的任何人和事，都不是只对历史本身，而是象徵着一种系统， 某一种发展的结构。当然这点我或许说得不准确，罗志田等几位先生都可以 纠正我，但我的感受是他明显受了葛兰言的影响。 　　还有，即使从早期来看，西洋汉学它有生命的部份，它的理论取向，到 今天事实上是很大程度地被吸纳到了新的体系中间，潜移默化。如後来我们 读《诗经》，很多是从象徵的角度去读的，这很难说是受葛氏影响，但葛氏 是比较系统地如此解读第一人。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解读，但你不能不面对这 样的事实。後来闻一多的分析方法就和葛氏很像，但他在某些地方做得更细 致更有创见。这些都还可以讨论。 　　有一个比较大的误解：西方学者比较重视理论，中国学者的长处始终不 在理论上面，这说法很成问题，至少在经验的层次上，它不太符合事实真相 。我目前所接触西方中国学者还是不少的，各门类从先秦两汉一直到明清的 主要人物都有，他们大部份人其实不很重视理论，甚至不太受过系统理论训 练。他们在职业训练上更多的是对材料解读、表述自己的共识。他们很多其 实是反对理论的。 　　尤其是七十年代开始出来领导史学的学者，很多对理论不感兴趣，对理 论的运用也常常不是很系统的。如大家熟悉的费正清，他理论的运用多是帕 森斯的社会学理论，但他也没系统地读过帕氏着作；他和帕氏是同事，可能 他只是和帕氏聊了一次，接受了他的一些观点，从此就去运用。相反，倒是 中国出身的学者在理论上的重视常常还超过西人，这点我们要有所澄清。这 些，不说是偏见，也多少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也影响了西方，影响了他们 对中国史学的评判。西人至今往往假定说，中国学者虽渊博但深度不够，这 偏见至今根深蒂固，我对这点非常不满意，因为这影响到各个层面。尽管在 很多场合上他们不会很刻意地表露，但他们在实际评价时，这是反覆出现的 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不光要打破中国学者圈内对西方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也同 样要打破西方对中国学者的误解，这工作必须由中国学者采取主动。不是说 我不信任他们西方学者，而是中国学者应该采取主动，来改变这样互相认识 上的误区、印象。 　　还有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如近期发生的例子，大家知道余英时先生，前 几年他发表《朱熹的历史世界》，这是较受大家瞩目的一部着作。很有意思 的，去年开始他突然在西方史学界受瞩目，而他受瞩目的一点：南宋时朱子 及其追随者政治理念的影响，他中间有一处采用了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他 提到孝宗很孝顺，後来又试图改变很多高宗留下的政治格局，余先生要解释 这个，用到了心理史学。 　　心理史学用到中国古代史分析是否会过於冒险？有些学者表述得较含蓄 ，而余先生说，我对它作了调整以适应中国与西方的差别。心理史学本身是 很具争议性的理论，在运用到具体的中国古史分析上，也或许是过於冒险。 我也就此向余先生请教过，他给了我一个非常简洁的回答：实际上，这并不 完全是一个心理史学的问题，而是说在史学的分析上，我们如何去借监一些 概念的问题。 　　就是说，有些现象，在中国传统的表述概念中间，很多事情，没有这样 的词汇，但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如中国有这种：太过孝顺造成的一种逆反心 理，在史上你可以看出很多具体表述出来了的例子，但就是没有心理学上那 些很简洁的词汇能表达这些很特殊的情感和心理状态。 　　心理史学只是一个借用的概念，余先生的论述还是都从传统史料来。你 也可以不用它的概念，但你用了它以後，你就可以作出一种比教有力的概过 括。这也就是我要强调的：运用理论并不是要表示我们对理论的认同，而是 要培养我们一种「概括的能力」。这也是我个人的期望：抛开史学研究本身 来讲，中国史学界有很多优秀学者、精彩研究，但研究工作到最後往往不能 跳跃，往往不能把它最精彩的东西整合起来，让别人体会到它里面蕴含的史 学上的力量。它最後变成，那精彩的地方要别人来说，这是非常可惜的。西 方学者在此就常常取巧，把你的成果完全接收过来，然後转换一种语言。我 可以举出大量的证据，但这里暂时不举。其实是，他们更会表述，吸取中国 学者成果後加以转化，用更简洁而符合现代学术语言要求的说法来表述，让 人觉得他才是真正能把问题讲清楚的，但其实他并没有做基本的工作，那些 对史料的解读之类基本的工作都不是他做的。 　　如大家很熟悉的史景迁，我不是说他的工作不重要或不好，而是他的资 料完全在二手材料基础之上，他的解读完全依赖於其他学者的解读，他本身 没去真正做过第一手的资料。当然他有他很大的贡献，但他的贡献不是原创 性的。就是说，他代表着某一种的这样的倾向。当然，有些其他学者可能做 得更.....含蓄（？），他们可能在史学的某个历史断代上，他们的影响可能 更大，让人家觉得原始性的工作他也做了，其实并没有这样。 　　再来，我想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即史学家的责任问题。中国史学界可能 还幸运一点，因为大家最近注意到，中国社会近年突然兴起的国学热。前天 阎步克和我说：国学热是一种情感性的问题，这启发我很多。我很不能理解 国学热为何被某些学者视为可以建立一些新的研究性学科的机会的看法，在 我看来这种看法是很不可思议的。再者，我们现在对国学的讨论与界说，较 二十世纪国故讨论更不能理解。 　　如历史系的老前辈，我们都很尊敬的周一良先生，他在五十年代也在报 上批判过胡适──当然那时候大家都没办法。其中一篇我特别注意，我觉得 这篇写得好极了──中国学术批评机制并不健全，所以在「大批判」里人家 往往反而把以前不敢讲的意见讲出来了。他那篇并不因为是批判而就是完全 意识形态的，他写得很有分寸，还对胡适的汉学作了极好的概括，我觉得那 是在八十年代我们对胡适有一重新反思以前所有的一个最好的概括。他说： 胡适的汉学其实是想把对所有中国的文化、历史分析都包括在里面，他只是 用「汉学」一词想把它概括进来，所以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国故，而是一 种现代性的学问。我觉得周先生这分析好极了，而且这篇文章里对费正清等 都有明显的批判。你今天可以说他的批判有其意识形态，代表着五十年代的 政治立场，但我仔细阅读时，觉得不完全是这样。 　　我感觉周先生代表着一种中国学术要回归自己一个独特传统的立场。周 一良先生留学西方，他在哈佛受训练，他和费正清他们几乎都是同辈人，他 对他们的学术有相当的了解。周先生对胡适加以批判，他感觉，胡适想要应 用西方汉学，就是用外来的分析方法去看中国的史料，在他看来有其局限， 不能深入中国史料脉络。所以表面上他批判费正清好像是一种政治表态，但 实际上我觉得他是作一种自我反省。我相信当时他已经作了一个抉择，就是 他其实倾向在中国史学走出一条新路，只可惜政治环境不容许他真正往那方 向去发展。这和史学家的使命可能不完全相关，而对前面那个问题可能关系 更密切一点。(41:45) 　　谈到史学家的使命，我们这几年看国学热，可以看到一般民众突然对历 史故事产生兴趣。这看来很不可思议，我和哈佛教授聊天，他们也觉不可思 议，这些历史书在美国大概只能卖几千本，怎麽能在中国卖几万几十万本？ 但这样的热潮是否就改善了史学家的境况？我觉得未必。作为专业学者，我 觉史学家面临的境况可能更为险峻：你可能要反覆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就是 你究竟为什麽要研究历史。 　　在我看来，史学通俗化的结果，实际上常常并不是要对大众的历史观提 出一种挑战。史学家的任务是要给大众挑战，让大家接受说，我们平常接受 的史学观念是有问题的，对历史发展的一些看法，是过於简单的。史学家应 该要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不是反过来印证大家已经有的很通俗的观念，这 对大家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这情况在西方也反覆出现，这就涉及到史学家 作为社会成员的问题。陈寅恪先生就说过他的最高目标是写出历史的教训问 题，但我们是否该以此为己任？我觉得史学家的责任主要在能尽量精确化地 描述历史，至於这历史能否引导出道德教训之类，我觉得这不该是历史学家 该承担，事实上也是无法承担的责任。 　　我举一个比较近的例子。大家知道最近美国政治发展得很不好，而且我 觉得将来几年也没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我最近到Kansas，附近有一军校 Lemonford，艾森豪、巴顿等重要陆军将领皆出此。军事和美国历史关系非常 密切，战争对其历史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大家最近就谈到伊战的 问题：伊战直接威胁到近期美国的很多事件如越战。我记得九十年代初，即 使到2001年九一一之前，你可以发现美国群众对越战的认识一般比较统一， 说它是错误，而且暴露了美国民主体制种种方面的问题，而且给美国社会造 成了很大的创伤──这几乎成了一个大家不会去挑战的政治正确。而这两年 看法突然变了，变得模糊。为了强调美军留在伊拉克的必要性，很多人包括 历史学家就出来讲，当年越战失败就是因为我们不支持。所以可见当今的社 会事件会让本来已经清晰的历史认识突然模糊起来。而且历史学家在其中能 扮演的角色，我觉得其实是很微小的。 　　另外，出现在各国的教科书改写，如印度的教科书改写也引起相当多的 争议，这本身就体现大众对史学的压力，而其中声音最响亮的往往不来自对 此最有研究的人，而是来自最敢发言的人，如日本的问题，常常是通俗学者 叫得最响，严肃的学者反而沉默。那麽严肃学者是否该跳出来？我觉得这倒 不一定是他的责任。史学家最重要的应是承担对历史本身分析的功能。 　　还有多少时间？（罗志田老师：随你便。）49:00 　　那我说最後一个问题。怎样给中国古代史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局面？当然 已经有一些新的局面，所以我这话也许说得过於狂妄，但我是很诚恳地希望 ，对一些已经做过的工作能有新的反省。如我前天和同学交流时反覆强调的 文本解读，这里面有大量工作可做，如李零先生最近《丧家狗》引起很多讨 论，我也发了几句言，但那时我还没看这本书，直到最近我才读到这本书。 我对李零先生的工作还是有一定了解的，那时我也看了他的序言，於是就这 些提出了我一些看法。我在那里没完整表述出来的意见是：很少人有人讨论 「丧家狗」是在什麽文献里出现的。我们对孔子的形象实际上是从《史记》 出来，并不是《论语》。《论语》虽有对话，但并未提供孔子作为一历史人 物的完整的叙事。比较可靠的，在存留下来的资料里面，最完整也值得重视 的，只有《孔子世家》，但很少人讨论。 　　在有关孔子生平的描述里面，它和汉代有什麽互相的关系？它在文本里 起到了什麽样的作用？......如果能看这些，我们就不会纠缠在「丧家狗是 褒是贬」这麽一种简单的问题上面。司马迁反覆强调的是，孔子代表一种特 殊型态的新的圣人。......他没有直接去说，但透露有一种超自然力量在主 导孔子的诞生。他在编排孔子生平时，你会看到，他既要符合当时一般对孔 子的观念，他也要用自己的意思来利用孔子，来加强自己所追随的那套意识 型态──他是从道家出来的，这方面阎步克先生是权威。如他讲到孔子最高 的境界：对「艺」的认识，这符合历史真相吗？ 　　再讲到《春秋》，过去这是史官的楷模，司马迁却把「艺」放得更高。 如果你不从叙事文本的角度，去把它作为一种实证的东西来看，你就不能深 入探讨。是否有此历史真相当然是一问题，但学者应该对此有较复杂的解读 方法，对文本有较清醒的反省，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问题。西方学者在此并 不一定做得比国人好，但态度是清醒些。中国学者解读文本有时也很精彩， 但他在意识上有时常常并不是那麽清醒，或者不觉得那样的清醒对史学有什 麽关键作用。这是我想提出来的。 　　还有叙事史。八十年代文化史、心态史兴起後，作为对社会史的反动， 叙事史似乎变得很流行。...中国史学传统中的经典名着，用通俗的话来讲大 部份都是叙事史，都是讲一个故事，对一个事件或个人作出较完整的评述。 当然中国叙事史有很多复杂的特点，如体例，你对体例的掌握精确与否，对 於判定你的史学的价值，有关键的作用。从近代来看，我觉得叙事史在现代 的中国史研究中间占的位置，其实很微弱。讲这样的话或许会让大家觉得没 道理，但我还是说出来给大家一个批评的机会。 　　我觉得中国任何一个断代，至今为止，对学术叙事的着作非常的少，而 且大部份是西方学者写的。如清代叙事史，我第一部想到的学术着作是维肯 曼（？）的《洪业》The ken Enterprise。很多最重要的史学工作者，往往 不太愿意去写叙事史，写时也通常谨谨把它作为教科书或通俗着作，但恰恰 叙事史是传统史学很重要的一部，而二十世纪很少人在此从事，包括傅斯年 和陈寅恪先生；陈寅恪虽重视但也没写过叙事史着作。工作重点给偏向了考 证。而在西方，现在主流史学界也不愿意再持「史学科学化」之论，觉得「 史学科学化」对史学的丰富是一种贬低。叙事史现在在西方史学还是占有重 要位置。 　　如兰克，至今对中国学者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我想陈寅恪、傅斯 年等大师也没真正读过兰克的作品──这方面罗大师可以纠正我，是不是有 这样的情况──而只是从三四手如兰克弟子（尼布尔？）得来。 　　最近普大教授Anthony Brxxton有出了一小册子"Footnote"，对学术注脚 的重要阶段，从十七世纪Edward Gibbon《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时代以来的变 化，把史学的变化勾勒出来，其中对兰克有很精彩处。他分析兰克「史料即 史学」「重视档案」，说实际上兰克很复杂，他虽重视档案，档案给他无限 乐趣──他有很多描述说凌晨两三点一个人在档案馆非常享受，我很难想像 ，因为你要在德国的档案馆里那样享受，大概要有一些特殊功能。（众笑） 但他还在想：我写出来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要符合叙事？而且他不只是强 调史料、考证，他还重视综合。如他写义大利政治就是宏观的。这些傅斯年 先生等知道吗？或许他们引进那些概念时也不清楚其详情，而或许简化了。 　　我讲了五十八分钟了。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个小册子，《Landscape of History》，你可以说是「历史的风景」，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图景」。 　　（此封面图像截取自Amazon.com） 　　John Lewis Gaddis是在西方教军事史的。此书是2000年他在剑桥大学担 任访问学人期间，受邀做的几个连续性讲座记录，说如何才是史学研究。这 引起了听众──多为重要史学家的相当兴趣，而鼓励他将之结集为此小册子 。他也说过，作为一个实践的史学家，希望这本小册能对他之前出过的一本 反省E. H. Carr《什麽是历史》的小册作出新的反省。他自己的实践（）他 很重视环境史。对此书我有保留意见，但它的封面很有意思。 　　他用的是十九世纪德国浪漫派的一幅画。浪漫主义有一重要画家 Frederick，他常画山川森林、断壁残垣，在孤独感solitude中体现出个性跟 自然一些很玄妙的、我很难理解的理论来。这幅画特别有名。这个拄着拐杖 的人显然是知识份子，你可以从这背影看出此人非常有自信，站在山巅俯瞰 云海和漫漫群山。而他为何选此为封面？我觉得他显然是把这形象作为史学 家的例子，说历史是被云海遮盖的茫茫群山，站在山巅之上，他能看出轮廓 来。作为史学家，看到这幅画时我觉得信心百倍（众笑）。但再一看我觉得 这种自信有问题，如果我们过度自信，对历史以掌握而非敬畏的态度，是否 会有问题？我认为不如用「森林里的旅人」。你在迷雾缭绕的森林，或许已 没路了但我们还是要找路，还要找森林的轮廓，我觉得这才是现代的史家应 有的态度。 　　扯得像是远了，然则，我觉得这关系应该是很密切的。中国史学家往往 有比较不自觉的感受，觉得你对传统有一种认识的优势，我希望我们尽可能 降低这种心态。如西方史学有句很有名的话：the past is like a foreign country，你的过去事实上就像外国的文化一样，是陌生的，所以我们如何 把我们原本普遍接受的前提加以陌生化，保持一些距离？并不是说要冷漠。 我只是相信在此情况下，你就算在森林里也能找出一条路来。我想今天我就 讲这些话。 -- 　　时候到了。看着， 　　当我推开这大门， 　　重新震醒你们的时候，那光芒－－ 　　这光芒，便是一万丈！ 　　　　　　　　　　　　　　　　　　　　http://www.youtien.idv.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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