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路上的星光少年 他叫林子岳，十五歲，國中三年級，個子瘦高，戴著一副永遠往下滑的眼鏡，總是低著頭，像是習慣了縮起肩膀對抗世界的重壓。 他出生在一個單親家庭，媽媽患有精神障礙，常年無法穩定工作，家中經濟全靠低收補助和偶爾接到的臨時工維生。 林子岳從不抱怨，他的筆記本總是密密麻麻寫滿補習筆記和心情抄錄，對他而言，知識是他能抓住的唯一出口。 陳卉庭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戶寄養家庭的飯桌前。 那天她探訪寄養孩子，剛好遇見子岳與寄養爸媽共進晚餐。他低頭扒飯，聽到她來自社福機構，抬起頭來朝她微笑，那是一種不好意思卻真誠的笑，就像深夜裡還願意亮著的街燈。 卉庭從他的案卷中得知，子岳在補習班靠著半工半讀的名額，努力追趕成績。他想考上公立高中，將來讀大學，賺錢讓媽媽過安穩的日子。 每次卉庭問他：「有沒有覺得很累？」他都靦腆笑笑：「我不怕苦，姐姐。」 他最大的夢想，是成為獸醫。 那天他偷偷跟卉庭說：「我想幫像我這樣流浪的小動物，也幫我媽。」 直到那一天。 那是一個補習後的晚上，已近十點，子岳背著破舊的書包，穿越一條人行道準備搭公車。 車來時，他被一輛違規右轉、酒駕的休旅車當場撞飛。 現場沒有剎車聲，只有他被拋到空中的書包，啪地摔在地上，筆記本散了一地。裡頭有一張他畫的畫，是他與媽媽在草地上野餐的模樣，上頭寫著：「以後我養妳，不讓妳再流浪。」 陳卉庭在凌晨三點趕到急診，遇到值班的，是汪予恩。 他們第一次在病房外哭得說不出話，是在那天。 「我試著搶救，但他……根本沒反應了。那孩子，心臟壓了快一個小時。」汪予恩的眼淚就這樣滑下來。 卉庭蹲在走廊角落，把那張野餐的畫緊緊握在手裡，哭得像失去自己家人。 接下來幾天，她無法工作。 直到她收到了子岳寄養爸媽的一封簡訊：「謝謝你一直陪他，他走得沒有遺憾。他說過，你是他最信任的大人。」 那天，她決定回去上班。 她重新寫下子岳的個案故事，在週會時念給所有人聽。 「我們不能停止悲傷，但也不能停止前進。」她說。 --- 二、那孩子的微笑像月亮一樣 陳卉庭第一次見到林子岳，是在秋天的某個週五下午，天氣轉涼，陽光卻難得地溫暖。 她到寄養家庭訪視其他個案，卻在飯桌旁多看了一眼這個坐在角落吃飯的瘦高男孩。 他低著頭扒飯，吃得很快，像是怕自己佔用太多資源，但又很有禮貌，不發出一點聲音。 寄養媽媽笑說：「他啊，來我們家才兩個禮拜，吃飯比誰都客氣，洗碗也搶著來。」 卉庭忍不住問：「你叫什麼名字？」 他抬起頭，有點靦腆地笑了：「林子岳。」 那個笑容讓卉庭停了一秒—— 那是一種安靜而謙卑的光，像是經歷過很多沉默的夜晚卻依然願意對世界微笑。 她回辦公室後，把子岳的資料調出來看。 父不詳，母親有重大精神病史，長期處於藥物治療與住院交替的狀態，家裡連基本的生活照顧都無法維持。 子岳從小在不同親戚與機構之間輾轉，十三歲時幾乎失聯，是街頭夜巡隊報案才找到。那時他在便利商店外幫人提塑膠袋換一個麵包。 那晚，卉庭抱著他的社工個案本，看著上面一行行資料，眼淚掉下來，一滴一滴落在桌上，像是小水坑。她忍不住想：「我真的適合做這份工作嗎？」 這不是第一次這樣懷疑自己。 從進入社工這一行以來，她的淚腺幾乎沒真正休息過。 她哭病童、哭家暴、哭被拋棄的老奶奶、哭自己無能為力的時候。 她曾被督導點名談話：「妳再這樣情緒這麼重，早晚會被掏空。妳要想清楚，社工不是陪哭的，是幫忙的。」 她知道他們沒錯。專業的社工需要距離感，需要穩定的情緒。但她就是做不到。 她甚至羨慕同事能在處理最殘忍的家暴案後，依然準時下班吃火鍋笑聊天，而她，回家卻還會夢見那些孩子的眼睛。 子岳卻讓她重新動搖了。 接下來的幾週，她開始主動探視這位孩子。會帶他去吃冰淇淋、聽他聊他最喜歡的書《動物大百科》，也在他沒錢補習時，替他申請了半補助名額。 她發現這孩子總是在拼命感謝別人——連坐上公車都會轉頭鞠躬感謝司機，去補習班會帶兩顆糖果給老師。 她有一次問他：「你為什麼對人這麼好？」 他說：「因為我知道，如果人家願意幫我，我就不能浪費。」 那天晚上，卉庭一個人走回社工中心，眼淚邊走邊掉。不是為了悲傷，而是為了感動。她從沒遇過一個孩子，在那麼貧乏的生命中，還能這麼努力地活得有光。 她寫下日誌：「我還是常常覺得自己不適合這行。可是我又想，如果有像子岳這樣的孩子存在，那我不做社工，誰來陪他呢？」 她終於開始學會，不是要讓自己變冷酷才能撐下去，而是要學會帶著淚繼續站著，因為總會有人需要她溫柔的堅持。 她沒想到的是，這份堅持，在某天深夜，會那麼劇烈地被撕裂。而那裂縫，會讓她與另一個同樣在哭的人，相遇。 三、汪予恩的眼淚 汪予恩第一次在手術房裡哭，是他實習醫師的最後一年。 那是一個七歲男童，車禍重創，全身多處骨折與內出血。他跟著主治醫師在急診室做搶救，從心肺復甦、插管、緊急輸血、臨時開刀，一整套流程下來，整整八個小時。當最後宣布急救無效時，所有人都累癱了。 而他，坐在病房外，眼淚一顆一顆掉下來，止都止不住。 學長拍拍他的肩膀，只說了一句：「這樣你會撐不久。」 他知道，那不是批評，而是前輩的擔憂。 汪予恩的眼淚來得比人快，從小就是。 他不是不堅強，只是太敏感。國小時，有同學被罵哭，他會偷偷躲到廁所也哭一場。 長大後，他把這種「共情能力」藏在白袍底下，包得嚴嚴實實，偶爾還要開玩笑讓自己看起來「像個男人」。 他是醫生世家，父親是名聲響亮的外科權威，冷靜、俐落、理性。母親是麻醉科主任，溫柔但果斷。 他從小聽慣這樣的話：「醫生要判斷，不是要情緒。」 但他無法完全照做。他常常在夜深人靜時想起那些救不回來的病人，有的名字他記不住，有的臉他卻永遠忘不了。 他曾問自己：「如果我哭，是不是就代表我不夠格？」 直到那個冬天，他救回了一個割腕的青少女。 她醒來時，第一句話問的是：「我還活著？太糟了。」 他握住她的手眼淚不禁掉下來：「沒錯，妳活下來了，並且還有很多人會為妳哭。」 那一刻，他看見那女孩的眼淚也滑落。 他們都沒說話，只是靜靜地對視，好像彼此理解了什麼。 後來那位女孩寫信給他，說：「謝謝你當時的眼淚，讓我知道我不是孤單的人。」 那一封信，他留到現在。 從那以後，他不再刻意壓抑眼淚。 他知道自己與其他醫生不同，他的眼淚不是軟弱，而是一種連結——讓病人、讓家屬、讓失控的情境裡有人能看見： 這裡還有人在「一起痛」。 他以為他已經接受了自己這樣的樣子。 直到他在那個深夜的急診室裡，看見陳卉庭蹲在牆角哭，那種無聲的崩潰，讓他忽然很想走過去，也一起崩潰一次。 那天之後，他開始主動找機會與卉庭合作。只要她負責的個案進了急診，他總是剛好在；只要她來訪視，他總是多留幾分鐘陪她聊。 他不知道這是不是喜歡。 他只知道，能跟另一個不怕哭的人一起，在這個太多傷口的世界裡，用眼淚撐起一點溫柔，他感覺自己終於不是那麼孤單。 --- 四、哭完之後，我們一起吃點熱的 那天是雨夜，急診室電話響個不停。 汪予恩剛結束一場手術，還沒來得及喝口水，就被護士叫去兒童急診：「有一位五歲男童，疑似嚴重家暴，社工那邊正在聯繫。」 男童叫小哲，只有五歲，剛被鄰居報警救出，身體多處瘀青、肋骨骨折，身上還有燙傷和舊傷。來急診時他沒有哭，只是靜靜地抱著一隻破掉的泰迪熊，看著天花板。 汪予恩低頭看他，蹲下問：「你會痛嗎？」 小哲沒說話，只輕輕地搖頭。 這時，一個濕透雨衣、臉色蒼白的人衝進急診室，是陳卉庭。她一見到小哲，什麼話都沒說，眼淚就先掉了下來。 她伸手輕輕摸摸小哲的手，手很冰，像一塊剛從冷藏庫裡拿出來的豆腐。小哲看了她一眼，還是不說話。但在下一秒，他小小的身體突然撲進她懷裡，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說：「我肚子餓……不要打我。」 那句話，讓她當場哭出聲來。 汪予恩當晚全程守在急診室，協助檢查、固定骨折，連夜安排社福報案與照會。他本應該像其他醫生一樣離開、交班，可他沒有，他留下來陪著卉庭。 清晨四點，兩人坐在醫院對面的小攤子，點了兩碗熱騰騰的鹹粥。手還沒端起來，卉庭又開始掉眼淚。 「你知道嗎？我問小哲，他最喜歡什麼，他說最喜歡學校午餐，因為熱。」 「熱的東西，是他感受活著的證明。」汪予恩淚眼盈眶輕聲說。 他們沒有太多言語，只是吃一口粥，哭一次，然後再吃。 眼淚一滴滴掉進碗裡，卻不苦，反而鹹得剛好。 那之後，小哲被轉介到中途之家，每週由卉庭負責追蹤。每次回診，汪予恩都會在。他們開始習慣一起面對這些孩子的苦：有人從信仰中失望、有人從家庭中逃亡、有人從年紀還沒懂「保護」時就被撕裂了人生。 有一次，卉庭在個案室崩潰，她說：「我真的不想再哭了。我好累，我都快要分不清這些孩子的故事，和我自己人生的界線了。」 他輕輕擁住她，第一次那麼近地抱住她。 他說：「那就哭，我陪妳。妳哭完了，我們去吃飯。吃完了，我們就再撐一天。」 從那天開始，「一起哭、一起吃、再一起撐」成了他們彼此的默契。 他們開始分享日常。無論是清晨急診的便當、深夜會議後的關東煮，甚至有次在便利商店坐在地板上啃飯糰，也笑著說：「今天沒哭太多喔，進步了耶。」 他們哭，但也開始微笑。 那種微笑不是快樂，而是心裡有一個人知道你正在痛，所以那份痛不會無人接住。 他們從彼此的眼淚裡，學會不再害怕軟弱。因為對方就在旁邊，一起掉眼淚，一起擦掉，一起走下去。 — 五、哭爆的那天，誰都不再堅強 林子岳的告別式辦在一個陰雨綿綿的清晨，時間定在早上十點，地點是社福中心旁的簡易追思堂。牆上掛著他最後一張生活照，是他在寄養家庭前院笑著澆花的樣子，笑容靦腆，陽光從葉子縫隙間灑落在他瘦瘦的臉頰上。 告別式沒有奏樂，也沒有宗教儀式，只有一場溫柔而破碎的哭泣會。 陳卉庭來得早，站在照片前一言不發，只是抿著嘴，一直握著那張曾經從子岳書包裡掉出來的畫——他和母親坐在草地上野餐，上面那句話寫著：「以後我養妳，不讓妳再流浪。」 她眼眶泛紅，但仍撐著沒哭。直到寄養爸爸扶著寄養媽媽走進來，一進門便痛哭失聲。 「他才開始叫我爸耶……才剛叫……」寄養爸爸像個迷失的孩子，抱著椅子腿哭倒在地。 接著，是子岳的生母，也來了。 她神情呆滯，頭髮凌亂，像剛從病房逃出來的樣子。醫護說她前一天剛從精神病房短暫假釋出院。她一眼看到子岳的照片就跪了下來，手狂抓自己的臉，大喊：「我沒機會了！我沒機會當他媽媽了！啊啊啊啊……」 她的哭聲像野獸，從腹部深處爆出，撕扯所有在場的人僅存的平靜。 那一刻，陳卉庭的眼淚終於決堤。 她抓著胸口，蹲在牆角，全身顫抖。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為了誰哭——是為了子岳？還是為了所有來不及、所有被錯過、所有再也回不來的愛？ 這時，一個中年男人走進追思堂。 他穿著黑色夾克，臉色灰白，手上提著一袋水果和一封信。他腳步沉重地走向靈前，放下供品，轉身看著眾人，忽然跪了下來，對著照片猛磕頭，額頭發出沉悶的「咚咚」聲。 「對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那晚喝了一杯酒……我……我是兩個孩子的爸爸啊……我怎麼會……怎麼會……」 那人，就是撞死林子岳的酒駕犯——李國雄，四十一歲，兩個女兒，一次加班後的聚餐，心存僥倖開車，只有一次，就奪走了別人一生努力的未來。 李國雄像是忘了場地、忘了身分、忘了後果，只是不停痛哭，跪地抽搐。 「我夢到他……我夢到他問我，叔叔，你為什麼那麼急？我……我回答不出來……我真的回答不出來啊……」 這時，寄養媽媽本能地衝上去，舉手想打他，卻在揮下去的那一刻，整個人軟了，抱著他一起蹲下來，邊哭邊喊：「你知道嗎？他每晚都寫功課寫到十一點……你知道嗎？他連一杯珍奶都捨不得買……」 那一刻，全場集體崩潰。 社工們、醫護們、寄養家庭、同學代表、甚至幾位記者也紅了眼眶——沒有一個人忍住，所有人哭到崩潰。 陳卉庭和汪予恩緊緊握著彼此的手，像抓著唯一不會倒塌的柱子。兩人都在流淚，淚水沾濕襯衫，打濕口罩，但他們沒有放開彼此。 這是一場眼淚的風暴。 那一天，沒有人在偽裝堅強；那一天，所有人都承認：「我們會痛，我們真的很痛。」 但就在這場哭聲如雷的終曲中，陽光，竟從烏雲後輕輕探出。 有人替子岳點了一炷香，有人默默捐了善款，有人開始著手推動「青春安全回家法案」，而有人——陳卉庭與汪予恩——在那天結束後，決定成立一個名字很簡單、卻含義深重的組織： 「我們一起哭基金會」——為所有失去與未能被及時挽回的生命，留下更多願意哭、願意陪伴的人。 — 六、哭，是因為還在愛 告別式後的第230天，陽光再度普照進台北。 陳卉庭與汪予恩，正式創立了「我們一起哭基金會」，這是一個專為失依、清寒、受創青少年提供生活、教育與心理支持的非營利組織。他們不讓任何一筆捐款被制度冷卻，也不讓任何一個故事只是存檔在社工系統裡。 基金會的第一筆資金，來自林子岳的案捐帳戶，來自寄養爸媽、醫院同仁、還有……李國雄的第一份悔罪金。 是的，撞死子岳的酒駕者，主動把自己名下的一輛車變賣，捐出賠償外的額外金額，只希望子岳的名字，能不只是「新聞上短短的一則悲劇」。 他還寫了一封信，留在基金會的紀錄牆上： 「子岳，我想你不會原諒我，但如果還有一點點可能，我希望你知道，我願意每天活著去記得你。」 ——李國雄，兩個孩子的父親，一個犯錯的人 卉庭和予恩並不為他辯解。他們只是選擇讓痛苦變得有用，讓眼淚成為推動改變的潮水。 基金會第一年，幫助了二十七位青少年。其中有一位少女，在寄養家庭中成績穩定、參加美術比賽獲獎；還有一位男孩，原本因受虐幾乎失語，後來重新學會說話，他第一句完整說出的話是：「謝謝。」 每幫助一位孩子，卉庭都會哭。而每次她哭，予恩就會拍拍她的背，笑說：「我們基金會標誌就是眼淚滴進一顆心，不哭就不像我們了。」 就這樣，一邊哭，一邊撐，他們一起走過一年、兩年。 直到有一天，汪予恩帶她去看了一處荒地，那裡是基金會準備設立「林子岳記憶學苑」的地方。他舉著圖紙、興奮地說明這裡要蓋教室、那裡要蓋食堂時，忽然停下來，看著陳卉庭，深吸一口氣，還沒開口，眼淚就先掉下來： 「卉庭，我們陪過那麼多孩子走過傷口，也一起哭過太多次了。我想這次，我，我想為我們自己開一扇窗。」 他從圖紙後拿出一枚戒指。 卉庭先是一怔，然後忍不住笑了，卻又馬上紅了眼眶。 「你怎麼連求婚也要讓我哭啊？」 他又哭又笑著擦掉她眼角的淚：「我求婚的時候不哭，那我還是我嗎？」 她點頭，笑中帶淚。 「那你哭完，我們一起吃點熱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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