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SAN-YanYi 看板] 作者: a7v333 (@@") 看板: SAN-YanYi 标题: [情报] 论关羽之色 时间: Sun Jan 10 23:21:48 2010 内容截取自 http://games2.sina.com.cn/g_item/2005/6-29/1560/show.php?id=624143 跟前面是一系列的文章，因为内容过长，所以裁成比较短的篇幅， 分篇、转码、整理贴上 ================================================================ 论关羽之色 反方观点称“关羽为好色之徒”，而正方观点却说“男人皆好色 ”，或“英雄本色”。 就笔者的理解认为，反方的“好色”一词，实带有贬义，而正方 的论点，颇有自嘲之嫌。 其实，如若“仅一次的为了自己所爱，而做出某种行为”，被称 　　之为“好色”的话。那麽，可以说天下人不论男女皆好色。 至於之所以引发此条争议，来自以下几条史料： 其一，关羽传注引蜀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於下邳，关羽启公，布 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於公。公疑其有 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其二，明帝纪注引魏氏春秋：“（秦）朗字元明，新兴人。献帝传曰 ：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 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 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 其三，《华阳国志先主传》：“初，关羽随先主从公围吕布于濮阳， 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秦宜禄妻。 ”公许之。乃至城门，复白。公疑其有色，自纳之。” 很明显，第一、二条记载相差无己。而第三条记载则与其有三点不同： 其一，关羽随曹操围吕布于濮阳。（前为下邳） 其二，秦宜禄求救于张杨。（前为袁术） 其三，关羽的理由--“妻无子”。 相较下来，第三条记载与事实完全不符，而“妻无子”的理由太 　　不合情理。既然是因无子而需纳妾，则任何女人皆可，干嘛非得 　　要别人的老婆。何况这位杜氏当时也只生了一个儿子，不见得特 　　别会生。 不论从事情的合理性，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二比一比例，人们的 　　初步简单结论是第一、二条记载属实，无须理会第三条记载。可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第三条记载错得太过离谱，下此结论仍属言之 　　过早。要研究这个问题先得了解一下此三条记载成书的先後顺序。 《蜀记》。作者王隐，字处叔，陈郡陈人。晋元帝太兴初（319-322年间） 与郭璞俱为着作郎，撰晋史。 《魏氏春秋》。作者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人。晋穆帝永和二年（347） 随桓温伐蜀。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人。成汉官员。晋穆帝 永和二年（347）桓温伐蜀，降于晋。 三位作者中唯王隐的活动时间稍早，孙盛和常璩几为同时期人物 　　。然而三位作者不可能凭空捏造出同一件事情来，可以肯定在这 　　三条记载之前，至少还有一本书记载了此事。这本书很有可能就 　　是《魏氏春秋》中引用的《献帝传》。（因《魏氏春秋》中直接 　　引用《献帝传》，而非《蜀记》。可推知《献帝传》比《蜀记》 　　的成书年代更早。） 《献帝传》。撰人不详。前人沈家本据《御览-车部》引《献帝传》董 卓以地动问蔡邕事与魏志注所引《献帝纪》同，认为两书为一书。 《献帝纪》，作者汉侍中刘艾。 　　据献帝纪：为陕令。 据公阳公载记：初平初（190-193），为董卓长史。 据献帝起居注：兴平中（194-195）为侍中。 据张璠汉纪：建安元年（196），为宗正。（都许之前） 据袁宏汉纪：建安元年（196）封彭城相刘艾为列侯。（都许之後） 　　（另据武帝纪：“三年（198），冬十月，屠彭城，获其相侯谐。” 　　可知吕布领徐州後，罢了刘艾的官位，又另置彭城相。刘艾应於 　　被逐後返回朝庭继续做他的宗正。） 据献帝起居注：建安十九年（214），为宗正。 据献帝传：建安二十一年（216），为宗正，又使持节行御史大夫。 按此，我们首先假设《献帝传》的作者既是刘艾。那麽王隐的记 　　载也很有可能是从这里所引。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为什麽常璩在已 　　有早於自己几十乃至上百年的王隐、刘艾正确记载，和降晋後有 　　可能见到自己同时期的孙盛正确记载的情况下，还要增改几个错 　　误上去呢？ 陈寿（233-297）编撰《三国志》时是着作郎的身份，既国家所掌 　　握的资料他都可以看到。换言之，他手上所掌握的资料以一国之 　　力作为支撑，应为最多最详实的。 而此时王隐、孙盛、常璩三人的书尚未出世，他只能看到《献帝传》 　　中关於此事的记载。然而，在蜀汉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他依 　　然未采用此说，这是为什麽？ 因其手中只此一本，无从比较，认为其不合理处太多，而弃之不用。 我们再假设《献帝传》的作者不是刘艾，而且作于陈寿过世後。 裴松之（372-451）受命于国为《三国志》作注。时上述四书皆在 　　其手，但他并没有直接采用《献帝传》，反而采用了《魏氏春秋》 　　中所引《献帝传》的记载，并在关羽本传中再一次采用《蜀记》 　　的记载，还在最後说“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这又是为什 　　麽？ 因其经过四书相对较後，认为孙盛所引的记载才是《献帝传》原 　　文。理由是手上还有一条王隐的记载与其相同，而且合情合理。 　　於是认为手上的《献帝传》可能因传抄致误，而常璩则受了错误 　　版本的影响。因此，才会婉转地采用孙盛的记载。但他又怕以後 　　手上有错误版本《献帝传》和《魏氏春秋》二书的人产生误解， 　　於是又在关羽传中引用了王隐的记载。而他最後那句话的含意我 　　是这麽理解的，既《蜀记》与《魏氏春秋》所说的没有什麽不同 　　，但不代表《蜀记》和《献帝传》所说的相同。 因此，《华阳国志》中引用的记载才是真正的《献帝传》原文。如下所示： 《献帝传》→篡改→《蜀记》→假 《献帝传》→篡改→《魏氏春秋》→假 《献帝传》→原文→《华阳国志》→真? 《三国志集解》言王隐其书殆是非参半矣。而裴松之直接於志中 　　罗列出数条孙盛所载与陈寿书不符之处，并评其“盛言诸所改易 　　，皆非别有异闻，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旧。” 如此，则这两个人都有可能在看到《献帝传》中的记载後，以自 　　己的喜好或理解擅改两条地理、人物的错误。并大笔一挥，删去 　　关羽那不合情理的理由。使其成为自己认为较真实可信的样子。 　　於是，才有了今天大家的误会。 明代郑以伟曾愤然写了一首《舟中读〈华阳国志〉》诗： 百万军中刺将时，不如一剑斩妖姬。何缘更恋俘来妇？陈寿常璩志总私。 （自注：志载，关壮缪请於曹操，求纳秦宜禄妻。） 其实他错得非常离谱。首先，陈寿并未采用此条史料，是裴松之 　　作注所加。其次，我们应该感谢常璩保留下了所引原文，才使我 　　们今天能看清这一记载的真相。 注：此“真”是相对於《蜀记》和《魏氏春秋》的“假”而言，相对 於采用《献帝传》的原文而言。非是指“关羽随曹操围吕布于濮阳” 、“秦宜禄向张扬求救”、“妻无子”等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想指 出原始资料上所载的事情其实是错误的，进而推断此事并未发生过。 要理解此点，可先设想王隐或孙盛在看到《献帝传》中的记载“初， 关羽随先主从公围吕布于濮阳，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羽启公： “妻无子，下城乞纳秦宜禄妻。”公许之。乃至城门，复白。公疑其 有色，自纳之。” 会怎麽想。无非有二：其一，认为其是虚构的，因其三处地方不合情 理；其二，认为其是真实的，只是《献帝传》的作者刘艾或撰抄此书 的人写错了。很显然，他俩选取的是後者（又或者王隐选取的是後者 ，孙盛只是跟着他的步伐作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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