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Chinese 看板] 发信人: [email protected] (清一), 看板: Chinese 标 题: 经学发展简史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Oct 20 00:25:39 2005) 转信站: ptt!news.newsmth.org!NEWSMTH 经学发展简史 云尘子 一、汉代的今古文经学 “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今文经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撰写﹐古文经用战国时文字撰写。今古文除在文学、篇章上有别外﹐在对经书的名物、制度的解说上也有不同。今文经学不斤斤於训诂考订而重微言大义的阐发﹐讲通经致用﹐与汉代现实政治结合﹐引申发挥经义﹐虽不免附会﹐但受到朝廷的重视。今文经学《诗》有齐、鲁、韩三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春秋公羊》有严、颜二家﹐在汉代都立於学官﹐置为博士。古文经学行於民间﹐把经书作为历史来研究。今文学派的《公羊春秋》大师董仲舒以儒学为中心﹐兼采阴阳家、法家之说﹐建立里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导致以後谶纬的形成﹐使经学神学化﹐在汉代影响甚大。今文经学由於章句烦琐﹐附会、神化孔子﹐魏晋以来﹐日渐衰微﹐而古文经学则日盛﹐东汉以来贾逵、马融、郑玄都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为主。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号称‘郑学’﹐盛极一时。”（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四卷第11-12页） 所谓“今文”是指汉代流传的隶书字体﹐所谓“古文”是指秦代以前的字体。“今文经学是汉代儒家的一个学派﹐与古文经学相对。西汉初年﹐儒家经书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由一批学者讲解﹐形成一个学派﹐叫经学。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搜集书籍﹐‘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汉书‧景十三王传》）。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居﹐从墙壁中发现一批先秦古籍﹐也都是古文。西汉末刘子政提倡这些古文﹐形成经学的另一学派。後人把刘子政一派称‘经古文学’﹐与此相对﹐此前经学皆以今文经书为本﹐被称为‘经今文学’。後来两派又分别称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四卷﹐第14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今文经学认为‘五经’都是经过孔子改编的﹐孔子把自己的思想寓於‘五经’的字里行间。鲁国的史记﹐孔子将之改写成《春秋》﹐每一个字都有深刻内涵﹐都表明一种大义。这就是‘微言大义’。”（第14页）“今文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为汉代社会制订了一系列法则﹐这些法则都包含在‘五经’的文字中。今文家就是要从‘五经’中体会出孔子的意思﹐并推行於现实社会。”（同上﹐第15页） “今文经学为西汉政治服务﹐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立於学官。古文经学通小学、明训诂﹐作为学问、历史知识流传於民间。古文经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以儒家典籍为历史资料﹐与社会政治关系不大。他们研究典籍﹐是为了弄清本来面目﹐为了恢复周礼﹐不是为了变革社会。王莽当政时﹐提倡复古﹐曾一度将古文经学也立於学官﹐设置博士。古文经学认为儒家典籍只是记载历史事实﹐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史学家﹐并没有为汉代制订什麽社会活动大法则﹐也不认为经书中有什麽‘微言大义’。古文经学也不提倡天人感应﹐比较平实地理解经书的意思。”（同上﹐第16页） “从学术观点上看﹐今文经学派以《公羊传》为阐发其主要思想的经典﹐董仲舒是主要代表人物。”（阴法鲁等《中国文化史》第一册第242页）蒋庆《公羊学引论》说﹕“公羊学是我国儒家传统中具有独特性质的儒学﹐公羊学的这种独特性形成了公羊学特有的学术传统﹐使公羊学在性质上区别於其他的传统儒学。但是﹐长期以来﹐由於国人对公羊学存有偏见﹐缺乏如实的了解﹐再加上公羊学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现代人很隔膜﹐致使公羊学的性质含混不清﹐现代的中国人已□苣阎□拦□蜓□□挝□恕﹗备□荽耸樗□觯□湫灾示咛灞硐治□韵滤母龇矫妫?br> 1.“公羊学是区别於心性儒学的政治儒学”﹕它注重从制度的层面上的表述﹐“主张在制度中来完善人性”﹐其“实践目标不在成己成德而在改制立法”。 2.“公羊学是区别於政治化儒学的批判儒学”﹕它反对无原则地接受现存的制度﹐主张对现存制度要始终保持批判的态度﹐反对将君主制度绝对化、永恒化、神圣化。 3.“公羊学是区别於内圣儒学的外王儒学”﹕它不是把通过个人道德修养而成为圣人作为最终目标（内圣）﹐而是将此作为基础而进一步打通天地人的境界﹐通过政治社会的事功制度来成为王者。所以﹐公羊学家认为“孔子不但是圣﹐同时也是王。在公羊学看来﹐孔子作《春秋》是新王﹐孔子改制立法是後王﹐孔子继承文命是文王﹐孔子有圣德无圣位是素王。”其思维方式也不同於心性儒学﹐“如公羊学讲张三世﹐讲通三统﹐讲异内外﹐讲存三正﹐讲王道通三﹐讲文质再复﹐讲天人感应﹐讲王道霸道﹐讲实与文不与﹐讲春秋制﹐以天数副人体百骸﹐都是结构性思维方式。这种结构性的思维方式没有将世界拉入心性中来解释﹐而是相反﹐使心灵向世界开放。” 4.“公羊学是在黑暗时代提供希望的实践儒学。”它在春秋乱世给人以希望﹐这种希望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它把历史看作不断演化的、层递前进的﹐时代不同则与不同的制度相适应﹐所以﹐“《春秋》并非历史着作﹐而是孔子托事明义之书﹐《春秋》要托鲁十二世的历史来表达孔子王心所加之义﹐托孔子所传闻世为据乱世（《春秋》前五世﹐此时‘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後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托孔子所闻世为升平世（《春秋》中四世﹐此时道德还不高尚﹐只是从据乱世向更高理想太平世过度的阶段）﹐托孔子所见世为太平世（後三世﹐此是人类历史演进的最高阶段﹐人类道德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国﹐不再有文明落後的区别﹐天下一家﹐万国平等）。” 总起来说﹐古文学派重视对古籍的整理训释﹐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性不够﹐因此具有保守性﹐其後来越来越受到执政者的接受﹐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今文学派重视对孔子学说的整体把握﹐对现存制度不是无原则接受而是具有独立批判意识﹐因此往往表现为对现实制度的不满而要求改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才越来越不受执政者的欢迎﹐地位越来越低。 二、魏晋南北朝与唐代的经学 西汉的今文经学到了东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大讲灾异之说（认为灾异预示着人事的变化）﹐又因为东汉开国之君刘秀靠谶纬得天下﹐所以谶纬之说极为风行。所谓谶纬﹐就是假托天神、先圣之言﹐像猜谜一样“猜出”其中所预示的吉凶﹐实际上是借此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这样﹐使得今文经学神学化了﹐被扭曲了。“自曹魏以後﹐朝廷确立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儒家的经术对於读书人登上仕途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尤其是西晋以後﹐家世出身成为仕进的唯一依据﹐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样一来﹐汉代经学中的今、古文之争在政治上就更无意义了。西晋末年﹐今文经着作几乎全部散失﹐只有古文着作还有所保存。”“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由於社会长期处於动乱之中﹐悲观厌世思想在文人、士大夫中滋长﹐许多名士或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相夸耀﹐或以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他们把老庄的道家虚无思想同儒家的名教（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和礼仪制度）糅合在一起﹐宣扬名教本於自然和‘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这就是所谓‘贵无’的玄学。”（阴法鲁等《中国文化史》第一册﹐第245页） “三国时何晏、王弼祖述老庄﹐玄学兴起。王弼所注《周易》和何晏所注《论语》﹐摈除汉代象数及谶纬神学﹐会通儒道﹐以义理说经﹐经学由此一变。南北朝时﹐大抵玄学的经注流传於南方﹐东汉古学流传於北方。《北史‧儒林传序》云﹕‘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於毛公﹐《礼》则同宗於郑氏。’可见南北经学的不同是相对的。”（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四卷第12页） “就经学而言﹐南北朝时期也还有南学、北学之分。一般地说﹐北朝儒生比较多地保留东汉的学风﹐注重讲究儒学经义﹐受老庄思想影响较少﹐学风也比较朴实﹔而南朝则是更多地继承了魏晋的学风﹐用老庄虚无玄远的思想来改造儒家的经义比较突出﹐因此更注意文辞﹐学风比较虚浮。在经学史上﹐一般把这种玄学化的南方经学视为这时期的经学正统。”（阴法鲁《中国文化史》第一册﹐第246页）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兴起﹐对经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隋唐时期﹐佛道与经学形成了相互对峙、争雄的局面﹐迫使经学也不得不发生改变。再者﹐为了加强文化思想的专制统治﹐唐代执政者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改变以往那种经学多门、师法各异、章句繁杂的状况。在选举制度方面﹐唐朝确立了自愿报名、分科考试、择茤J〉目凭偃Ｅ孔龇ａＴ诳凭僦贫戎校□际跃□橐咽侵匾□哪谌荩□饩托枰□潦槿四苡型骋坏木□榭伪尽Ｎ□私饩錾鲜鑫侍猓□瞥□□□诟鞯毓惴荷柚醚□＃□17谷逖□□□掖罅空饔锰煜氯迨孔鱍□佟Ｓ氪送□保□□11固氐厝蚊□恍┬□□□□谀谕７职嗦种担□□实劢猜劬□濉２酪檎□问笔隆＃ㄒ醴□场吨泄□幕□贰返谝徊幔□?256页）“唐代南北朝统一﹐经学也归於一统。唐初命孔颖达等修《五经正义》。《五经正义》於永徽四年（653）诏颁天下﹐作为明经考试之用。《五经正义》保存了汉至南北朝的注疏章句之学﹐但对经义的创获不多。”（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四卷第12页） 三、宋明理学 “由於唐代读书人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而学习经书的﹐因此他们往往只是墨守正义的定论﹐不敢有所突破﹐不过﹐在唐朝中後期﹐也有些学者站出来努力改变这种停滞的状况﹐试图重振儒学。例如柳宗元就以‘天人不相预’（天并不能干预人的命运）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儒学中的‘天人感应’论﹐进一步清算了儒学中的神学迷信思想。韩癒也以其‘道统论’宣称要把孔孟之道继续传承下来﹐并且还要加以发扬光大。他通过贬斥佛、道来加强儒学的正统地位。……由於韩癒的提倡﹐孟子的地位大为提高﹐开始成为孔子儒学的正统继承人。使唐代的经学未能有较多的发展。”（阴法鲁等《中国文化史》第一册﹐第247页） 正是因为唐代墨守正义的定论﹐不敢有所突破﹐到了宋代﹐便有许多人起来反对、怀疑前贤。司马光《论风俗札子》云﹕“新进後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如勇於疑古的欧阳修撰《易童子问》﹐力主孔子惟作《彖》、《象》、《系辞》以下非孔子之作。陆游亦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疑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後﹐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於议经﹐况传注乎﹖”（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引──转引自《经学概论》第55页）形成了非常强大的疑古思潮﹐这种思潮导致了经学的极大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明清近代许多学者。可以说﹐宋代理学推翻了汉唐经学的旧权威﹐又树立了新的权威﹐这就是贯穿宋元明清的程朱理学。 “宋代理学兴起﹐二程、朱熹重儒家经典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朱熹认为学习《四书》比学习《五经》更重要﹐故以毕生精力研究注解《四书》。朱熹的《四书集注》历宋元明清﹐成为‘钦定’的开科取士经典﹐其地位超过《五经》。宋明以後以《四书》为主体的经学是经学发展的新阶段﹐成‘新经学’。新经学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不越於孔孟’而又出入佛老﹐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後期融摄三教的时代思潮。理学末流空谈心性﹐不切实际﹐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提出经世致用的主张﹐反对空谈﹐提倡通经致用。”（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四卷第12-13页） 四、清代经学 任何事物都是在其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就潜伏着衰败的先机﹐这就是物极必反﹔当鼎盛时期过去之後﹐它就开始成为“反动”的东西。宋明理学也是如此。因此﹐到了清代﹐经学又出现了复古的趋势﹐大力批判宋学。 为什麽清人对宋学进行攻击批判呢﹖一方面﹐“夫学术犹果实也﹐成熟则烂而落﹐而新生之机﹐亦於是焉茁。清初诸儒﹐正值宋明力学烂败之余而茁其新生﹐凡此皆其萌孽之可见者也。”（钱穆《国学概论》﹐第259页﹐商务印妢埠뀿1997年版）其次﹐“清代学术者﹐率盛夸其经学考证。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则然耳。若夫清初诸儒﹐虽以启考证之渐﹐其学术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经学考证限也。盖当其时﹐正值国家颠覆﹐中原陆沉﹐斯民涂炭﹐沦於夷狄﹐创巨痛深﹐莫可控诉。一时魁儒畸士﹐遗民逸老﹐抱故国之感﹐坚长遁之志﹐心思气力﹐无所放泄﹐乃一注於学问﹐以寄其守先待後之想。其精神意气﹐自与夫乾、嘉诸儒﹐优游於太平禄食之境者不同也。又况夫宋、明以来﹐相传六百年理学之空气﹐既以日浓日厚﹐使人呼吸沉浸於其中﹐而莫能解脱。而既病痛百出﹐罅漏日甚﹐正心诚意之辨﹐无救於国亡种沦之惨。则学者怵目惊心﹐又将何途之出﹐以为我安身立命之地﹐而期康斯民之实﹖此又当时诸儒一切己之问题也。”（钱穆《国学概论》第246页）其三﹐“程朱理学自宋代兴起以後﹐在封建意识形态领域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统治者把封建礼教所宣扬的三纲五常视为人们一切思想言行的准则。在元、明、清三朝的科举考试中﹐都明确规定必须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标准答案。读书人只能用死板的八股文来重复那些迂腐的说教。所谓‘代圣贤立言’就是不准恩们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因此﹐宋明理学在明、清时代﹐已经成为僵化、虚伪的教条了﹐完全是统治者扼杀人才的精神武器了。对於读书人来说﹐它不过是猎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罢了。”（阴法鲁等《中国文化史》第一册﹐第250-251页）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宋学是注重对儒家经典义理的阐发﹐在治学方法上以思辩为主﹐清人认为其空疏﹔所谓汉学是注重对文本与字句的考证﹐在治学方法上以考证为主。 “清代的经学﹐以复古为创新﹐其发展大体可分三阶段。（1）乾嘉经学以吴、皖两派为代表。吴派以惠栋为首﹐江声、余肖客、江藩等均属此派。此陪勤於搜讨﹐谨遵汉经师家法﹐探索古义﹐但少抉择。皖派以戴震为首﹐段玉裁、王念孙父子都属於此派﹐其後俞樾、孙诒让均承其流。此派博考贯通﹐探求经籍训诂文法规律而後论断﹐不主一家﹐对经典古籍的整理贡献颇大。（2）常州今文经学的兴起。18世纪中晚期﹐常州学者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等说经必宗西汉﹐解字必宗籀文﹐研究《春秋》以微言大义相矜尚﹐由东汉古学而上探西汉今文经学。其後陈立着《公羊义疏》、《白虎通疏证》﹐陈乔枞考释三家诗遗说。魏源、龚自珍以经术讥切时政﹐亦以今文为标帜﹐今文经学勃兴。（3）晚清的今文经学。鸦片战争以後﹐清朝国势日颓﹐民族危机日重﹐一些经学家依托孔子和儒家经典以改制。康有为着《新学伪经考》﹐斥古文诸经为刘歆伪造﹐其《孔子改制考》宣扬《公羊》改制之义﹐为‘变法维新’制造理论的和历史的依据。皮锡瑞和廖平是晚清今文经学的两位大师。皮锡瑞撰《王制笺》、《今文尚书考证》、《尚书大传疏证》、《驳五经异义疏证》﹐均详审缜密。皮氏进而注意经学概论及经学史之研究﹐着《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在经学研究上贡献颇大。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利用经学改制﹐不可能拯救中国的危亡。廖平的经学思想先後经历六次重大变化而不通﹐标志着经学的终结。”（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四卷第13页） 五、现当代经学 “明清之际﹐传教士受中国文化的感染﹐向欧洲提供了大量真实可信的中国文化信息﹐有力地刺激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开展﹐中国文化通过传教士的努力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由於统治者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能够以正常的心态对待中西文明﹐坚持取长补短的文化交流宗旨﹐充分利用西方来华的人才﹐大度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同时以不影响国家安全﹐不妨碍中国的国家嚏撕漶憔芧驉撕縤穸恒O□淌空□５拇□袒□□□怪泄□幕□ｕ□□瘴鞣轿幕□□竦眯碌慕□埂Ｈ裟艹□艘酝□□□ㄈ逖□谀诘闹泄□幕□亟□谋渥约阂延械男翁□吞逑担□哉感碌拿婷沧呦蛭蠢础﹗保ㄅ悠又鞅唷吨泄□逖□返谝痪恚□?315页）但是﹐这个进程後来却改变了方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清朝发展到末期﹐积弊丛生﹐已呈颓败之势﹐朝廷内部的政治变动频繁﹐政治文化政策的趋於保守、闭关锁国﹔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不再温文尔雅的进行文化交流﹐而是改为以殖民为目的的经济、文化侵略﹐并且列强相互勾结﹐以武力为之保驾护航。正在患病的中国文化怎能敌得过他们的蹂躏﹖所以﹐鸦片战争的失败是鸦片的胜利﹐是西方经济文化侵略的胜利。 辛亥革命之後﹐中国虽然政体有了改变﹐但是﹐文化并没有大的改变﹐当时有所谓守旧派﹐也有革新派﹐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革新派越来越占上风。一方面﹐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的爱国志士也有意向西方学习﹐所以﹐中国文化几乎成了被审判的对象。五四运动以後﹐中国学术界向两个方向转变﹕一个是重新认识、评价、改造中国文化﹐其改造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体的内部改造﹐这就是现代新儒学﹔一个是引进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来彻底改造中国文化﹐建立新的信仰。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强大﹐这两个方向中前者的中心後来转移到了港台地区﹐在大陆上﹐则采用了产生於西方却又与西方文化不尽相同的马克思主义。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地位﹐我们不得不矫枉过正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在建国後又搞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沿着五四运动以来的路子继续走了下去﹐以致於走过了头。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後才开始再次逐渐重视中国文化。 “按不同历史时期或阶段﹐可分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新儒学﹐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以及五四以来的现代新儒学。”（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四卷第38页）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後一种。“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众多﹐按其年龄辈份、学术着作及所产生的时代影响﹐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代与阶段。对此﹐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看法。一般认为﹐梁漱溟、张君[万+力]和熊十力为第一代中第一阶段（五四时期）的现代新儒家﹔冯友兰、贺麟和钱穆为第一代中第二阶段（抗战时期）的现代新儒家﹔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则是第二代的现代新儒家﹔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和杜维明为第三代即当代新儒家。”（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四卷第38页） 在大陆﹐“经学”已经完全消亡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把“六经”或“五经”当作经典﹐其地位後来虽然有所上升﹐但只是上升到了与诸子以及其他学术并列的地位﹐我们只是沿袭了“六经”的称呼。在研究方法上﹐也往往是用马克思主义来重新解读、评价六经﹐其宗旨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实际做法是把六经当做僵屍、古董来研究﹐几乎否定了其内在的生命力。这种情况﹐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才开始有所改变。我们现在所应当做的事情是﹐诊治六经几千年来积劳所致的疾病﹐使之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肌体﹐使之为人类、为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 -- 究竟而言﹐此例并非正体。 ※ 来源:‧水木社区 http://newsmth.net‧[FROM: 59.66.82.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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