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PhD 看板] 作者: marsdaddy (小爹NNNNNNＩ 看板: PhD 标题: [转录] 本土博士扬名国际的传奇 UCLA 张懋中教授专访 时间: Thu Nov 6 11:24:31 2008 文章有点长，不过写出很多很有趣的东西，也提到了本土博士的价值。 (而且台清交都点到了，蛮有趣的..) 资料来源是交大友声寄给校友的电子报，大家参考看看罗~~ =============================================================== 交大友声最新报导：本土博士扬名国际的传奇 UCLA 张懋中教授专访 文‧ 彭琡静　图‧张懋中／电机学院 交大电子研究所，培育了两位世界级的本土博士，这两位都姓张，一是台湾 半导体之父的前校长张俊彦教授，另一位是今天要介绍的主角─UCLA教授 张懋中学长。台湾土博士跑到美国人的地盘抢饭碗听起来已经是个天方夜谭 ，但张学长还能受邀当起名校UCLA的tenured full professor，听到这样的奇蹟 般的经历，不禁让人对他在美国奋斗史产生莫大的好奇。 六月廿四日，张学长回国接受电机学院所颁发的荣誉教授，隔日则到工研院 接受2008年潘文渊研究杰出奖项。除了杰出的研究成果，张学长为人幽默风 趣，广结善缘，这次回国，行程满满，而我们就在这满档的行程中专访到张 学长。以下是张学长的精采分享。 五项大能力站上国际舞台：Value、Passion、 Selection、 Latitude、Depth 问：谈谈您童年，父母对您是什麽样的教育方式？ 张：让孩子有机会express自己，从小就鼓励他们多 present。我国小和初中经常 参加演讲比赛，虽然师长帮忙润饰内容，听起来会有点肉麻（笑），不过， 这让我有许多public speech经验，对於日後的表达能力的助益很大。因为research 需要下真功夫，但如何把结果用清楚简单的文字语言呈现出来，同时让人家认 同跟你一起做研究会有开阔的前景，表达的能力与技巧在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 问：您对学生的训练也是如此吗？ 张：我平常在学校训练学生也是非常注重presentation。我认为学生出去，就是 代表学校的规格，要能讲话不拖泥带水，要能hit the point。很可惜我们台湾的 孩子不被鼓励这个能力，造成台湾学生的逻辑思考不是「交通」型，是「反 交通」的，也就是说自己满清楚了解的，但是怎麽让别人欣赏与接受，我们的 教育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我一直强调value-centered or value-pursued，我这些年在美国，近距离观察大师， 发现他们都有正确的value。做任何事，第一件事一定要思考那个价值是高的， 那个对社会的价值是大的。第二就是passion，你不喜欢那个东西，勉强做是做 不来的。另外要be selective，在我的观察里，能成为大师者都很selective，他们 花很多时间在思考right things to do。再来是latitude，要具备横向的反应，举一 隅要以三隅反。最後才是depth，就是学问的深度。 跟美国孩子比起来，台湾孩子的长处很多，短处就是思想不structured。零碎的 、片面的反应很好，整体的反应不一定最好，自己思想没有组织，没有办法 build a structured system。但是，你在一个area要成为真正的大师，你必须要能 organize，自己digest之後，重新能把框框搭起来。你有一 structured个体，站的 空间就大，零碎的话，就看不见你。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资源虽多，但每 样东西都做一点，没有办法一拉就全起来，所以在国际社会不容易得到认同 。 问：您刚刚讲不organize，会不会是美国的教育比较 creative？ 张：美式教育很注重creative writing，每个礼拜都要写，还要能present，老师也 花很多时间在上面。我们这边比较制式化，好像哪个逗点没逗好，句点没句 好，就是太注重枝节，最重要的是看这个小孩是不是把心里的话，有组织有 系统的present出来。 我常开玩笑，我们应该回到古代去写八股文，因为八股文本身有个structure， 但是我们现代人缺乏structure，整个thinking没有 structure。我们写论文也是八 股文，内容可以creative，但是structure是八股。因此，在生活的愈早期训练， 对孩子愈有利。 问：您的英语讲得很好，是如何训练的？ 张：我是南投竹山人，我的父母是外省籍，但我是讲台语长大的，一直讲到 高中，政府规定讲台语会被罚钱，在我们那儿是不work的。我们乡下有很多 日本移民，很多日本籍的太太，讲得一口非常优雅的日语，我很後悔当时没 有学日语。我觉得多学一个语言就多一个mind，因为想法就会不一样；语言 虽说是後天灌进去的，但是上帝create语言是很奇妙的。 语言的东西愈早学愈好，耳朵听力比较好。一个人没办法有正确的音准，就 是听到的东西不是非常的精确。很多同仁问我什麽时候来美国的，我跟他说 大概是29岁来美国，他们就很惊讶，说我虽然这个年纪才来美国，但听不出 有台湾的口音。 「台清交」养成「广度兼具深度」的本土博士 问：您从小就对科学产生兴趣吗？ 张：我很喜欢物理，所以第一志愿就填台大物理系。那个年代有个好处，开 课开得不多，也许是教授没那麽多，学得比较深入。我总觉得现在的学生念 的科目太多了，课一多，平均每个科目花的时间相对减少。 我在台大物理系时，学校课开得不多，但是课都很难。我记得有一年上古典 动力学，一个学期只教了四个章节，教科书叫《Classical Mechanics by Goldstein》 ，我们的顺口溜就叫他狗屎蛋（笑）。读也读不懂，但一遍一遍的读，最终 也读通了，这是值得的，因为以後也没时间K这样一本天书。 後来我到清华念材料，又到交大来念电子，这给了我一个好处，就是阶段性 读的深刻，走过这十年间，无形又把广度built起来。念电子的人，尤其像我 这样做电路系统的人，通常缺乏对材料的了解，更缺乏对基本物理的了解， 但对我而言，好像就很自由的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东西，这 就是 latitude。譬如说我做电路设计时，就常常拿物理观念来做。一般人不会 如此，他们是从传统电路设计的角度过来，不会像我这样绕道，所以都很惊 讶，不知道原来可以这样做。 问：您当年台大物理系毕业之後，没有选择出国念书？ 张：这中间有个小插曲，就是当年物理领域开始走下坡，尤其是 1968、69年 有很大的crash。有人先出国镀金，回来说物理已经完了，还说材料科学当道 ，为此，我还找了卢超群，我大四时当过他的助教，他哥哥卢志远是我同班 同学，陪我半夜跑去请教施敏教授。後来我没出国，选择到清华念材料，学 到不少东西，尤其是念到thermodynamics in solid，发现它最精采的部份就是在 material science。 毕业之後也很巧，有天我就在清大材料系晃着晃着遇到陈茂杰老师，陈老师 跟我说要换学校，要到交大去，记得他还问我说：「你怎麽样？」我当时就 想：「陈老师怎麽问我怎麽样，不就是到交大去教书吗？交大不就是隔壁那 个小学校吗！」後来我发现我是学校愈念愈小。（笑） 受到陈老师的鼓励，我就来交大参加入学考试。交大考试非常别出心裁，特 别是oral exam，我一走进考场，里面坐着廿几位老师，正中央声音最大的是 祁甡教授，三堂会审。後来放榜，我发现交大跟清华真的没有情结，我竟然 考上榜首，第二名就是温清章，不过他比较没耐心，虚晃一下就到U. Penn. （宾州大学）拿Ph.D.。 问：您在硕士毕业之後开过公司，可以谈一谈吗？ 张：对对！我跟许根玉老师搞过一个公司，在新竹市南大路，叫新域电子。 在1975年，我的博士班刚开始，碰到许根玉、王遵义两位学弟。我们是做掌 上型游戏机，是全世界第一个做hand held game的公司。 这就是交大的强项，横向非常强。我们当时需要一个加减乘除的four functions calculator chip，当时李进洋学长在GI（General Instruments）的高雄厂（GIMT） 当业务。GIMT位於高雄进出口加工区，货舱里刚好一些过时没有人要的全功 能计算机的chip。我们就跑去请李学长把这些chip当破铜烂铁秤斤卖给我们。 李学长很乐意帮忙，不过事情没有想像中简单，这些在加工出口区的chip， 必须先出口再进口才可使用。後来李学长只要我们支付shipping的费用，先把 chip出口到香港，拿到进关证明後再出关运回来，费了一番功夫。 南港IC育成中心 胜华科技 我们拿到这个chip之後做成一个玩具叫「小教授」，它的功能是例如一加一 等於二的题目，答对了绿色的LED就亮了，答错的话，红色的LED就亮，而 且还会叭叭地响，我们那个红色和绿色LED就是请光宝帮我们做，就是宋恭 源董事长。 至於那个小教授本身的机壳得要做模子，我们也没钱，就去宏碁找黄少华学 长，到他们南京东路，那时候宏碁买了公寓，有两个门面，一间还算是office ，另外一间是库房，堆了一堆东西。宏碁当时是卖calculator，我们就选了一个 他们不用的calculator模子，想要跟他们买，结果黄学长说不用付钱，要我们 有需要就赶快拿去用！所以说在创业时期，受到交大学长们很多的帮忙。 几年後我到美国做Post-Dr，看到美国的商店 Toy-are-Us还在卖小教授（笑） 。说起这个小教授，五块钱一个，成本大概是一块半。生产线一条变两条， 两条变三条，当时我们满有名的，新竹的银行抢着要借钱给我们哩。 问：做得不错怎麽会想要离开？ 张：这事情讲起来很有意思。大家都知道，郭南宏校长的性格很兢兢业业， 有人告诉他说，不得了了，我们交大的研究生都在外面做生意。後来一查发 现是我们（笑），郭校长就把我们叫去劝告一番之後，给我两个choices，一 是好好念书，一是结束博士班的课业，好好去做生意。我想这也很fair，於是 就答应郭校长，不做生意了，好好回来念书。 问：会不会後悔？ 张：也无从後悔起。而且主要还是帐务的问题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我们 会计还吓我，说我还是比较适合回交大念书，所以郭校长一提，我就乖乖 回来了。 问：您提到受陈茂杰老师很大的影响，可否请问您是哪方面的影响？ 张：陈老师做人做事做学问都很实在，他很重视价值观，从来不变，他很 清楚他要做什麽。他认为很多东西可以改变，但价值不能改变。他在学校 从来是对事，不会对人，我所认识的人里面，他是最一致的，所谓吾道一 以贯之，陈老师就是最佳典范。 我觉得这很重要，一个人不能因为外在环境改变自己的方向，所以我一直 强调value-centered，价值一定要摆在最前面，否则可能就做白工，甚至会有 不良影响。我深受陈老师的影响，所以後来去美国，也能够说服美国人， 我想就是紧抱正确的价值观。人种虽不一样，但普世的价值观是一样的。 问：那陈老师怎麽会允许你同时去创业？ 张：这个纯粹是我们时间充分灵活运用的关系。学校的功课照做，研究 paper 照写啊！（笑） 问：那交大对您是否有影响？ 张：当然影响非常大。交大做事情就是脚踏实地，交大人当官可能不是很好 ，不过实实在在做事情的能力是一流的。你看张俊彦校长他当年做实验，炉 子都是他自己圈起来的。我觉得要讲本土，这才是本土精神。 什麽叫做本土化？我认为本土化是在你局限的环境底下，创造出普世的价值 ，那才是真正的本土化。本土化如果只能创造本土价值，就没有价值。 你可以很本土，但是创造出来的value是普世的。像托尔斯泰，他写的是俄国 小说，是他们俄国人的故事，但是他touch到的common value，是你和我同样都 appreciate，所以他才会成为大作家。 本土博士在美三十年：从砷化镓专家到UCLA教授 ※在UCLA柜台遇见到M/A-Com的贵人 问：很令人好奇，您在美国三十年的传奇经历？可以请您谈一谈吗？ 张：我在1978年离开交大去当兵，之前也在交大当讲师，因此服完兵役想 回来当老师。结果，我跟陈茂杰老师商量之後，陈老师对我说：「我看你 最好还是出去走走吧！」我问老师去哪里走走，老师说：「去美国做Post- Dr ，去外面开拓眼界也不错。」 後来我申请到UCLA，做太阳能电池photovoltaic solar cell。本来计画稍微游学 一下，我1979年去，但到1980年就有很大的改变，当年卡特总统输给雷根， 共和党并不支持solar cell的研究，我的计画被迫停止。由此可见美国的科技 发展跟两党政治息息相关，这也很有趣。我远渡重洋要镀金，结果只镀了 一半金，出门又向各位师长道别，又只混了一年也没混到什麽，不好意思就 这样回台湾。於是我开始动动脑筋，想到美国的industry走走，也许有人要我。 我先跑到UCLA的Placement Center告诉柜台小姐说我想要被应徵，对方就问我 绿卡的ID number，我愣了一下，心想糟糕我没有绿卡。这时候，後面就有一个 人搭腔说：「What旧 the number for? I would interview him.」我一看是一个大胡子 老外，笑眯眯的，我想我们素不相识，他怎麽会知道我想应徵什麽工作。他问 我打哪儿来的，我说我是台湾来的，他说他太太是台湾来的；又问我，你哪里 毕业的，我说我国立交通大学毕业的，他说他太太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又问 我，认不认识他太太，我心想，我怎麽会认识你太太，结果，一聊起来，我还 真认识他太太。（笑）就这麽巧，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遇到这麽个贵人。 所以interview通过以後，我就在M/A-Com (Microwave Associat)做microwave power transistors，当时还在冷战时期，我做这个东西是大power的transistor。接下来的 两年，M/A-Com也给我相当多的空间发挥，整个实验室我爱做什麽就做什麽， 但是，我不想待在这麽matured环境中，我想做一点新的东西，value比较大，影 响比较大。加上我当时被 Gallium Arsenide III-V compound Transistor（砷化镓三五 电晶体）所吸引，心里头萌生去意。 ※一通电话又碰上在Rockwell的台大学长贵人--李建平教授 M/A-Com想留我，本来想派我到东岸一个新的 Gallium Arsenide实验室当经理， 但我对研究工作比较有兴趣，於是我太太建议我打个电话给台大物理系的学长 李建平教授，李教授当时在Rockwell科学中心担任研究员，我问他的意见，结 果他回答说：「你还是踏实一点做研究吧，Manager是人干的事吗？」还说： 「沈义德刚好quit，你赶快来 interview吧！」就这样，我又遇到贵人，这次是 我台大的学长。 我在Rockwell科学中心一待就是十五年，主要是做砷化镓的研究。Rockwell是 一家航太公司，也一直想要build up像Bell Lab那样很具影响力的实验室。所以 我在那个实验室，我就白天做Rockwell需要我做的东西，晚上和CP（李建平） 一起做自己的实验。 印象很深刻是有次CP发现一个现象，还用图示给我看，如果plot整个 threshold voltages of GaAs MESFET在wafer上，明显看到，水平跟垂直方向，完全不一样 。这时候，另外一个同事Peter Asbeck（现为UC San Diego教授）走过来，我们 三个人就一起讨论。 Peter Asbeck是学Laser的，他把Laser的理论用在这里，看法不尽相同。於是三人 各持理论，我看争辩下去也无益，提议他们等我一下，我就卷起袖子进去实验 室，马上可以得出答案。当时已经晚上七点钟，还没吃晚餐，我们一面做一面 讨论，做到半夜，後来三个人一致同意，找到新的东西，就是「Stress Induced Piezoelectric Effect on GaAs MESFET」。这是第一次知道Local Stress对Field Effect Transistor有很大的影响。晚上做完，第二天就写论文，花不到一天的时间。 这给我很大的信心，但也曾有过另外一次实验，因为信心不够，认为自己焊接 有问题，而白白让一个新发现从手边溜走。所以，我在这边要强调，信心要足 够，要 be alert，要保持敏锐的观察力，这对事业的帮助很大。 ※受UCLA邀请时，叶文恭教授相挺协助将研究成果写成一本书 问：怎麽会到UCLA教书？ 张：早期华人当教授比例低，我1980年Post-Dr计画停止第一次要离开UCLA时 ，我的导师说我很可惜，没有US Ph.D. degree，要我好好珍重，意思是这辈子 大概回不了UCLA了。 我自己也知道满难的，因为到了一九八几年，我做出一点小成绩，东岸的一家 长春藤名校想邀请我去教书，最後要询问我的背景时，问我是不是从MIT毕业 ，我直接跟他说，「No, but I am Made-In-Taiwan.」我是从台湾国立交通大学来 的。结果他们要我先拿另一家学校的offer，再聘用我。我心想真是太瞧不起我 中华民国的学历了，就没有再谈（笑）。今天提到交通大学，大家会肃然起敬 ，不过当年还是不太有名气。 直到1996年，有一天，UCLA打电话来，问我想不想到他们学校教书，我还以为 他们有什麽附带条件，自己马上招供说，我是国立交通大学毕业的！结果这回 他们说：「交通大学很好，是个好学校！」（笑） 後来他们依照我的经历直接要升我为第六级的full professor（按：UCLA的教授 分级为：助理教授四级，副教授两级，教授则分为九级；要升到第六级的教授 必须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评审。）但是需要国际审查，结果他们去准备和 通过审查，又是九个月後的事。在这之间，我又遇到另外一个贵人叶文恭教授 。在UCLA final 审查时，有位莎士比亚文学教授，认为我的资料只有12页不够 厚，於是叶教授自告奋勇将这12页资料拿回去重整成一本厚厚的砖块书。後来 就在UCLA待到现在，一直在做integrated circuit and system的研究。 「要想当leader，you must take the risk！」 问：您在UCLA时，如何排解挫折感？ 张：做任何事都会有frustration，是要看你怎麽看事情。分享一个经验，我有 一个teaching assistant，我对他的performance很不满意，有天他进办公室，想找 我抗辩。事前我就思索如果继续把他骂一顿就会有效果吗？好像不然，於是 我就换个方法，他一进来，我请他坐下说想跟他谈一件事，第一句话我就说 ：「我很担心你的学习和前途。」还告诉他为什麽这样做是一个bad damage。 我发现这样下来效果很大，他本来找了很多理由要抗辩，结果听完我的话， 马上跟我道歉：「教授，我错了，你是对的。我很感激你这样子关心我。」 所以，身为一个Educator，我们站在一个很好的位置，是可以对学生产生很大 的影响力，是满unique的。 问：如何平衡您的时间跟压力？ 张：我想是passion吧！保养年轻的秘诀就是be passionate，做了以後满足你的 curiosity。 问：如何找到passion？ 张：给孩子多一点空间胡思乱想吧！我认为以前的学校自由度比较大，所以 好像培养出来的孩子做的事情大些吧。我以前念台中一中，哇，那真是个好 学校。我们那时候的黄金鳌校长是北师大的训导长，他真把我们当北师大的 学生在教。我们上课下课没人管，学校像市场一样，每一节上课下课，有人 走进校门，有人走出校门，上课上两节不高兴，就回家了。我的同学赵少康 还帮他取个绰号叫「金龟」（台语发音）。 那时候真是台湾教育的黄金时代，我发现教育好像愈改愈不怎麽样。拿我们 竹山来说吧，当年真是地灵人杰。张俊彦校长的父亲就是竹山人，GARMIN （全球最大卫星定位系统）的创办人之一--高民环，全世界三百大富豪，也 是竹山人，刘增丰院长也是竹山人，他哥哥就是我同学。这麽偏远的乡下， 出这麽多人才，但是，现在竹山好落寞，所以我说这个台湾不知道出了什麽 事情。 问：科学家说做学问很孤寂，您同意吗？如果是，您如何面对？ 张：可能可以从两方面来讲。第一，你不能跟着人家走，每一个人都在做的 题材，你可能要想想如何跟别人不同。亿万富豪洛克斐勒有一天在纽约街上 给鞋童擦皮鞋，这位鞋童对他说：「洛克斐勒先生，我也买了你的股票也！ 」本来是一句好话，但是他想到的是，不行，这股票过热了，连一个辛苦擦 鞋的鞋童都要来买你的股票，表示你的股票过头了。所以回家之後，他马上 把所有的股票都清掉，结果他就survive了。同样的道理，如果全世界都在做 同样的东西，就表示这研究没什麽好做的。 我个人也是如此，我不喜欢走人家走过的路，所以我常跟我的学生讲，你以 为你到我这里来是在做晶片设计吗？No，如果你这样想，那你最好离开这里 。我们做 engineer没有说来学一个技术的，我们是problem solver，是训练你如 何思考，去抓住那个价值。什麽东西有价值，什麽东西没价值，如何去选择 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一个哲学的训练，不是一个技术的训练。 问：您看现在的学生与过去的学生？ 张：大的环境变了，电脑使用太普遍，学生变得interactive。也就是说，电脑 出现什麽样的需要，学生就response to电脑的需要，没有像早一辈的学生，是 直接跟自然的接触。所以，现在的孩子，may be garbage-in and garbage-out这是 比较可虑的。但反过来说，现在的孩子可以做到以前我们不能做到的程度， 孩子如果latitude好的话，也可以解决很多事情，所以尽量要给孩子一些空间 ，他坐在那边胡思乱想时，也不要说他是白吃饭。 问：您对台湾的科技研发有什麽建言？ 张：台湾已经做得满好的，台湾的程度应该是一流，但是限在执行面上，开 创面则是不够，真正要做到世界第一，凭良心讲，做老大还不行，做老二、 老三绰绰有余。 其实，闭起门来算点数，说我们的paper数量超过Stanford，超过MIT，我觉 得不如打开他们的网页，看看教授们的博士学位是从哪得来的，这才是最直 接的讯息。 现在的question是拿到五年五百亿以後，能不能拿到世界第一名？做老大你得 要猜前面什麽地方有宝藏。大家听过「哥伦布和鸡蛋」的故事吗？哥伦布发 现新大陆回西班牙，国王庆功宴上有人challenge他：你只要一直往那边开不就 到了吗？这时候，哥伦布拿一个鸡蛋，要求对方把它立起来，结果那个人表 示没办法。这时只见哥伦布把蛋底打碎就站起来。道理是一样的，知道这样 可以站起来，你为什麽不这样做？所以要想当leader，you must take the risk。 注：感谢电机学院罗佩馨小姐，以及IC之音主持人谢美芳小姐参与并协助本次 采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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