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对生命的透彻理解不易，因而庄子又提醒世人「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而所谓的真人，由於「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因而能过而弗悔，当而不自 得；同时又是「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所以能「不知说 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悠然而往，悠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 ，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102 由於能参悟此正道，因此能理解「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 不得与，皆物之情也。」於是无论生或死、得与不得，均知是天之安排而不必多 所执着，又因为「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 ，乃所以善吾死也。」103 既然是劳我以生而息我以死，则死亡仅是让劳苦的生 命获得永远的安息，当然就无所悲，亦无所哀，因此居丧而不哀就是与化推移、 与道合一的悟道者所为。 庄子不止极力说明死之不足哀，并且还假借髑髅之夜中托梦：「死，无君於 上，无臣於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亦即由於置身在毫无生人之累的死亡世界，所以庄子大大推荐死之至乐。104 既 然死有至乐之福可享，则居丧亦无悲哀之理由；不过，这又是超乎常情之说法。 102 同注94，〈大宗师〉，其详参见页226-229。 103 同注94，〈大宗师〉，其详参见页241-242。 104 同注94，〈至乐〉，其详参见页617-619。 庄子基於对天道自然之理解，因而能彻悟死生仅是一变化而已，所以生不必 欣喜、死亦不必悲戚。在此生命信仰观念下，则任何形式的埋葬方式、居丧礼仪 都是多余的，儒家繁琐绵密的仪节自然在轻忽之列。庄子之说固是知者之言，不 过人间世中，真人难得，能悟真知者亦少，以致庄子对居丧埋葬之主张也都不可 能行之久远。 再其次，庄子的理想吊亡方式也很特别。由於死亡既已不必悲戚，则吊亡亦 不必哀之痛之：庄子藉由老聃死，秦失入吊却「三号而出」，於是假秦失之口而 说明人之天性所受、命之所限，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倘若感於物太深 ，无法澹然释怀死生之变，而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 」之情形，则是胶着於过去的一切，违背大化运行之理。由於遁天倍情，遂使情 感纠葛搅绕、性情已困，而伤身害性，实有刑戮之害，是所谓遁天之刑。因此庄 子主张吊亡者应该怀抱「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的胸襟，如此， 方可安时而处顺，使哀乐均不能入，达到解性命之倒悬以养生之地步。105 另外，庄子更藉子桑户死而未葬，孟子反、子琴张却外其形骸且临尸而歌， 致使子贡以为非礼，其後则抬出孔子自承固陋，而说明吊亡之方式有方内、方外 之别：「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 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县疣， 以死为决　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异物，托於同体；忘 其肝胆，遗其耳目；反覆终始，不知端倪；芒然旁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 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106 亦即游於方外者， 则不为教迹所拘限，且能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者为友，因而能对於气聚 而生不以为喜，气散而亡不以为悲，因而能常保清虚恬淡之特质，率性任真而合 於自然，而不强事节文而拘於世俗之礼。 在此种认知下，则孔子等儒家之徒游於方内，自然要牵累於俗，成为桎梏缠 身的「天之戮民」。然而庄子的「游於方外」，是否就可行於现实生活之中，则 不无商榷之余地，盖因拥有真知之真人难得，以致真能上体自然天道而超乎生死 者也相对地不易得，所以「不受制於方」的「悬解」之境，实难畅顺通行於一般 的人情社会之中；并且其所标榜的「游於方外」而不受俗礼拘限，在常人之性「 易放难收」之情况下，却足以使淫荡之人假「自然」之名而坏「名教」之实，因 此亦不适合推行於广大的群体社会中。 105 同注94，〈养生主〉，其详参见页127-128。 106 同注94，〈大宗师〉，其详参见页264-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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